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与青年学生谈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 次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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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这本书非常典型,尽管他一句话不引马克思。很多西方著名思想家,处处以马克思为靶子,到现在也是如此。

   理论,它带有某种抽象性、宏观性、全局性。只是具体的说明,那不是什么大的理论。当然理论还有很多,有长程理论、中观理论,下文可能还要涉及。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理论,理论也可能是观察历史或者是研究历史解释的一个特殊的视角,理论有多种,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取向。每一种理论取向或者每一种理论本身,它只是在提示研究者从哪里入手来追求答案和进行说明。如同上面所说,马克斯·韦伯是从精神入手、从宗教差异入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儒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缺了很多中介环节,不能直接衔接,所以他谈儒教、道教。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中心就是在谈这个问题。他说整个中国没有这种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土壤。每一种理论都是这样,从某一个角度提示研究者从哪里入手来提供对历史的解释。

   理论本身没办法直观,所有的理论都不能证实,包括唯物史观,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假设。理论无法直观,无法观察,无法实验,特别是社会科学,所有的理论最后都不能称为是真理,它被推翻的可能性比它被证实的可能性更大。

   人们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不能过分依赖某一个理论。因为过分依赖某一个理论会遮蔽对其他可能性的发现。我提出的史料派和史观派、新史学和新汉学等概念和术语,大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要过分依赖。过分依赖新史学的那些看法,有些该看到的东西可能会看不到,很多东西会被遮蔽。大家一定要警惕,一种理论只是研究入手之处,而不是得出结论之处,你不是要证实它。包括我自己,看到学生写的论文,如果把新史学、新汉学当作模型到处套用,我并不从内心里喜欢。但是我希望他从这个角度入手,当作最初的预设,尽可能得出一些新的东西,若能修正我的看法、我的概念,最好。

   千万不能过分依赖某种概念、某种理论,我们以往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就是过分依赖,排斥其他东西。应当避免把某种概念、某种理论形态、某种理论学说绝对真理化。理论很重要,没有理论我们无法从事历史研究,但是理论也有害,它是一把双刃剑,但只要谨慎使用,理论给你治学提供的帮助要远远大于其他东西。

   为了透彻说明什么是理论,下面我从理论与思想关系的角度再作申述。

   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理论?原《史学理论》主编陈启能先生曾在一个场合说,“王学典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从来不说王学典是个有理论的人。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理论和思想二者是个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在我看来,所谓思想,通常是指个人独自思考所获得的东西,或者是带有独特的个人色彩的、个体性质的一种特别的思考,带有个性色彩的一个独立的、别人无法重复的这样一种思考。某个人有没有思想,就是某个人有没有独自思考所获得的一些东西。

   理论与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按照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梳、考虑,理论与思想的关系在于:理论是思想的高级形式、一个更高的抽象形式,或者是思想的形式化、外壳化。当我们说某一种思想是理论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超出普通独立思考,最后被凝固为、形式化为某种教条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所有的理论都带有某种教条的属性,唯物史观也不例外。理论总是带有某种教条的性质、带有某种模型的特质。凡是理论都是模型,一种理论就是一种模型。而思想是一个非凝固的东西,我们随时随地都会产生思想。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理论是可以分享的,思想是无法分享的。我们大家可以在某一种共同的理论指导之下来从事研究,包括唯物史观,但是思想是无法同步分享的,因为它带有独特的、非常强烈的个体性质。

   同时,所有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最初都是思想,或者说理论的内核就是思想。马克思的很多东西,在他那个时代,在他那个理论产生的过程之初,是作为他个人思想的东西。它最后被凝固化、形式化、外壳化、模型化、教条化,就变成了一种理论。我认为所有理论,最初的来源都是思想,而所有深刻而系统的思想或者说能够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理论化、教条化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

   说这个学者是个思想型的学者,就是指这个学者一定是带有独特思考习惯的学者。一篇论文,拿来一看,如果基本上是现代的“八股文”,就知道这个人没有思考。这样的文章占多数,包括《文史哲》杂志上的文章。《文史哲》杂志审稿尽管各方面都非常地严格,但敢说有思想、或者说能反映作者在思考上花了多少功夫的稿件很少。作者能够做到观点上的自洽,逻辑很完整,能够把问题说明,并且有问题意识,也就够了。

   理论的东西为什么难写,因为从材料的角度进到思想的角度,必须把材料内化,不能跟着材料走,要抽象出很多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本身有逻辑,从陈述问题到解决问题到论据的支撑都是这样。我关于山东大学文科兴衰的那篇文章《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就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的产物,在这篇文章中我连一条材料都没列,也不需要列材料,你到档案馆里泡3年也泡不出来,那些东西都不是从材料当中自动提出的东西,但是你要是说我那个东西没有根据,那大家谁都不会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它符合大家大量的经验观察,且带有个体性质的思想。思想无法分享,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你同步分享你的思考,除了你自己之外。而且可以这样说,你不思考,别人就思考不到你这个程度。这个问题你要不去研究,学术界可能就没有这种成果。从民主思维的角度,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思考,为什么要百家争鸣,要思想言论自由,特别是要保护思想自由,就是因为所有的思考都带有独特性质,所有的思考都要挑战、不承认现成的东西,而所有思想都会对这个社会有益。

