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 次 更新时间:2020-12-13 23: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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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  

   因此,方法论辨析旨在呼唤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揭示它肩负着一系列重大使命。它要全面梳理和继承原初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深度解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的重大命题;要全面展开与西方政治哲学、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哲学的积极对话并吸收其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要立足于中国道路的当代制度实践,回应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进程中对公平正义的需要;在全民战“疫”中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开创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要全面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出场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化,以充满远见卓识的“顶层设计”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叙事:历史向度与规范向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制度体系是否可能更加成熟和定型化,是否可以顶层设计科学的制度体系,不仅涉及是从抽象原则观念出发还是从社会存在出发的哲学路线之辩,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的合法性:究竟如何理解为制度出场辩护的事实叙事与价值叙事的关系或者历史向度与规范向度的关系?

   关于制度体系出场根据的必然性辩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叙事向度:历史叙事与规范叙事。这涉及叙事视域的纵向与横向、事实与价值、后验总结与顶层设计的关系。一方面,制度体系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实践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向度,这是唯物史观的主要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④。马克思将自己的新世界观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性或历史向度偏重在纵向的时间轴中展示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与规律,这一规律在历史过程中突出展现为否定的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⑤因而,对于西方政治哲学鼓吹的所谓“永恒正义”“永恒权利”“不可剥夺的人权”等等,马克思都做了无情的批判,认为那是所谓“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⑥为此,马克思究竟有无正面肯定“正义”观,有无规范理性的思想,或者进一步说,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否存在着以规范向度为旨要的政治哲学?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历史向度与规范向度是否就无法协调一致?显然,这关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立足的合法性。同时,这也进一步关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否具有超越事实叙事的价值主导从而为更加成熟的定型化制度体系做顶层设计指导的哲学方法论功能。

   学界长期争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应从“革命逻辑”转向“建设逻辑”的问题,其实质也是如此。但是,赞成者秉持的辩护论据大多是经验主义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从战争年代的“革命逻辑”转向今天的“建设逻辑”,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和使命发生了根本转变。但是,人们很少在辩证法的视域框架内辩证地思考历史向度与规范向度的统一问题。

   其实答案够简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辩证法内在地具有“保守”方面。当事物存在的条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之前,事物就不可能在历史中退场。新生事物的存在和其旺盛生命力的延续都会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事物的性质需要稳定,事物的运行需要规范。也就是说,辩证法在对事物做否定的理解的同时也做肯定的理解,即相对于它的存在条件稳定性而言必然存在的理解。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我们不但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世界、新社会需要全力维护和肯定,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需要规范运行和有机协调,因此,以规范向度为主要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然会应运而生。它站在理性自觉、顶层设计高度来发展和完善我国制度体系,就理所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相当长历史时期、具有质的稳定性的社会,只要这一社会没有彻底完成使命而过渡到更高社会阶段,规范向度的使命就不会结束。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于制度体系做规范向度的顶层设计与科学化安排,具有充足的理由。任何一个事物相对于它存在的条件而言,都具有质的规定性和边界内的系统性。要揭示我国制度体系出场的质的规定性和边界内的系统性,论证其存在和出场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完备性,我们的辩护就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的抽象空洞的价值原则,也要反对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而无价值引导的实证主义,而要把对“好”的理想制度追问建立在事实之“是”即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将共识合法化,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肩负的时代使命。

   与实证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从事实叙事上升到价值叙事和规范叙事。同时,与西方政治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叙事不能从抽象原则出发,而要从现实的社会存在出发,规范叙事的“应当”源于事实叙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叙事绝不排斥历史叙事,建设叙事绝不排斥革命叙事,肯定叙事绝不排斥否定叙事,相反,这三组叙事中的前者都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并与之相统一的。在任何时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叙事向度中,肯定叙事与否定叙事、规范叙事与历史叙事、建设叙事与革命叙事都是辩证统一的,不过在不同的实践时代,由于主要矛盾和使命不同,其中某一个向度会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而已。从革命年代向建设年代、从批判旧世界向发现新世界、从破坏旧世界向创造新世界的时代转换,不过是辩证向度之间的主导地位的转换而已。我们永远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叙事看作是单向度的。实践是两个向度的根基,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于制度体系的规范叙事,永远需要改革、发展和与时俱进。

