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涛 唐永亮:试析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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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涛   唐永亮  
也是战后美国“原子弹外交”的一部分。第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日本共产党在1955年第六次全国协议会(简称“六全协”)后,放弃极左冒险主义,主张团结所有势力的广泛主义。日本共产党的神山茂夫在《和平运动的理论》中指出,和平运动已经成为没有范围的广泛“协商”运动,为了将人们从核武器的威胁中解放出来,反核运动可以团结军国主义者和好战主义者。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虽然在短期内使反核运动获得蓬勃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只会加剧反核运动的内部分化与衰落。第三,提倡新的运动方式。国际上一旦出现核试验国,以诺贝尔奖获奖者为首的国际著名人士就会发表反对声明,外交部长会给该国大使递交抗议书,政党和学生代表也会前往该国大使馆抗议,但是核试验国都会做好应对措施。在全世界倡导反核的现在,不管是署名、发表声明,还是抗议,仅仅依靠国际舆论难以阻止核试验。因此,大众有必要独自找出阻止核试验的新的运动方式。清水在思考新的运动方式时,相当推崇激进主义斗争,极力称赞开高健6提出的全体日本人通过绝食静坐来反对苏联核试验的方案。

   (四)护宪运动

   虽然《日本国宪法》是战后日本民主与和平思想的基本文书,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要求日本再军备,成为日本国内修宪派抬头的重要原因。[19]”岸信介上台执政后,比起吉田茂的“渐近式再军备”,更加主张通过修宪实现“堂堂正正再军备”。为实现修宪和再军备目标,岸内阁在1957年成立“宪法调查会”。

   面对逐渐高涨的修宪运动,左翼政党、组织和学者纷纷开展护宪运动。1954年,左右两派社会党、劳农党、“总评”等144个组织和团体成立护宪联合,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在野党始终占据国会的1/3议席,对护宪运动的胜利发挥着实质性作用。1958年,以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为首的约50名学者成立“宪法问题研究会”,通过宪法研究和启蒙活动的方式参加护宪运动。

   清水积极地参加护宪运动,其和平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和平主义宪法观。“虽然大内兵卫和丸山真男等“宪法问题研究会”成员认为宪法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护宪运动关系到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方向,但是清水认为宪法是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成果和保障,护宪运动只是和平运动的一种形式。[20]”随着1950年媾和问题的出现,“一直以来抽象的和平问题,瞬间变成具体的问题。[21]”从理论上来讲,只有全面媾和才符合《日本国宪法》的和平理念,但是从单独媾和开始,日本政府就走上了违宪的道路。签署“安保条约”违背宪法的和平理念、加入资本主义阵营违背中立原则、建立武装力量违背宪法第九条。随着政府违宪行为的日益增加,民众以反权力的姿态,拥护曾经在日美权力支持下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因此,拥护宪法就是拥护和平主义,护宪运动就是全面媾和运动的延续。第二,反对修改“安保条约”。“安保条约”与《日本国宪法》是表里两面的关系,现行的“安保条约”已经无视《日本国宪法》的和平理念,岸内阁为实现条约平等化和扩大国际影响力而修改条约,只会加剧《日本国宪法》的消亡。如果成功修改条约,那么“‘宪法问题研究会’最关心的《日本国宪法》将失去生命。[22]”因此,清水主张“宪法问题研究会”应“将街头请愿作为首要的护宪运动方针。[23]”护宪运动只有坚决反对修改“安保条约”,才能挽救《日本国宪法》的生命。

   (五)安保斗争

   除岸内阁希望修改“安保条约”外,美国也希望通过修改该条约来减少日本国内反对美军军事基地的运动。新安保条约没有回应日本国民希望中立和废除驻日美军基地的诉求,所以在左派组织“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的领导下,日本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对修改“安保条约”运动。清水通过反对军事基地运动,很早就关注到安保问题,他“在1959年,同时参加安保问题研究会、安保批判会、和平问题恳谈会、国际问题谈话会等主要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组织。[24]”经过战后各种和平运动,清水终于迎来战后和平运动最高峰的1960年安保斗争。

   清水在安保斗争时期的和平思想,主要归纳为两点内容。第一,反对民主的广泛主义。“之所以对‘拥护民主主义’感到生气,是因为刚脱离和平的广泛主义,又陷入民主的广泛主义。[25]”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范围可以扩展到安保斗争范围的数千倍、数万倍、甚至数十万倍。政府即使对民主主义的定义和解释有所不同,也不会反对民主主义。昨天的敌人成为今天的朋友,在一举扩大范围的同时,也变得没有敌人。如果没有明确的敌人,就没有斗争的必要。第二,倡导激进斗争。首先,他支持劳动者和学生的示威游行。全学联主流派在乱入国会事件7和羽田机场事件8中的激进行为,使“国民会议”诸组织将全学联主流派批判为“极左激进主义者”。清水发表《对诸组织的要求》,反对“国民会议”对全学联主流派的批判,认为羽田机场事件成功吸引到大众对政治的关心,这是举行百场大型演讲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其次,主张激进的民主主义斗争。清水接受吉野源三郎的提议,将参加安保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意见以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发表《正是现在向国会进发——请愿的劝告》,呼吁国民手持请愿书前往国会请愿。一千万人即使花费几天时间,也要逐个进入国会,亲手将请愿书递交众参两院议长。这将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清水虽然没有主张直接使用暴力,但是呼吁国民行使宪法保障权利的做法,无疑是激进的民主主义斗争的一部分。[26]”

