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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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成为全球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共同安全规范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接受,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新兴国家、东盟国家等都得到了认可和支持。 同时,共同安全的理念不仅在国际社会形成了某种文化认同,也延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在复杂系统效应的作用之下,自然的不安全会随时导致人的不安全。在开放体系中,包括人类社会的开放和全球环境的开放,共同安全和自我安全成为一体两面,共存共生,共同进化。

   3. 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意味着合作是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一个开放体系中,在只有共同安全才能保证自我安全的环境中,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安全的目的。同时,合作安全将安全视为一种关系过程。也就是说,安全利益总是生发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涵式共存。两个交往中的国家,一方如果总是处于高度的安全焦虑之中,也就会使得另外一方不断出现安全麻烦,反之亦然。

   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坚持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国家安全是冲突性游戏,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只能是策略性的、非根本性的和短时段的。国家之间鲜有合作安全,多是安全困境。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理念。全球化形成的安全威胁与过去的安全威胁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一是安全威胁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威胁不是来自其他国家,而是国家之外或是超越国家的某种力量;二是安全威胁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被威胁的可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国家,甚至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中的民众。应对这样的安全威胁,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做到,有效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国际社会不仅充分认识到合作对于消除全球性威胁的重要意义,也就怎样合作的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以国际组织为协调机制的多边主义合作。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制度形式。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长和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联合国及联合国体系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发挥了重要的秩序功能。

   冷战结束后,强调硬实力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式微,国际制度主义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国际秩序的一种主流甚至是主导观点。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理论上论证了制度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包括规则、机制和决策程序在内的国际制度可以高度独立地运行; 一些主要智库和知识精英的战略报告也都将多边制度视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要素,制度性权力被视为重要的权力资源。 以多边主义为理想秩序原则和全球合作安全的理念结构逐步成形。

   基于多边主义开展全球安全合作的做法也明显地反映在实践领域。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主要国际力量表现出总体相向而行的合作态势,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的主要平台是多边国际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就是在全球经济安全受到重大威胁时,主要国家组成并应对挑战的多边制度平台。以中美关系这对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为例,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虽然意识到中国的挑战,但同时又对美国主导国际体系充满信心,认为可以将中国纳入其中,因此国际体系不会出现颠覆性革命。 中国也并没有强势挑战美国的一超地位,一直认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认为中美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因此,三十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全球安全文化的第三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合作安全的共识。人类发展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合作的历史。只有那些与环境、与他者、与群体进行积极合作的物种才是最适应的物种,才是最安全的。在已知的世界中,最具合作意识和合作行为的是人类。人类有着比任何其他物种更为成功的发展进化。人类成功和人类社会进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是超级合作者,正是合作给予人类最长时段、最根本的安全保障。

  

三  国家安全的内向化与全球安全文化的裂解危机

   如果说三十多年全球化的过程逐渐生发了一种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那么这种雏形是十分脆弱的,作为全球安全文化基础的三种共有知识内容(即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不断受到怀疑、冲击和侵蚀,甚至有全面瓦解的可能。可以看到,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总体上合作是主导面,二十国集团的成立是国际社会合作的一个标识性产物,但自此之后,国际合作开始一路走低,到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入低谷期,全球安全文化面临大面积裂解的严重危机。

   (一)全球治理失灵及民粹现实主义的兴起

   全球安全文化之所以面临重大危机,与全球治理失灵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上文所述,2004年,联合国在《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中明确界定了新的安全威胁,并指出了除国家间安全威胁之外的几大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贫穷、传染病和环境退化,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冲突,核武器、放射性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恐怖主义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应该说,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威胁,这些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冷战后世界现实的。而且,这些全球性威胁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领域的威胁可以外溢到其他领域,造成大面积损失。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也最惨痛的案例。

   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采取措施,试图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解决这些领域的安全威胁问题。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持续积累。国际社会成员不断感受到安全威胁,持续产生不同形式的安全焦虑。三十多年的全球化进程在见证全球福祉整体上升的同时,也目睹了全球安全威胁的日益严重和全球治理赤字的不断增长。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最重要行为体,没有能够实现新自由制度主义预期的那种制度性合作,全球公地悲剧不断上演,治理失灵现象不断发生。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列出的全球性安全威胁领域,至今没有一个领域的安全威胁得到有效解决。世界经济领域的危机时而出现,世界贸易组织主持的多哈谈判陷入无限期的僵局;联合国主持的气候变化领域谈判困难重重,终于在2015年达成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巴黎协议》,但不久美国就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使气候变化领域的治理遭遇重挫;反恐领域的治理一直受到关注,但整个形势似乎是“越反越恐”,贫困和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恐怖主义威胁也就难以根本消除。由于治理赤字越来越大,很多人对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以及现有国际机制消除安全威胁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对通过全球多边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安全的实践失去了信心。

