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丽华:宋代的桥与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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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华  
征收关津之税仅是设在关津渡口之军镇等机构的附属职能。但到五代尤其是宋代之后,征收商税的场务多有近桥而置者,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桥梁控扼水陆交通,交通枢纽与人员聚集的双重因素,近桥处容易发展起手工业与商业,人口逐渐向桥梁及其附近区域汇聚并最终定居下来,因桥梁的交通条件而形成人口聚居点,交易市场也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镇市、草市纷纷壮大,桥梁周边成为宋代最有商业活力的场域之一。交通形势与商业交易所带来的利润,是政府将税务(场)、酒务设在近桥处的直接原因。从关市之征到近桥而征的大量兴起,一方面体现了以镇为代表的基层机构职能重心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形成以及商税的增加,宋代商税征收网点也随之密集化,商税征收变得普遍化。

   由于城市临水而建的择址需求,桥梁也是历代城建之必备,在考虑城的防御功能及城市居民用水需求的同时,也需要考虑水陆两路交通的连接。基于此故,在开封、临安的重要水道处,既开了城门,也建了桥梁。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市制的改变及社会流动的频繁,桥门市井成为宋代商贸、市井人文气息最浓郁的区域之一。而且,桥门市井也是征收商税的主要地点。从陆路通行的货物,通过设置拦锁在城门、桥头或场务纳税;从水路通行的货物,则多在靠近桥梁的水面拦锁处纳税。宋代商税多近桥而征的特点也为后世所继承,到了蒙元时代,还出现了桥梁税。窝阔台在位时期,有人提出承包“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等项税收的建议121。这里的桥梁税,与宋代普遍存在的渡钱及偶尔出现的过桥费截然不同,而是货物(有时也包括人)从桥上桥下通过时所需缴纳的税种。到了明代,桥税更成为一项专门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都是从宋代设在桥边的场务及其征税功能衍生出来的。

  

   注释

   1加藤繁著,吴杰译:《宋代商税考》,《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8~180页。

   2具体研究者、论著及其主要观点,可参见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9期,第10~14页。

   3李锦绣认为,“务”作为一种新型的财政机构,在唐末已经普遍设置(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4页)。但赵璐璐检其所引史料之中的“务”,认为这些“务”指的是具体事务,并非机构。因此,将作为税收机构的“务”的出现时间定于有明确史料可证的五代时期(参见赵璐璐:《“务”的发展与唐宋间县司职能的扩展》,《国学学刊》2018年第2期,第7页)。

   4相关研究之重要者有加藤繁:《宋代商税考》,《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第148~180页;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1013页。此外,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将征税机关进一步细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5参见加藤繁:《宋代商税考》,《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第148页。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以及陈之安、张熙惟《论宋代征商政策及其对商品市场的影响》(张全景主编:《安作璋先生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济南: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761~765页)等论著,基本沿用了加藤繁的这一观点。

   6(1)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293~6294页。

   7(2)本文关于“旧额”及熙宁十年所载与桥相关的税务、税场及其税额资料,来自《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一七所载《商税杂录》(第6293~6349页),而与桥相关的酒务资料,则来自《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二一所载《酒曲杂录》(第6391~6442页)。为行文简洁,下文在涉及与桥相关的税务、税场及酒务名与税额时,不再一一出注。

   8(3)参见周藤吉之著,向旭译:《宋代乡村店的分布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第228~229页。

   9(4)参见唐仲友:《新建中津桥碑》,高文虎:《重建中津桥记》,叶适:《重修中津桥记》及《新建利涉桥记》,陈骏:《天台临川桥记》,以上各篇均见林表民辑:《赤城集》卷一三,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48年影印本,第7~15页。

   10(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三,第6296页。

   11(6)关于“旧额”的讨论,起于加藤繁,他在《宋代商税考》中提出,“所谓旧……大约是熙宁以前数十年”(《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第162页)。梅原郁《宋代商税制度补说》猜测“旧额”当在仁宗时期(京都《东洋史研究》第18卷第4期,1960年,第516页)。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讨论“旧额”者较多,其中尤需注意者是魏嵩山《北宋商、酒税旧额所属年代考》(《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及李景寿《北宋商税“旧额”时间再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8页)两文。魏文推定“旧额”时间为仁宗康定元年,李文推定为“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之间”。但由于魏文已将庆历年间排除了,故而“旧额”时间为“康定元年”当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12(7)欧阳忞纂,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六《胶州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13(1)参见于世永等:《近1300年来古胶州港位置的变迁》,《海洋湖沼通报》1995年第4期,第17页。