   清水认为1960年安保斗争是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总决算,支持安保斗争的力量主要有两种:“第一,基于战前、战中、战后经验的民族主义。大多数日本国民共同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以及战败后的贫穷和不安。为了防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他们毅然参加安保斗争。第二,国民生活的贫穷。许多劳动者虽然参加安保斗争,但是更关心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政治要求如何与加薪的经济要求联系起来。[27]”随着1960年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支持安保斗争的两种力量逐渐消失,“和平运动也宣告结束。[28]”

  

   三、清水几太郎战后和平思想的转变及原因

  

   日本提出“新的战后”9问题。安保斗争后,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发展。经济的成功使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涌动,出现了谋求政治大国的动向;美苏军事实力的变化,为了保卫日本和防御苏联,日本国内要求修宪和再军备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脱离和平运动的清水,通过总结和平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开始朝着以怀疑社会主义为明显特征的保守思想转变。

   安保斗争后清水的思想和行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批判日本马克思主义。清水认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宣扬的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已经过时,呼吁建立新的历史观。第二,批判战后10。清水通过再评价《治安维持法》、天皇制和《日本国宪法》,提出一种不同于战后初期民主主义者的见解,肯定和认同战前政治的合理性。清水认为,日本制定《治安维持法》,是面对共产主义势力“以结社对抗国家”行为的自卫手段;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稳定战后日本社会的各要素;美国制定《日本国宪法》,“是为了彻底弱化日本。[29]”第三,主张再军备与核武装。1970年代后,随着核武器重要性的凸显、苏攻美守、日本经济的成功,清水主张日本应加大国防开支,建立与经济实力相符的军事力量。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日本的国际政治实力也会得到提升,只有同时具备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日本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

   对于清水思想的转向,除了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对学者的高压和分化瓦解政策之外,清水本身思想内在的“缺陷”也为后来学者所批判。有些学者经过研究指出,清水思想具有一贯性的特征。鹤见俊辅在《翼赞运动的学问论——杉靖三郎·清水几太郎·大熊信行》(1960年)中指出,清水在战争中就曾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支持“翼赞体制”。其认为清水在二战中向翼赞运动的妥协,“表面上是教权力者如何有效地行使权力,实际上是教权力的反对者如何有效地深入权力的缝隙”,并且称其为“完全的伪装转向者”和“不完全的翼赞运动家”。天野惠一在《危机的空想家——清水几太郎批判》(1979年)中对清水的批判更为彻底,认为清水既不是抵抗者,也不是伪装转向者,而是法西斯主义者。林健太郎在《竹山道雄和清水几太郎》(1964年)中指出,战后初期的清水是处于“脱离期”,安保斗争后清水的“变节”乃是“荡儿的回归”。小熊英二在《清水几太郎——一位战后知识分子的轨迹》(2003年)一书中认为,和“民主”“爱国”的丸山真男、大塚久雄、鹤见俊辅等战后知识分子不同,清水是“没有固定思想的人物”。福田恒存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试论清水几太郎》(1980年)中对清水思想转向的分析更为深刻。他认为清水在马克思主义、孔德理念、实用主义之间来回奔走,欠缺“对良心的忠诚心”,难以保持思想主张的一致性,从而导致人格的崩坏。田中五郎在《一位思想家走过的路——清水几太郎思想的变迁》(2002年)中将清水思想的原点概括为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视域下,思想若要继续保持对现实的有效性,就要根据形势加以改变。

  

   四、清水几太郎战后和平思想的特征及影响

  

   虽然清水在安保斗争后思想逐渐保守化,但其和平思想依然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从学理上客观地加以把握。

   (一)清水几太郎和平思想的主要特征

   1. 实用主义

   清水的思想原点是实用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重视“经验”11。重视“经验”既是清水思想和行动的主要特征,也是1970年代后清水思想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作为‘经验’基础的客观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由‘经验’形成的思想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思想只有不断变化,才能继续为现实提供有效对策。[30]”

   清水曾明言,“因为我本来就是以实用主义为信条,所以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必须以一元论进行说明才会安心,必须系统完善才会满足的心理。不管由来是什么,只要是对解决眼前问题有用的工具,不管是什么观念都会借来使用。[31]”与鹤见俊辅“依据行动或结果来考察思想意义[32]”的实用主义不同,清水的实用主义更倾向于现实可塑性,即现实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塑造的。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只要是符合现实需要的思想,清水都会借来使用。实用主义虽然使清水一直处在战后论坛的前沿,但是也出现了无原则地迎合时局的问题。战后初期,清水积极宣传和平思想,被誉为和平运动的舆论领袖;1970年代后,随着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清水从热心宣传和平主义的进步思想家转变为鼓吹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33],被福田恒存批判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恶例。[34]”

   2. 反对广泛主义

   基于实用主义的清水,对广泛主义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从“和平问题谈话会”时的怀疑,到“内滩斗争”时的支持,再到反核运动时的反对,“反对广泛主义最终成为安保斗争时期清水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内核。[35]”

作为斗争手段的广泛主义,联合的势力太少,会显得力量不足;联合势力过多,又显得力量过剩。清水认为,在和平运动中,包括军国主义者和好战主义者在内的广泛主义,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这种担忧,那么就可能抛弃最初的运动目标,将扩展运动范围当成新运动目标。[36]”日共“六全协”后,在和平运动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极端的广泛主义。不管是为扩大砂川斗争范围而联合砂川的反对派和条件派12,还是为扩大反核运动范围而团结军国主义者与好战主义者。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是建立在牺牲运动原则的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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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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