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 次 更新时间:2020-12-13 23: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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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  
体现差异性社会未来向大同社会转变的发展方向,才能够切实保障共建共治共享和共同富裕的前景。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按照“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分配,必然产生利益差异,涉及人民眼前利益、局部利益、阶级阶层利益的差异性。这些制度安排,就是为了凝聚人民发展经济的差异化力量,激发社会的经济活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民族经济强起来,使中国人民尽早富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差异性社会的宏观经济制度基础。一般的市场经济在自发调节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配置、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会造成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化与分层。这构成了建立我国差异性社会的主要宏观经济体制的原因。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不同之点在于:它在资源配置上将市场调节、政府合理干预和社会第三部门的各种机制结合起来,实现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三次分配重道德(慈善)。社会主义确定了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和走向大同的根本方向,因而对于市场经济的利益分化、分层后果必定加以限制和治理。这就要求在经济领域里实行差异的正义原则。

   我国政治制度体系本质上也是对差异性社会利益结构之政治表达的制度性回应和安排。必然性、合理性辩护主要聚焦于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轴心,就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做主“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其他一切制度都是围绕这一轴心展开的。就本然关系而言,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是国家首位的和基础的制度,其他一切制度(包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在内),都是这一制度的必然实现方式和满足方式。但是,党的领导又是人民利益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和首要条件。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实现人民利益的可能。本质与形式、本然性与实现性都呈现辩证的统一。人民利益的一系列政治表达方式和路径对共同利益和差异利益表达的偏向和选择是不同的,有四个层次:一是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关系。人民通过国家民主(间接民主)相对集中地表达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普遍利益和共同利益,而在社会民主(直接民主,如群众自治、结社、集会、发表言论、网络民主等等)层面则主要表达差异利益以及差异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协调。二是政党制度关系。就国家制度内部而言,将差异性社会中共同利益与分散、差异利益的政治表达集中为统一的国家意志,需要采取政党制。政党是阶级、民族、人民利益的政治代表。作为政党制度安排中具有显著优势的根本制度和首位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历史的选择,而且是人民的选择,保障了差异性社会中当家做主的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普遍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一致性与共同性,满足了人民的这一政治需要。这一需要必须由一个立党为公、初心为民、有远大抱负和科学理论指导的、具有集中统一权威的党来代表,而不可能由其他政党代表,也不可能采取多党制或两党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合理性之源。反过来看,党接受人民重托,主要代表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普遍利益和共同利益,而不能仅仅代表人民内部某个阶层或集团的差异利益,否则会导致立场偏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的,贯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等各项事业,贯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代表人民利益,当然要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因而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而民主党派的存在,则是人民中差异利益的政治诉求在政党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此相对应,各个民主党派和其他人民团体,在拥护人民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各自偏重代表了差异性社会中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即各个界别的政治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将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差异利益协调起来进行政治表达的政党制度安排。之所以构成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关系,是因为人民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差异利益之间呈现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彼此之间求大同、存小异,可以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差异。三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的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权、立法权、任免权、监督权等来行使国家主人权力,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要偏重于通过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普遍利益和共同利益。与此相应,政治协商制度采取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是在国家政治层面解决利益差异的合理有效方法。协商民主还可以推广到整个社会,作为调节和解决人民自身差异利益矛盾的主要机制。多党合作制度安排的最主要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超越差异的利益并代表人民共同利益的政党领导,就没有主心骨,差异的利益之间也可能会分崩离析。坚持和完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规约差异性社会利益关系、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路径。尽管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利益差异,但是不同利益诉求都以爱国为底线,因为爱国是人民共同利益中的最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文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多个民族之间有平等、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共同利益,但是也有差异利益,需要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和协商民主来协调。四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制度必须通过依法治国才能得到法的规范,成为合法化的制度体系。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化进程和实现法治化国家,就是让我们的制度体系合法化并在法的框架规约下理性自觉地运行。国家的战略和规划是人民共同利益的政治表达,同时其施行和细化也会考虑较突出的人民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结果总是由共同利益与差异利益诉求的合力推动的。

   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是对差异性社会的社会利益结构表达的制度回应和安排。就共同利益而言,人民需要统一、公平、完备和充足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社会生活需要,包括充分就业、最低生活保障、反贫困、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社会安全体系、住房和环境以及其他基于国民权利的公共产品的均等化等。大力发展民生,根据生产发展水平大力增加民生供给,推行“健康中国2030”规划,实施环境整治和改善计划,努力消除绝对贫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等等,都高度体现着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利益,这也是“差异的正义”原则所说的“基本公平”。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基本公平”,走向一个安全、稳定、有充分保障的共同富裕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但是,人民的差异利益,肯定会有不少表达和呈现,并且需要有合理的制度来保障。根据这些差异利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规约性要求,通过市场规约达成“比例公平”,比如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各种“补充医疗保险”“大病商保”等,以及促进广泛的社会协商民主、健全大病救助制度、推进慈善事业、完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就是解决人民内部差异利益及其社会表达需要问题的制度安排。