   14(2)参见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胶州市博物馆:《胶州市“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2014年调查勘探简报暨板桥镇遗址考古工作报告》,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著:《青岛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15(3)参见孙立新、王保宁:《胶州湾北海岸的史地变迁---以两宋至民国时期为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2页。

   16(4)参见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8页。

   17(5)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之二九,第9518页。

   18(6)沧州郭桥,据《元丰九域志》卷二《河北路》载,“紧,乐陵,州南一百三十五里,七乡,归化、屯庄、马逮、郭桥、杨攀口、东西保安七镇,有鬲津河、马河、沟盘河”(王存撰,魏嵩山、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由此可知郭桥镇属乐陵县,至迟在元丰年间已置镇,然熙宁十年依然称之为郭桥务。永静军吴桥务、靳州石桥务情况亦与之相似。永静军吴桥镇所在地在唐贞观十七年属德州,宋景祐二年省入将陵县(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二《河北路》,第73页)。石桥镇见于《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第202页)。靳州石桥镇在宋初曾属靳水县,但在元祐八年升为罗田县,成为县治所在地。“绍兴五年又废为镇,寻复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八《舆地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498页)。据此推测,石桥镇应是早已设镇,并有相当规模。石桥架在靳水上。石桥镇有茶山,为每年采造贡茶之所,茶山在靳水县北三里。王安石所撰《尚书司封员外郎张君彦博墓志铭》云墓主曾“监靳州石桥茶场”(王安石撰,沈钦韩注:《王荆公文集注》卷七,《王荆公诗文沈氏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2页),由此可知石桥镇升格为县,与此地作为贡茶茶场及茶叶经济紧密相关。尽管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确定郭桥镇、吴桥镇、石桥镇始置于何时,但可以确定的是至仁宗康定时期此三地均已设镇。

   19(1)参见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一一《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6914~6916页。

   20(2)王敏红:《越地民间歌谣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21(3)(5)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万年县》,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32页。

   22(4)参见李令福:《北宋关中小城镇的发展及其类型与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期,第105页。

   23(6)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七《高陵县》,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78页。

   24(7)参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178页。

   25(8)参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建中四年十月丁巳,第7363页;卷二二九,建中四年十一月甲申,第7372页。

   26(9)参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十二月壬辰,第8242页。

   27(10)参见黄寿成:《说唐代的东渭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第104~110页。

   28(11)如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第1期,第21页。

   29(12)南宋吴曾认为陈桥乃“古之板桥”,并指出陈桥(而非陈桥驿)是太祖黄袍加身处,位置在旧城20里之西,提出白居易《板桥路诗》中的板桥与王安石诗《陈桥》所指乃同一处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陈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页)。此说恐误。按,板桥在汴州西运河上,《太平广记》载,“唐汴州西有板桥店……远近行旅多归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幻术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79页)。冯浩注《板桥晓别》云:“板桥在今中牟县东十五里。白乐天诗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重经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李义山亦有诗,皆此地。”(王汝弼、聂石樵笺注:《玉溪生诗醇》引冯浩注,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71页)板桥店在板桥附近,板桥在汴州西运河上,是西出汴州必经之道,中原通衢,所以板桥附近在唐后期已是行旅云集。但陈桥却在汴京东北,在唐时已是汴州通往幽燕的必经之地,宋时可经陈桥门、陈桥、陈桥驿而北上契丹之地。

   30(1)参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二《杜重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93页。

   31(2)北宋末年金攻汴京,也有同样的担忧。郭药师先知天驷监有马二万匹,因劝斡离不袭取天驷监,斡离不犹豫不决,反问:“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四《太宗文烈皇帝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页)天驷监在景阳门(又称陈桥门)外,太平兴国五年太宗为备军国之需特置之,修建四厩,左右各二,以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考虑到金军南下占据黄河浮桥,因此斡离不此处所指之河,不应是黄河,而是五丈河。

   32(3)参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九《景延广传》,第323~324页。

   33(4)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四七《帝王部》载,“汉高祖即位太原,至东京,谓左右曰:‘过陈桥,见百姓桑枣空有余折,其庐室悉墙垣耳,因荒邪?因兵邪?’左右对曰:‘此契丹犯阙时,杜重威宿汉军之所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784页)。

   34(5)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东都外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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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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