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从费孝通《江村经济》谈知识生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21-01-14 23: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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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  
因为这里主观成分较多,一离实地就不免‘走样’了”17。

   正是在这种方法论认识的基础上,杨庆堃去到山东邹平,林耀华去到福建义序,廖泰初去到山东汶上,李有义去到山西,郑安仑去到金门,费孝通先生与夫人王同惠去到广西大瑶山。最初,费孝通们的社会研究首先是抓住“人、地、文三角的结构”,再采用区位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但随着“到实地去”工作的开展,其研究从抽象的“社会”走入具体的“社区”,他们发现原有的方法“不够了”,便逐渐转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分析整个社区的结构和活动18。

   在这一“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中,派克、拉德克里夫-布朗(A.R.Brown)、史禄国(S.M.Shirokogorov)都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者研究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这一主张的有力支持者。《江村经济》正是在这种鼓励、引导下,通过之前对各种方法论的摸索与实践,逐渐形成的、具有较为完善系统的“实地研究”的成果,同时,也为了解中国江南乡村社会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知识。

   对《江村经济》,即便是反对从微小社区入手研究文明民族的利奇(E.Leach),也充分肯定这是一部功能主义的著作。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人类学功能主义认为,人文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而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以及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功能关系,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存在都是以其他组成部分的存在为前提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与其相关的其他组成部分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而这种功能关系是“抽象的、普遍性的、没有时间性的”,因而我们“可以得到一般的原则”19。所以,当费孝通深入“江村”进行调查时,便以功能理论为指导,去探寻传统中国乡村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相互依存、周而复始地再生产着的。继而,再探究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系统在面对西方工业力量冲击时,出现了什么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危机,中国乡村自主性的回应是怎样的。《江村经济》的知识生产正是遵循这样的功能主义的原则来推进的。

   尽管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他“并没有把社会各方面的功能全面顾及”20,但仍是从整体出发有侧重地叙述了“江村”这一社区的经济生活,即“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对于中国乡村经济生活的再生产,费孝通先生不仅关注其经济领域的再生产,更关心其社会组织的运作。因此,《江村经济》首先介绍和分析的就是家庭、亲属、邻里这些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构成及其日常运作的方式,然后描述分析了依托于这些社会组织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在介绍和分析经济领域的运作时,他分别就职业分化、劳作时间的安排、农田耕作的方式,以及养殖、商业等副业的经营方式,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之后又对维系经济生活的资金运作情况也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中国乡村,无论是社会组织系统还是经济生产系统,都是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中国乡村生活就是在这些系统的相互依托、相互推动中“周而复始”地生存、维系着的。资金是乡村系统运作的“润滑剂”,来自系统外的西方工业力量给原有的乡村生活带来的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

   通过对“江村”社区“农户家庭再生产”的系统考察,费孝通先生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所在,也提供了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最基础的知识21:

   1.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体现为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也就是说,中国农民仅仅依靠农业生产是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在农业生产之外还需要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等副业做必要的补充。在“江村”这一江南水乡,养蚕、缫丝对于农民家庭而言便是最重要的副业。

   2.随着现代缫丝业的引入,原来相对封闭的中国乡村不同程度地被带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这不仅引发了其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带动了其社会生活的变迁,触动了其亲属关系的微妙变化。这些外来的先进技术最终也成为一股推动原有社会系统变革的力量。

   3.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状态,即“人民的饥饿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生存性危机,直接的原因就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等副业的崩溃,而造成这种崩溃的原因正是西方强劲的工业扩张,致使中国落后粗糙的传统家庭手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

   4.相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大多关注中国如何才能转变成现代文明国家,如何才能走上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工业化道路,费孝通先生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危机。他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是迫在眉睫的、亟须面对的问题。虽然土地改革可以“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但还难以看到“完成了的永久性的土地改革”;虽然发展工业是中国社会的未来方向,但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十分必要有一个“过渡”阶段,以解决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引入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恢复和发展新型的乡村工业,使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5.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再组织”(social reorganization)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一个符合现代工业运作的组织系统。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一“社会再组织”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大资本垄断的道路,通过“江村”实验,他看到一种希望,即结合中国社会原有的“互助”“信贷”传统,将外来的工业组织建立在农民自愿“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从而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使资源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三、知识生产与学术共同体

   在这一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没有像同时代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样,以“启蒙者”的姿态去分析和阐释普罗大众的生活,代替其发声。而是遵循“从实求知”的原则,到实地中去调查,去观察农民自己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同时,“他个人也通过学术实践潜移默化地从思想感情上逐渐浸染进去”22,并以农民的视角为其立言。所以,他的知识生产实践是依托于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源自对农民如何应对西方工业冲击、如何做出策略性选择的实地观察。他认为,这种来自社会底层农民的探索性实践,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生命力和主动精神。所以,费孝通先生的知识生产过程,更应该是针对“江村”农民“知识生产”的“再生产”。

