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河 金嵌雯: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中国:70年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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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河   金嵌雯  
这是国内较早对历史哲学做出区分的论述。但张文杰的这篇文章仍然采取了将历史哲学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的路径。他立足于客观性问题,指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都存在一种普遍倾向,即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否认历史认识的可能性,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18)鉴于当时史学界和哲学界存在对“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认识,何兆武在1986年撰文指出,大家通常使用的近现代历史哲学一般专指西方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也是一种历史哲学,它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由此,唯物史观被包含在了广义的历史哲学之中。何兆武认为,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时候不会仅限于要求知道或确定历史事实,他们还要求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一种理论观点来,找出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对历史事实赋之以意义,从而把历史事实归纳为一种理论体系。而这种理论性的活动就是历史哲学。(19)这意味着,历史哲学对完善人们的历史认识来说是必需的,不管它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王晴佳也认为,很多史家在写史时会注意史学方法的革新,但方法的革新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广义上说,理论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方法。因此,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20)

   事实上,当中国学界展开这些探讨的时候,在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已“臭名昭著”,被替之而来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斥为一些站不住脚的神话。因此,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要像西方人那样将思辨的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研究的领域中排除出去,也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的讨论重心。在《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文中,何兆武观察到最近一个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演变趋势是从思辨的走向分析的。他指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虽试图找出历史事实背后的理性原则、规律或意义,但通常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而分析的历史哲学认为,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在于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因此,分析的历史哲学严厉批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是徒劳无功的。(21)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划分是1951年英国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的(22)。这种划分被大部分的中国学者接受。但沃尔什在这部著作中的基本立场是褒扬分析的历史哲学,贬斥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国学者没有简单地接受这种立场。何兆武在指出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向后,进一步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指责是不恰当的,其狭隘之处在于,它在探讨问题时把历史本身(这本来是历史哲学的最重要的对象和前提)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不管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分析的历史哲学,都有其价值。思辨的历史哲学虽不可能掌握历史的真实和全貌,但它们在某些环节或某些方面触及了历史科学的某些根本问题;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对某些问题提法的精确度和明晰性则凸显了其科学价值。(23)1990年,杨耕论证了历史哲学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统一。他认为,历史本体论必然要对历史认识论起一种导向作用,但本体论的确立又有赖于认识论的支撑,同时本体论本身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结果。因此,现代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应是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有机统一。(24)

   还需提及的是,前文中提到的几位学者皆没有对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作进一步区分,他们笼统地将主导英美的实证主义和主导德国的反实证主义思潮合而为一,认为它们一般都倾向于支持历史研究并非科学的观点。肖朗在区分历史哲学时则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分之为“理性主义”流派和“实证主义”流派。理性主义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是维柯、赫德尔、黑格尔等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和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他们主张把注重演绎和推理的唯理主义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实证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孔德以及波普尔、亨普尔等人,他们主张把注重分析和归纳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25)这实际上强调了两者理论渊源上的不同。从根本上说,这种分类方式与前述从研究对象出发进行划分的分类方式并不矛盾。事实上,之后也有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例如周建漳就把狄尔泰、文德尔班等新康德主义者和克罗齐、柯林武德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理论归于批判的历史哲学,具有人文主义倾向;而将亨普尔等实证主义者的理论归于分析的历史哲学,他们将科学主义奉为圭臬。(26)

   假如用思辨的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划分的眼光来考察中国自身的历史哲学研究历程,那么在这一阶段,学术界也呈现了从对历史本体到对历史认识进行讨论的转变过程。当然,在这里,我们是将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有关历史发展动力、历史规律、历史创造者或社会形态(包括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等问题的理论争论看作有关历史本体的争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更多学者转向了对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例如,田晓文从论述批判的历史哲学所着重探讨的两个纯粹史学问题——史学的解释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出发,论证了批判的历史哲学对历史知识的探讨无不以某种对历史进程的反思为前提,无不以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为指导。(27)

