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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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  

   (20)《吴宓日记》1928年10月2日,《吴宓日记》第4册,第138、139页。

   (21)参见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12—14页。

   (22)参见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卷四,第131页。

   (23)参见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氏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31-377页。

   (24)参见周祖谟《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6-357页。

   (25)《顾颉刚日记》第二卷,第461页。

   (26)比如《武曌与佛教》提到矢吹庆辉的三阶教研究,《渊源稿》中更是多次提及日本学者的研究。

   (27)《题萍乡文芸阁丈廷式云起轩诗集中咸通七律后》,《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28)关于此诗的背景,参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29)吴宓在1927年5月13日的日记里也突然提到韦庄这首诗,而前一日王国维和陈寅恪到他家小坐。见《吴宓日记》第3册,第338页。笔者推测很有可能言谈中陈或王提到此诗,并联系时局。

   (30)岑仲勉就批评陈寅恪执着于其“系统论”,以至于不得不忽略重要的历史证据,见氏著《隋唐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7页。虽然就具体的观点而言,岑仲勉通过举证作出的反驳未必能推翻陈寅恪的论说,但岑氏提供的这一判断本身是值得重视的。

   (31)陈寅恪的这一看法毫无疑问是以天宝为界限。早在40年代,他在讲课中就提醒学生切记天宝以前和天宝以后大不相同。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34页。

   (32)陈寅恪提示这一著述体例可从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所载《大智论记》加以了解。

   (33)比如《徐之范墓志》《李敬族墓志》等,参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35—341、352—355页。

   (34)比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花了相当篇幅谈“北齐宫闱之丑”(参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1—323页)。

   (35)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15—219页。《国史大纲》首次发表于1939年,与《略论稿》的撰写几乎同时。钱穆认识到北齐的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他对儒学传统的关注。同时他与陈寅恪处于同一学术圈,与陈之间有交互影响也不无可能,这一点呈余英时先生赐教。

   (36)比如王仲荦完成于1979年的《魏晋南北朝史》,涉及北齐的部分只简要分析了北齐的建立、均田制在北齐地区的推行及其破坏和北齐政权的腐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三论》中,也基本未谈北齐制度对隋唐的影响。

   (37)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7页注1。

   (38)参见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和《论北齐的文化》,氏著:《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12、30—31页。

   (39)那波利贞的论文刊载于《桑原骘藏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1年版),据《年谱长编》所引陈智超《史学二陈笔谈遗墨》,陈寅恪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之间向陈垣借阅此论文集,最初原因很可能是其中收入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一文。(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卷四,第133—134页)也就是在撰写《略论稿》之前很多年,陈氏就已经了解了那波利贞的相关论点。

   (40)参见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设计と思想—円丘祭祀の历史的展开》,东京:勉诚出版2016年版,第1—22页。

   (41)见1944年3月14日杨联陞致胡适信,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3页。

   (42)参见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氏著:《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1992年版,第979页。

   (43)对与唐前期统治集团的变化,陈寅恪针对《述论稿》的分析所作的重要补充是1954年发表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他认为这是关陇集团出现变化后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

   (44)参阅笔者《西方唐史研究概观》,收入《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4—338页;关于笔者导师杜希德先生曾希望能从陈寅恪先生学习的信息,则直接得自杜先生与笔者的谈话。

   (45)那波利贞:《唐の开元末天宝初期のが时世の一变转期たるの考证》,收入氏著《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4年版,第3—195页。他和陈寅恪的比较,这里限于篇幅,无法展开。

   (46)对于仁井田陞的史学工作,陈寅恪是有一定了解的,见《渊源稿》“财政”章附记。

   (47)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过程,可以参阅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原载《唐研究》第11卷(2005),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79页;又福原启郎《日本におけける六朝贵族论展开にっぃで》,《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77(2011),第210—214页。有关《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的发表时间,本文以福原启郎文章为准。

   (48)1934年6月26日内藤湖南去世后,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周一良先生便在《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9月,第155—172页)上发表纪念文章,择要介绍内藤的史学成果,以史学考证方面为主,并未提唐宋变革论,虽然在所附内藤著作目录里面有《唐宋时代之概观》(应即《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49)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50)日野开三郎这方面的看法集中在《藩镇时代の州税三分制につぃで》,《史学杂志》65(1956),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四卷,东京:三一书房1982年版,第271—295页。

   (51)堀敏一最重要的论文《藩镇亲卫军の)权力构造》发表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960),第75—149页;堀敏一的相关讨论集中于《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经济》前篇《唐代后期の政治过程と政治形态》,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版。

   (52)关于查理·彼得森藩镇研究的简要介绍,参见笔者《西方唐史研究概观》,《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340、342页。

   (53)这一群体包括大泽正昭、中砂明德、渡边孝等,其中渡边孝的贡献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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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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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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