   费孝通先生关于“江村”社会的知识生产,不仅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相貌,还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这绝不是仅仅依靠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社会调查所能做到的,这是源于集体的智慧与思考,是费孝通先生及其同时代学人不断探索、交流、争鸣的结果。

   首先,对于以“江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来自费孝通先生对于其姊费达生在“江村”十年乡村建设实践的关注。这期间,他一直与费达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并就此进行过深入的沟通。所以,对于“人民的饥饿”、先进技术引入乡村、农民自主性的选择、现代社会组织的缺失等问题,在其进入“江村”之时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考。为此,他还曾撰写过《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复兴丝业的先声》等文章探讨这些问题。正是对“江村”现状与问题的熟知,才能让他有针对性地在短时间里获取到课题研究所需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并在这些资料与数据的基础上做出系统性的分析。

   其次,既有的学术界研究成果所展现出的多样化思想与方法,也为其理论提供了对话与思辨的源泉。比如:同样关注乡村社会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一批学者,他们深入乡村,试图采用教育下乡、文字下乡的方法应对当时中国乡村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最终却得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这让费孝通先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文化教育,而在于生存问题。同样是肯定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未来趋势一定是工业化,但吴景超却提倡首先发展大机器生产,这一主张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巨大差距也随着相关争论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很明显,这条路径也难以即刻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这种分歧也使费孝通先生推进乡土工业的决心愈加坚定。同样倡导农村工业,南开学派的何廉、方显廷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着重从资料与数据中探讨发展农村工业相对于发展大机器工业的优势与长处,这类研究也进一步促使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更贴近民众生活,从农民的实际疾苦中而不是从数据中去发现问题。可以说,同时代学术界的不同思想观点,也极大地促成了费孝通先生学术知识的生产。

   当然,费孝通先生学术方法的确立源于许多前辈优秀成果的引导和鼓励。在“兼济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使命感之外,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先贤所提出的“社会学本土化”主张,进一步引导费孝通先生投入到对中国社会自身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中去。派克的“社区研究”方法使费孝通先生放弃了对宏大抽象问题的争辩,开始将研究对象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群体之中。派克鼓励他们对“完成了的文明”的中国进行深入研究,这也使费孝通们投身本民族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拉德克里夫-布朗使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更聚焦在整体性的功能性关系上。史禄国的指导将费孝通先生正式带入“到实地去”的研究领域。

   除此以外,费孝通先生活跃的学术思想与敏锐的思辨意识还源于同辈青年学子之间不断的鼓励与交流。费孝通先生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与同辈学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分别在《大公报》开设《社会问题》副刊,在天津《益世报》开设《社会思想》副刊,在《晨报》开设《社会研究》副刊,以这些副刊为阵地,以社会通讯研究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与探讨。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断吸收西方社会学的精华,围绕乌朋格(W.F.Ogburn)的社会变迁、萨斯(R.U.Sayce)的物质文化、季亭史(F.H.Giddings)的统计方法、派克的社区分析、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方法等理论展开讨论,在学习中不断加深对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理解。与此同时,为检验自己的认知成果,他们还分别深入各地展开实地调查,尝试将西方理论方法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训练使费孝通先生逐渐理清了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即他与王同惠计划的“要开始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23,最终“完成一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丛书”24。《江村经济》正是这一计划中“花篮瑶”研究的后续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主持下的“赛明纳”学术研讨活动为费孝通深入挖掘“江村”调查资料的意义以使相关学术问题更加明晰,乃至于为《江村经济》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巨大的助力。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一些西方人类学者多将“江村”视为当时中国的整个乡村,所以在英国正式出版时(1939年)这部著作被定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当时费孝通先生已经回国);但费孝通先生本人始终将“江村”看成是不同于“花篮瑶”的另一种中国社会组织的形式,所以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在1939年回到中国云南之后的“魁阁”时代,他将“赛明纳”的学术研讨方式带到国内,并主持了针对禄村、易村、玉村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尝试“建立类型来补充这种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数量上的增加”来取得对中国社会“总体的认识”25。这不仅初步实现了当初与王同惠共同制定的学术计划,回应了后来利奇的质疑,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江村”之外其他类型的中国乡村社会知识。

  

   四、变动中的当代社会与新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的社会转型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性知识”,当中国的发展进入现代性的全球化轨道之后,便“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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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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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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