   我国的文化治理制度体系,是对差异性社会文化利益结构表达的制度回应和安排。人民共同体的“公益”必定体现“公意”,进而成为“共识”和“公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文化领导权,是我国文化治理的根本制度。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揭示人类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至上真理,而且因为其具有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普遍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文化价值,构成全体人民共同意愿的思想基础。各种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增加文化公共产品的制度也是为了满足人民共同的文化利益需要、实现“基本公平”的产物。而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则是满足人民差异的文化利益、实现“比例公平”的需要。此外,推进以爱国为前提、包容多元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统一战线,是应对文化差异利益问题、协调人民差异利益的文化表达、促进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其中,肯定存在着一元与多元、共同与差异的文化矛盾,而解决这一文化矛盾的主要制度安排仍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建立包容多元的最广大的爱国文化统一战线。

   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对差异性社会生态利益结构表达的制度回应和安排。“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2)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发展的基本国策是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共同利益的生态表达,也是人民生态公益的需要。由此,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人民拥护,合理合法,势在必行。而针对差异利益的生态诉求,则应通过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完善各类资源的开发保护制度等来实行“比例公平”。

   可见,差异性社会是坚持和巩固“五位一体”制度体系的社会根基,而“差异的正义”则是贯穿整个制度体系必然性、合理性证成的辩护逻辑主线。我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显著优势,是因为实事求是地从差异性社会现实基础出发并努力援用“差异的正义”原则进行规制。虽然限于篇幅,本文对于这一辩护逻辑的阐释只能是撮其大要而言之,是一个证成的思路,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制度体系图谱闪耀着的理性自觉的光辉。不仅如此,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路径,我们还可以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证成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六、何以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把握其未来走向与必然趋势

  

   《决定》不仅第一次全面阐明了坚持和巩固我国具有显著优势的制度体系的根据,而且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同步规划了制度体系现代化“三步走”的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顶层设计式地提出了我国未来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的清单。然而,战“疫”大考告诫我们,制度仍然需要“补短、补软、补缺”,说明制度发展清单和理性自觉程度依然有提升的空间。在《决定》做出制度体系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之后,我们依然需要进行回溯性的研究并理解规划的前提,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性自觉,从把握差异性社会的现实和秉持“差异的正义原则”出发,追问何以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把握我国制度体系发展与完善的未来方向和必然趋势。

   规划和思考要基于理性自觉,就不能仅仅跟在实践后面亦步亦趋地补短、补软和补缺;我们不仅要理性反思现存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制度定型化中的问题,更要超前预见到未来完备、定型化的制度体系的样式。在笔者看来,要厘清这一理性自觉和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根据,以及发展和完善制度及治理体系的动因和方向,就要把握从差异性社会现实出发向“差异的正义”的善治目标迈进过程中产生的张力。差异性社会和“差异的正义”原则都是动态演进的,而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动因根据和未来方向始终存在于上述两者动态演进的历史区间关系中。我们要在其动态演进的总历程中找出三个坐标:一是基础性嵌入坐标,即确定差异性社会与“差异的正义”原则在制度和治理体系完善中的基础地位;二是由基础转化为路径坐标,即根据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去超越性、前瞻性地设计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三是过程图谱坐标,即在“十大转型”和“五位一体”发展中明确完善制度体系的未来方向。

第一个坐标要确认,发展和完善制度的使命就是从现实的差异性社会向“差异的正义”善治目标的升华过程,要维护差异性社会和“差异的正义”原则在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中的原生态、基础性地位。在规范向度的意义上,既然差异性社会和“差异的正义”成为制度发展和完善的主要基础,那么,我国最需要发展、完善和补缺的制度首先就是差异性社会的善治制度本身。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在维护完备的制度体系建构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在制度上首先确认差异性社会和“差异的正义”作为全部制度基石的必要性。为此,我们必须在制度上坚决拒斥否定一切差异、纯粹空想的民粹主义,拒斥企图固化差异、反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保守主义,拒斥泛化市场原则、无限扩大差异的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肯定基于“差异的正义”原则的制度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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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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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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