   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反映就是民粹现实主义的兴起。 民粹现实主义是民粹主义和强现实主义的结合。民粹主义强调本民族最重要,现实主义认为物质性实力最重要。民粹现实主义集中了两种思想的极端成分,强调民族国家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实力至上。在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性安全威胁日益严重之际,民粹现实主义反映了反全球化背后的极端理念,也成为逆全球化行动的思想支撑。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美国近期的政治进程。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一再宣称“美国优先”的逻辑,高呼“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才将是我们的主义”(Americanism, not globalism, will be our credo)的口号。2017年,欧洲一些著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巴黎发表了名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公开声明,主要内容包括:欧洲是我们的家园,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识,反对地区一体化强加于人们的统一,多元主义文化行不通,民粹主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等等,通篇表现了强民粹主义的主张和反全球化的呼吁。

   这些思潮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在战略和政策方面也有具体表现。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开始在国际贸易、移民等领域采取更加保守主义的政策;由于英国脱欧这一重大政策变故,人们开始对欧盟前途充满担心,法国等欧洲大国的选举也成为两种力量的竞技场。包容性国际社会、开放型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进程、传统国际安全等问题都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焦虑点。

   (二)国家安全的内向化

   民粹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回归。自1648年以国家为主导行为体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国家就是国际政治的主体,并且往往被认定为唯一主体。国家不仅被视为最高权威,而且是现代性和理性的化身,但全球化的发展迫使国家面临三个重大问题。其一,威胁源的变化。对于国家而言,威胁可能不再来自其他国家,而是来自难以预测的力量。其二,直接威胁对象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对象是国家,而全球性威胁的直接威胁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是国家的公民,通过威胁国家的公民而威胁国家自身。其三,应对安全威胁方式的变化。国家消解传统安全的基本方式是加强自身的实力,但面对全球性安全威胁,单一国家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无法有效应对。

   在这种情势之下,国家开始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来消解面临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全球治理的失灵及其造成的对合作治理和多边机制的失望,使得民粹现实主义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思潮。在全球性安全威胁日趋严重、全球治理赤字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人们产生了严重的安全焦虑,安全回归国家成为一种对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反映。其间,有三个标志性事件,表现了国家安全的内向化和全球安全文化的裂解危机。

   第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从全球化肇始国家美国开始的,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导致投资者失去信心,大规模流动性危机随之爆发,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由于全球金融业的高度相互依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银行都是连在一起,加之互联网的便利和快速效应,一旦危机在某一节点发生,就会变成全球规模的危机。所以,初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虽然这一次危机仍然基本上是以合作的方式予以解决的,新兴经济体也通过二十国集团走到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但安全焦虑从2008年金融危机就开始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国家梦魇。开放安全尤其受到怀疑,隔断联系、消除安全焦虑、保障自我安全,成为热议话题,全球化也因之遭受多方面的质疑。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英国决定脱欧。自金融危机以来,反全球化的声音和逆全球化的行动越来越明显。但是从整体上看,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力量仍在持续,国家也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全球性安全威胁。一些重大公共安全威胁的应对也是在多边国际组织的指导和协调下展开的,比如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但是,英国脱离欧盟却是一次重大的事件,表明国家开始以内向的方式解决自身感知到的安全威胁。英国决定脱欧的原因很多,比如英国对欧盟的难民政策不满,认为难民严重地威胁了英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且,英国整体经济水平较高,其感到在欧盟之中,无论是在预算承担还是在其他欧盟责任方面,都属于“吃亏”的一方。因此,脱离欧盟被视为能够更好地保护英国自身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安全,而留在欧盟反而成为对英国安全的损害。英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之一,所以,英国脱欧的象征性意义要比实际意义大得多,它表明国家以内向求安全、以与国际社会或地区社会不合作的方式保障自我安全的思考,在一个当初坚决支持全球化的国家成为现实。这对全球安全文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严重的裂解。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英国决定脱欧的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美国的政治进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美国这个一度高举全球主义和开放安全的大国,表现出极大的安全焦虑,公开宣示回归现实主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和政策表现得更加明显。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提出“美国优先”等一系列口号和政策。在边界筑墙、对移民问题强硬、认为美国在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中相对收益减少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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