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仰光:“国家”在魏玛宪法中的三个“高光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0-12-21 08: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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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仰光  
还是先迈右脚”的政治争论,这其中就包括关于国名的争论。

   值此之时,君宪制已无维持下去的可能,共和制成为唯一的替代品,以“共和”作为国名在逻辑上顺理成章,也能够为大多数国民接受。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共和?摆在人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以多党角逐议会名额为特征的法国式的共和,另一个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苏俄式的共和。其时已并入独立社民党(USPD)的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人物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抢先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了Republik这个词。柏林十一月革命期间,李卜克内西号召将一切权力收归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所有,他站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建立“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多数社民党(MSPD)的领袖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发表了关于建立共和国的声明。这样的革命行动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其意在斩断与旧帝国的一切关联,自然也没有把依照民主程序制定新宪法当成一件必要的事。Republik一词因而被蒙上了一层“反立宪”的激进意涵,招致中左派以及右翼各派别的反感和忌惮。很多人担心,在国名中使用Republik一词可能会让未来的德国与苏俄政权之间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

   从1918年11月开始,负责宪法起草工作的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倾向于沿用Reich一词作为国名,他在1919年2月底的宪法草案第四稿中正式提出了这一方案,并且指出:Reich一词蕴涵着深切的民族感情,承载着德意志各邦人民数百年间不断追求民族统一的光荣历史,因而是德意志民族不能割舍的精神财富。经过这样一番诠释,Reich一词不仅在物质层面意味着国家的领域、机构和权力,而且获得了相当丰满和生动的精神内涵。在普罗伊斯的改造之下,脱离君主制的Reich更像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但是,在德国,Reich一词又不可能被Nation取代,因为后者缺乏必要的文化纵深感,毕竟,它无法像Reich那样唤起德国人关于民族统一的历史记忆。

   普罗伊斯站在政治文化史的高度为Reich注入全新的内涵,就其本意来说,可能仅限于强调当下的制宪会议(Weimarer Nationalversammlung)与1848年法兰克福第一届国民议会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作为持中左派立场的代表人物,普罗伊斯在很多场合都力主“拆分普鲁士”,以及“在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划清界限”,因此普罗伊斯不会希望Reich一词勾起人们对于普鲁士霸权的记忆。然而,从客观上来说,Reich的新内涵不可避免地在魏玛德国与刚刚死去的第二帝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历史连续性,甚至使魏玛德国与那个曾经状如一盘散沙的“神圣罗马帝国”产生某种潜在的关联。不仅如此,这种“内蕴”的历史连续性很可能要比普罗伊斯所乐见的那种“外显”的历史连续性更加强势,因为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普鲁士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力量毕竟还在那里摆着,属于法兰克福的荣耀却早已逝去;除此之外,相当数量的民众在感情上并没有把普鲁士当成引发战争的祸首,而是仍然将其视为带领德意志民族走向统一的功臣。

   关于历史连续性的阐发凸显了普罗伊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他似乎并未预见到,不同的派别将会根据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对于Reich这一概念进行不同的解读,进而制造出完全不同的政治影像。例如,对于中右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适当地压抑普鲁士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主张“延续普鲁士在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因而蕴涵在Reich一词中的两重历史连续性都存在重要的实用价值;而对于极右来说,Reich一词的意义仅在于暗示着普鲁士的存活。理想主义者常常给现实平添混乱。普罗伊斯似乎也并未预见到,他对于Reich的这一诠释竟然将1849年与1871年这两个立宪时刻的根本冲突同时引入了魏玛宪法。这导致魏玛宪法即使在颁布生效之后,关于国家根本属性的问题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且不得不频繁地面对来自于不同立场的解释者们的挑战。

   从1919年1月开始,魏玛当局大力镇压各地的革命行动,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人物李卜克内西遭到“自由军团”(Freikorps)的暗杀,政局出现了明显的右转倾向。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普罗伊斯提出的以Reich为国名的方案陆续得到了以中央党(Zentrumpartei)为代表的相对保守的政治派别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压倒了来自左翼阵营的不同口径的反对呼声。天然集成在Reich一词中的历史连续性尽管是模棱两可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与极左派在Republik一词之中添加的“彻底清算一切旧时代”的潜台词刚好相反。这意味着,既存于1849年与1871年两部宪法中的跨越社会阶层的、纵向的“民族性”观念最终压倒了1918年苏俄宪法所植根的超越民族边界的、横向的“阶级性”观念,魏玛宪法仍然是一部以“民族”概念为中心展开的传统宪法,而不是一部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新型宪法。1919年7月2日,经过二读程序,Reich成为魏玛德国的正式国名。

   (二)一个国家,两套旗帜

   如果说国名之争主要体现了断裂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冲突,那么国旗配色之争体现了由1849与1871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连续性之间的正面交锋。

   1919年2月下旬,普罗伊斯在向制宪会议提交的宪法草案第三稿中第一次提出了黑、红、金(Schwarz-Rot-Gold)三色的国旗配色方案。回顾历史,黑、红、金三色旗在1848年法兰克福第一届国民议会上首次被确定为代表整个德国的旗帜,其中黑、金两色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常用的旗帜配色,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传统,介于黑、金两色之间的红色则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意味着德意志民众对于自由的追求。由此可见,其一,黑、红、金三色旗的涵义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其二,该配色方案同时蕴含着历史与现代的元素,其中的历史元素来自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而现代元素则来自于正在逼迫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敌国法兰西。普罗伊斯提出的这一方案完全排斥象征着普鲁士的因素,可见,魏玛宪法中的Reich一词在其心目中并不存在与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任何关联。

