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与青年学生谈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 次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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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就可以从大量论述当中清理出一个大家相对都能接受的事实。它是不是真是这样,也不敢说,只能说根据历史记载它是这样。某一个东西,能够猜想它的存在但是没有证据是不行的。就像断案,猜想这个人是罪犯,直觉告诉我们他就是罪犯,但如果没有证据,就得马上把他释放,反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就可以确认。从证据到事实,然后再还原。而历史解释则不是这样。秦始皇何时统一中国?不需要理论。但是要解释秦始皇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非得依靠某种理论不行。儒学为什么产生,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需要根据某种理论进行解释。像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大众,包括社会各阶层对历史学的需要。历史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这些需要。而没有理论,任何解释寸步难行,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宗教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在意大利这些地方,没有理论根本就不能解释。当然马克斯·韦伯有大量的发现,在这个区域之内,这些人的行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是这些共同的特征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仍需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需要理论作为依据,包括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大量例子都是这样。刚才举的都是一些类似的例子,如乾嘉学派为什么在清代会占主流地位?理学为什么在宋代产生?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又一次次地再分裂?北方或周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占领中原,最后又被汉族所同化?满族入侵中原时人数众多,但现在各少数民族中满族人数却不是最多的,为什么?都被中原汉人所同化了,为什么?这都需要解释,没有解释的历史学就站不起来。《历史是什么?》的作者卡尔说得很清楚,没有解释的事实就像一袋土豆,站不起来。土豆都是散的,只有解释能给各个土豆之间建立联系,然后土豆就变成一个柱子,它就站立起来了。你给它一个脊梁,它就成型了,一体化了,变成一个因果链条了。这个脊梁就是解释及其理论。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还没有很清晰、非常明确的一个概括,所以也不能给大家讲更多的东西,这第二个问题就给大家回答到这里,就是历史学为什么需要理论。

   前一阶段静下心来的时候我想了一个问题,史学界现在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很多都有史学理论背景,这很让人奇怪。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这也是根据之一。比如,陈春声当年跟我一起都是教育部一部史学概论教材的编撰者,赵世瑜也是我们史学概论教材的编撰者之一,李振宏也是这部教材的编者,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在老一代当中,像刘泽华先生,以及现在的刘泽华学派,搞政治思想史。而上海的姜义华先生,长期担任上海史学会的会长、上海社科联副主席。这几位学者都非常活跃,他们在学术界有代表性,不是偶然的。这些学者的成功告诉大家,治学不要一头扎在一个枯井里边,如此便再难掉头。深厚的理论素养,事实上会给你一个巨大的腾挪空间,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腾挪,希望大家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历史学科两个任务,一个是清理事实,二个是解释事实,如果不是在一种自觉的理论指导之下去解释事实,就只能是根据常识去解释事实,而且多半都是荒谬的常识、很糟糕的常识,没有解释的书是很少的。

  

   四、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所有的宏观研究、过程研究、结构研究、问题研究,一步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本身的质量高低。凡是回答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理论。

   让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理论的作用、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作用、理论作为概念工具的作用。近几十年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个模型,在1949年之后影响非常大。尽管现在“中国历史上有奴隶,但没有奴隶制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已被公认为事实,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仍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清理,特别是对先秦两汉魏晋社会的清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有一篇短文《“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一点思考》里面谈到,因为没有奴隶制,根本就不可能有奴隶制封建制的分期。所谓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是个假问题,但是它却获得了确确实实的、巨大的研究成果。奴隶制这个概念的引入,奴隶制与封建制何时分期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之下所投入的大量精力,它对学术史本身的推动,难以估量。先秦、秦汉社会为什么清理得如此透彻,就在于它是这场大辩论的中心。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解体过渡是这个大辩论的中心。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原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根本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个问题的提出基于一个论断,即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又基于另一个理论上的逻辑,就是五种生产方式是不可逃避的。这个理论是一环套一环的,所以尽管当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些东西,今天被认为是和资本主义无关,但却证明和商品经济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被严重低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突出经商天赋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经商天赋有多高呢,高到得由两千年的所谓封建王朝用重农抑商的国策来压制,才能压住。商业和市场到处带来不稳定,最稳定的是农业。要想保持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保持所谓的稳定,就要把商业压住,历代王朝都把重农抑商作为一个重要的国策。商人的地位很低,从汉代就开始,《史记》《汉书》中分得很清楚。我们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只是把重农抑商的政策稍稍地放松一点,中国人就立即遍布全世界。2006年去德国开会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每一辆公交车上都有中国人。我们40年来只是把重农抑商的政策稍稍地放宽松一点,中国的商业就如大鹏展翅一样腾飞。我经常打一个比方,中国的商业就像孙悟空一样,在唐僧发现他之前,被大山压住了,防止他蹦出来,邓小平就是把这个大山松动了一下,孙猴子就蹦出来了,这就是中国近40年经济起飞的秘密之一。