   我上课时总是强调,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时刻装着问题,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这个问题慢慢就浮现到你的脑际,你要寻求答案。有次到国外出差,一到泰国我就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像泰国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发展程度很低,却顺利地接受了现代化的那一套制度安排,没经大的波折,没有大的反抗,就转过来了?百思不得其解。到了新加坡一看也是这样。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最近才得出一个非常大的结论。我认为这个结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是一个稍微大一些的一个看法。我最后想清楚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和我们所在的国家一个最深刻的联系是财产的联系,我有土地我有厂房,我有在宪法上被保护的别人不能侵犯的东西。假如我没有土地也没有厂房,没有属于我的住房和其他财产,那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非常薄弱,就像个浮萍一样,我到哪里去无所谓。这为什么和泰国这些国家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资本主义这些观念有关系呢?中国之外的所有民族和地区的人,私有观念都是非常强大的,谁都不能侵犯,皇帝也不能进我的家。这个私有是千百年来植根于人的本性的一种东西,而自由主义比以往所有的思想更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所以它很顺利地使许多国家和地区接受了它。自由主义相信自然自发演化的秩序,认为从自然状态到所谓的自由主义这个状态,本身是演化的,不是人为干预的。

   脑子一定要装着很多问题,只要思考一定会有收获,这些小的想法多了,会沉积到你的论文当中。当别人看到你的论文时,你思想的火花会照亮另一个人,他会沿着你的思维去继续下去。现在的硕士论文包括博士论文当中,有思想的论文属凤毛麟角,大家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那么概念是什么?思想首先发展为理论,然后再到概念。概念是对某种理论更高一级的抽象。如果能把一个大理论抽象、醇化、提炼为一个概念,贡献可能会更大。思想、理论、概念,带有阶梯性,尽管属于同一范畴,但概念更抽象。思想、理论、主义,是逐步升华的,比如马克思主义,是由消灭私有制等思想理论抽象转化而来。

   这个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点,什么是理论,理论和思想之间的差异、理论和概念之间的差异,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我认为思想可以随时随地地产生,但是理论不能,所有的理论都带有教条的属性,所有的理论都是模型。经济学特别强调理论模型,唯物史观是一种模型,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一种模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一种模型。模型很容易把你引导到某种研究领域去,但是最终一定要走出模型。

  

   三、历史学需要理论的根据

  

   历史学为什么需要理论?因为历史需要解释。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学家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发现事实,二个是解释事实。中外所有的史学家全部都承认,发现事实和解释事实都是历史学家的本分。包括大史学家兰克,他也解释事实,只是说他的事实是经过批评、审查过的事实。他和其他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审查有他特殊的程序。而关键在于,任何解释都需要理论作为依据,没有理论依据的解释是不可能的。这个依据要么是明确的,要么是常识,而要害在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是根据流行的常识来解释。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解释上没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体系,和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传统有很大差异,大家看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西方在这一点上比较明确,比较自觉。

   所以说,历史需要解释,而解释需要理论,这就是历史学需要理论的全部根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需要理论。考订史实,在大量记载中清理一个事实,从矛盾的陈述当中,勘探历史的真相,可能不需要理论。当你面对确认单个事实的时候不需要理论你照样能做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乾嘉学派没有理论、排斥理论,但照样能做出很大业绩来的原因。清理文献、清理事实、考订文献、考订版本,需要经验,不需要理论。我在《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你面对“过程”的时候,当你面对“结构”的时候,必须需要理论。因为所谓过程和结构,是众多事实之间的联系,如何确认这些联系,必须依靠理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地描述过去,但是准确地描述过去并不是对历史学的最终要求。对过去事实的准确描述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但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任务。历史学的终极任务是必须对过去做出解释,而解释需要理论。需要强调的是,某些事实的发现仍然必须依赖理论。

   我曾命陈峰写过一篇文章,《唯物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铁器研究》,刊登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我说铁器的发现是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但是铁器在乾嘉学派笔下只是一种器物或文物,放在金石学范畴之内,他们并没有从中发现什么。对铁器的作用、铁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性作用的认识,只有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之下才能获得。所以,20世纪如果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理论的传入,我们就不能发现铁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能解释春秋战国年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动。所以说没有理论,某些事实很难被发现。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理论,没有生产力的概念,根本不能发现铁器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如此重大的作用。由铁器的发现你会看到工具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水推磨所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磨所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它充分说明某种工具、技术在历史上的作用。技术发现,然后电的发现、能源的发现,这些事实的发现如果没有生产力这一套理论支撑是很困难的。手机的发明、计算机的发明、电脑的发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作用不可估量。机器人棋手把人类都打败了。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技术对社会面貌的改变、对生活方式的塑造,可以推想当年铁器的出现所起的作用。春秋战国年间发生的最重大的变革,就是铁器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来不能开垦的土地能开垦了。古史分期之类问题的辩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所以某些关键事实的发现离不开理论,尽管大量事实的发现可以不要理论。比如墨子的生年和卒年,根据文献做,文献没有,没办法做,文献有大量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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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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