   对于普罗伊斯的提议,参与讨论的很多来自于右翼阵营的议员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黑、白、红(Schwarz-Weiss-Rot)三色的国旗配色方案。这一配色方案最早出现在1867年,曾经是普鲁士主导之下的北德意志联邦的邦旗,其配色的一部分来自于普鲁士邦的黑、白双色旗,另一部分来自于汉萨同盟红、白双色旗,因而象征着北德意志地区最主要的两种政治势力的联盟。至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沿用这一旗帜作为国旗,至1892年又将这三种颜色作为帝国的战旗和商旗的背景。由此可见,黑、白、红三色旗基本上不具有任何精神层面的内涵,而且该配色方案并未将象征南德各邦的颜色融入其中。支持这一配色方案的议员们认为,首先,虽然不能否认魏玛宪法与法兰克福宪法之间存在精神层面的关联,但这仅仅是次要的关联;如果站在更加务实的角度来看,占据全德领土面积2/3的普鲁士是德国力量的来源,这是制宪过程中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的实际情况。其次,象征着国家的各种旗帜并非仅仅是民族精神的彰显,而且在不同场合发挥着实际的功能,具体来说,它们在国际交往的实践活动中起着重要的辨识作用。因此,对于数量众多的正在远洋作业的德国船舶,以及旅居外国的德国人来说,如果作为国家标识的旗帜突然发生了改变,而他们又没有办法对旧有旗帜进行及时更换,就可能发生身份辨识上的障碍,引起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在新宪法中继续沿用既有的旗帜是一个务实的选择。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但却是一个不错的借口。

   1919年7月3日,即魏玛政府签署《凡尔赛和约》之后的第五天,制宪会议围绕国家旗帜的配色方案进行表决。多数社民党(MSPD)的议员否决了由独立社民党(USPD)提出的单独使用“红色”旗帜的要求,两个右翼政党关于黑、白、红三色旗帜的提议虽然得到了左翼的德国民主党(DDP)的支持,但是仅得到中央党(Zentrum)少部分议员的支持,最终以190对110票和5票弃权未能达到2/3多数通过的要求。为了让这一僵持不下的议题进行下去,社民党议员马克斯·夸尔克(Max Quarck)和中央党议员阿道夫·格罗伯(Adolf Gröber)随即提出了著名的“夸尔克-格罗伯”方案,也就是将两种配色方案结合起来的折中动议。该动议以211票对89票获得通过,最终落实为魏玛宪法第3条的规定:国旗颜色为黑、红、金三色;商旗颜色为黑、白、红三色,其上内角镶嵌以国旗。这无异于向世人表明,普鲁士及其主导之下的第二帝国在新德国的宪法中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合法地位,那么,出现国名中的Reich一词所蕴涵的历史连续性也就不仅指向1849年,而且同样指向1871年。9月27日,魏玛政府正式宣布继续沿用德意志第二帝国自1903年采用的以黑、白、红三色为基调的战旗。对此,普罗伊斯无奈地承认,宪法第3条的规定标志着新德国同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社民党议员莫肯布尔(Hermann Molkenbuhr)也深表忧虑,他指出,发生在制宪会议之中的国旗配色之争悬而未决,势必引发更为深远的价值冲突,德国民众可能由此分裂为“黑-红-金”与“黑-白-红”两派。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往回看,莫肯布尔的警示绝非危言耸听。

   1920年3月13日,因不满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自由军团”在柏林发动卡普-吕特维兹政变(Kapp-Lüttwitz Putsch),尽管仅存续了四天,但是激进的新政府宣布撤换黑、红、金三色旗,而将黑、白、红三色旗作为国旗。这一叛乱行动具有强烈的“复辟”和“反对共和”的象征意义。1921年4月11日,帝国总统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发布了魏玛时代第一个关于“旗帜”的法令,在公之于众的全部十面旗帜之中,刚好有五面旗帜采纳黑、红、金三色的配色方案,另外五面旗帜采纳黑、白、红三色的配色方案。该法令严格维持这两种配色方案的“对等性”,可以说,这既是对魏玛宪法第3条所体现出的双重历史连续性的忠实遵循,也可以算是一种有新意的解读:在这两重历史连续性之间,并没有孰先孰后,或是孰轻孰重的分别。然而,试图维持平稳的举措往往就是在打破平衡。仅过了两个月,6月27日,右翼政党向帝国国会(Reichstag)进一步提出取消在商旗的上内角镶嵌“黑、红、金”三色国旗,这是无视宪法的举动,是对魏玛宪法所确立的“共和制”的又一次公然挑战。

   1922年6月24日,犹太裔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遭到右翼的暗杀。时任政府总理的约瑟夫·维尔特(Joseph Wirth)在抨击这起恐怖事件的时候说道,黑、白、红三色旗已经变成了一面“谋杀旗”(Mörderfahne)。柏林约有40万人走上街头表达愤怒的情绪,一时之间,黑、红、金三色国旗飘扬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这一配色俨然变成了“保卫共和”的象征。两日之后(6月26日),魏玛政府颁布了旨在捍卫国旗尊严的“共和国保护法”(Verordnungzum Schutze der Republik),其中规定侮辱国旗的行为可以判处三个月至五年监禁,以及最高五万马克的罚金。不过,这部法律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黑、白、红三色的寓意也并未因此而在民间消褪。在从1924年开始愈演愈烈的体育热潮中,那些在和平年代用赛跑和自由体操的方式宣泄好战天性的“德国大师们”毫无例外地别上了黑、白、红三色的小饰带。此外,还有一些人故意污蔑国旗中的金色,称其为“芥末色”。德国的经济形势越糟糕,人们越乐于从黑、白、红这三种颜色的组合之中追忆帝国曾经拥有的力量,诉诸某种虽然虚幻,却能够让精神一时振作起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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