   如此发达的中国的工商业并不具备在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些性质,那些要素,它也不会自发地发展到那个社会去,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尽管这样,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仍然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西方学者,没有不承认“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对明清工商业、明清社会史研究所起的作用的。没有这个概念,就没有明清史今天的研究局面。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把欧洲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发现从印度一直到亚洲这一带是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社会,当然他是根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和报道。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普遍地缺乏土地私有制是东方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这个结论虽不适合于中国但却适合于印度,特别适合于俄罗斯,它的公社,我们说是农村公社的残余,而农村公社的残余早在春秋战国年间在中国就解体了。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特殊,包括中国社会,但是他又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概念,所以他只好用一个地域概念,叫“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东方生产方式,或者叫东方社会形态。大家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它本质上体现了对东方社会、对东方历史所走过的独特道路的尊重,它和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特色一脉相承。所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历史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的解释,为今天的中国特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个概念尽管是个地域概念,不是个性质概念,它不像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个性质概念。这纯粹是个地域概念,但仍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所起的作用。

   迄今为止,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可以说,没有《起源》就没有今天对中国上古史的透彻研究。“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概念,使得“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等历来被看作荒诞无稽之谈的材料得到解释,具有了意义。另外,石器时代、木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概念,及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等概念,使中国上古社会也变得可理解了。没有《起源》这部人类学著作,我们根本无法从上古神话传说中清理出一个“中国原始社会”来!理论的作用有多大,中国上古社会的研究中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外,费孝通先生提出一对概念,他说“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城市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分析城市和乡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工具、理论工具。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能够迅速把握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既然是陌生人社会,那么如何管理这些陌生人呢?法治的问题就出来了,制度的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是熟人社会,基于互相信任,道德伦理的问题就出来了。城乡社会当然还有更多的差异,但是这两个概念足以使你把这两个社会看得清清楚楚,从而得出其他奠基于其上的、符合逻辑的推论。建议大家有空看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非常有用,不但能解释我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而且会给其他学科带来启发。

   另外像陈寅恪先生,他和其他那些单纯整理材料的人完全不同,是一个富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治学有一套观念工具,是别人不具备的。家族、门第、文化、婚姻是他治学的四大工具。他解释唐代社会、魏晋南北朝社会游刃有余,原因就在于,一般认为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就已带有所谓的近代社会的萌芽,唐代社会是古典社会的终结。为什么唐宋转型在日本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唐宋之间确实存在社会上的巨大差异。世家大族与唐王朝一同覆灭,中国社会真正进入农耕社会、士大夫社会是从宋代才开始的。研究一个在古典社会时期的中国社会,家族、门第、文化、婚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在做社会分析的时候,他的工具叫阶级,奴隶主阶级、贵族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是用阶级概念,陈寅恪先生更多地是用家族、门第、婚姻来谈,他论唐代历史的几篇论文,论武李韦杨、论韩愈等都是如此。所以陈寅恪先生得出了很多结论,如贵族与庶族的差别不在于门第而在于文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差异不在于种族、不在于血缘而在于文化。陈寅恪先生将这些概念使用得游刃有余,而这些概念恰好是今天很多人都愿意用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解释起来给人一种新鲜感。因为长期在阶级论这个背景之下,在阶级斗争这个模式之下,在两大阶级对抗的这样一个模式之下,突然用文化来解释,用婚姻来解释,用门第的高低来解释,用贵族和庶族来解释,用不同的婚姻集团、通婚集团这样来解释,当然会给人一种很别致的感觉。“史界二陈”——陈垣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各自的治学特点很典型,陈垣先生一般不使用概念,只是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面使用了一点带理论色彩的东西,其他方面陈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陈寅恪先生在1949年之前被西方汉学界捧为第一人,但那只能是在西方汉学界。从实际的那些研究业绩来讲,陈垣先生可能比陈寅恪先生更丰厚一点,但是从声望上来看,特别是从“文革”结束之后的声望上来看,陈垣先生地位不断下降,陈寅恪先生不断上升。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陈寅恪先生可以属于现代史学家的行列,而严格地讲,陈垣先生则是乾嘉汉学的余脉,他很少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基本上不使用理论工具。陈寅恪先生读过很多东西,据陈先生自述,他在德国留学时,看过原版的《资本论》,所以说理论概念的引用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如果记住家族、门第、文化、婚姻,再看陈寅恪先生那些东西,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阶级论相比较起来,别有洞天。原因在于,在不同的理论概念之下,事物往往会呈现不同的侧面,尽管陈寅恪在使用婚姻、门第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一定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论的某些成分,但是他不用这个概念来表述,而是用更多带有文化色彩的工具来解剖。这些问题都会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

另外一个例子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简称“层累说”。“疑古”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倾向,一个立场。真正带有概念、工具作用的是“层累说”,认为古史是叠加起来的。从最初的传说,到不同的文本,到不断变动的文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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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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