   除了对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流派特征进行研究之外,这一阶段还发生了几场涉及历史认识论中重要论题的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有关历史知识性质的辩论。1996年,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何兆武将历史学定义为一种人文知识(Geisteswissenschaft)而非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意义上的科学。何先生指出,鉴于历史具有两重性,即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和作为人的创造物,历史学也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即历史学Ⅰ,它属于自然世界,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对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即历史学Ⅱ,它属于人文世界,是人文的。相较于历史学Ⅰ,历史学Ⅱ对历史学来说更为根本,它赋予历史学以生命。同时,历史学Ⅱ又由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部分构成,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因此,历史学是科学,但又不仅仅是科学,它既有科学性,又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换句话说,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不充分条件。(28)这一观点引发了学者们的讨论。一些学者提出了可进一步商榷的意见。比如庞卓恒即对认为史学家加以“心灵体验”的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非科学的主张表示质疑,他认为,历史学Ⅱ同样能够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能够发现其发展演变的规律。(29)一些学者则循着何先生的思路,提出了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张耕华从史学家实际的研究状况出发,提出要考察历史学Ⅱ的科学性,不仅涉及“实然”的问题,还涉及“应然”,即能否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学Ⅱ需要有一种“应然”的尺度来比较其中的意见分歧,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理应成为“社会的良心”,成为普遍和一般“应然”的维护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应然”为标准来考察历史学Ⅱ的正误,更接近法理思维而非科学思维。(30)这场讨论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对历史知识之本质这一历史哲学重要议题的浓厚兴趣,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现当代历史哲学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研读原著对研究西方历史哲学至关重要。在这一阶段中,有大量西方史家或哲学家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维柯、孔多塞、康德、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作品,也包括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作品以及沃尔什、威廉·德雷、波普尔等人的作品。(31)此外,何兆武还主编了一部有关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收录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重要的历史学家及历史哲学家之主要著作的选段。(32)这些,都为中国学者研究和探讨西方历史哲学提供了直接的原典材料。

   与翻译相关原著共同推进的,还有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系统梳理和介绍。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几部专著,包括韩震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严建强、王渊明合著的《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等。在《西方历史哲学导论》中,韩震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观点,从西方历史哲学的兴起到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几种主要体系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各种流派,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它们进行了批判。这部著作的一个特点是,作者简单明快地将思辨的历史哲学称为“历史的哲学”,将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称为“历史学的哲学”。(33)《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则主要关注20世纪的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对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文化形态史观、生命派的史学理论等进行详细、系统的介绍和评析。此书行文夹叙夹议,读者不但可以从中理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而且能够在评析中受到启发。(34)严建强和王渊明的著作则采用了不同于前两部著作的编纂方式,其上下编分别以“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为标题,在简略介绍了每一类别的发展历程后,以专题为中心,对两种历史哲学中的主要议题进行通俗易懂的介绍。(35)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论文,对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中的具体流派和人物以及阐释学对历史哲学的贡献等进行介绍和分析。(36)

   总的说来,到20世纪末,随着研究者对历史哲学概念、历史哲学关切的主要议题以及重要历史哲学家思想之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这一分支学科的内容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

   三、2000年前后至今: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及其后

   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著《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推动下,西方的历史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或“叙事转向”的过程,学者们纷纷利用叙事和转义等文学理论元素,着手分析历史文本和话语。从这种路径出发对历史学所进行的分析,学界通常称之为“后现代历史哲学”。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最突出特征即在于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集中研究。

   事实上,早在1987年,比较文学领域的杨周翰即已在文中论及海登·怀特强调历史叙事之文学性的观点。(37)到20世纪90年代末,后现代历史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理论流派所形成的新趋向已经基本上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进入新千年之后,我国的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真正打开了局面:一方面后现代历史哲学主要代表性著作先后有了中译本;(38)另一方面出现了不少研究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作品。

   2004年,《史学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东岳论丛》等刊物不约而同地开设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专栏。在这些专栏的推动下,学者们各抒己见,表达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并就后现代历史哲学为历史学带来的诸多挑战展开讨论,将我国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引向纵深。(39)

有关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讨论,焦点之一在于历史叙事问题。一些学者对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叙事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周建漳将叙事视为史家用来处理历史现象,将其整合成有条理、有意义的形式的语言模式,是认识与表达的统一。在他看来,叙事乃是人类更原始也是最基本的意义建构方式。虽然元叙事具有虚构性,但这不意味着人类要放弃自身对整个历史的宏观理解的努力,人类正是通过将生活世界“叙事化”而获得意义,一旦迷失意义,我们的文明也将陷入危机。作者在文中表达了自己捍卫叙事合法性的决心和立场。(40)同样的,彭刚也认为,叙事作为一种话语模式,通过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中,进而赋予事件以意义。(41)与传统叙事观不同,后现代叙事观更强调叙事对史学的内在性以及叙事本身的虚构性,进而凸显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无疑会牵涉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或客观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陈新认为,后现代的历史叙事观实际上是把对历史真实的讨论从历史事实层面转移到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层面,从而超越了实在论的真理观,但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抽掉了历史真实性的可靠基石。为此,作者主张把历史事实中存在的实在性与真实性问题化解为主体间性(即真实性源于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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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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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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