  

   三、差异性社会: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的现实基础

  

   真切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当下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类型,是辩护和证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合理性的出发点;从顶层设计出发理性预期发展和完善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制度体系的主要依据,就是要把握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然而,真切地认识我国社会状况,既不能步以罗尔斯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后尘,从虚拟的公设(如“无知之幕”)出发做先验逻辑推导,也不能停留在一般实证科学层面上满足于对社会现实做实证的现象描述,更不能听任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喧哗而放弃对社会整体的把握,而要“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⑦来达到。

   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史观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于制度的规范叙事必须从制度赖以出场的长期、普遍、具有质的稳定性的社会存在现实出发;因而全力“发现”和考察我国的“市民社会”,就成为证成制度体系出场必然性、合理性的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一环。换言之,在规范叙事图谱中,一切制度体系包含的必然性都源于“市民社会”,满足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⑧。我国制度体系出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既不能仅仅从制度体系图谱本身去理解,也不能从所谓制度观念去理解,而要从我国现实的“市民社会”去理解。这一“市民社会”才是产生我国制度体系的全部现实基础,是理解制度体系之“科学性”的主要根据,更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立足的“大地性”之所在。

   那么,我国现阶段的“市民社会”是什么呢?这里同样不能跨界平移、照搬照抄西方的或黑格尔和马克思指认的“市民社会”概念来指认、剪裁中国社会。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涉及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指认的十七、十八世纪发端于城市的商业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吉登斯、哈贝马斯等欧洲新现代政治哲学家的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三分法”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这三种类型的“市民社会”都很难与我国的社会存在状态画等号。马克思指认的市民社会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商业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二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形态或经济基础。就前者而言,虽然我国现阶段社会形态有资本和市场经济存在,但却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就后者而言,市民社会也不完全等同于经济社会。我们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绝不能说我国是市场社会。市场通行的等价交换规则绝不能无原则地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作为支配原则。一定的经济关系是产生社会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关系并不无条件地就等于经济关系。因此,对决定并生产我国制度体系的社会存在基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

   笔者曾多次指出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我国已经进入一个差异性社会⑨。基于合理尺度准确界定这一社会的性质和边界并科学把握差异性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善治原则,必将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主题,进而构成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的基石。差异性社会的存在首先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学是调研和分析我国社会状况和类型的最切近的实证科学。多年来,来自国内社会学界独特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社会的经济成分及人们的就业方式、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差异化,社会正在重新分化。许多社会学学者,如郑杭生、陆学艺、李强、李培林、孙立平、李路路等,都曾以非常实证的方法对我国社会的分层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尽管学者们可能在研究角度、分类尺度、分层标准、分层细分程度(十个阶层或六大阶层)、分层状况(如中产阶层、断裂与碎片、两极化)的描述和判定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和基本的结论:我们的社会各个利益群体已经分层化和差异化,这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一个重大社会事实。我们不必重复描述社会学家们研究的过程,我们的问题仅限于:第一,这一社会存在的类型划分根据是什么?或者说,这究竟是暂时现象、局部碎片还是一个将长期存在、普遍存在的社会类型?或者说,与以往分层化的人类社会相比,差异性社会究竟在社会类型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第二,这一社会群体利益差异化的“事实”是否为社会价值方面合理的必然存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规范视域出发,我们应当选择怎样恰当的社会正义原则来有效治理这一差异性社会?显然,对问题的深层解答需要超越社会学的实证眼界,叩响以研究正义和规范价值为旨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大门。

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类型的划分根据,即社会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基础上的物质利益状况。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⑩。恩格斯说:“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1)人们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基础上的物质利益关系是区别不同时代的重要尺度。以此尺度纵观历史,人类社会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人们的物质利益完全一致、没有差别的同质性社会。人类的原始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大同社会)就属于这一社会类型。上述社会不是没有差别,但是差别仅仅表现在性别分工或者自由个性方面,而不是在物质利益方面。第二种类型即阶级对抗和阶级冲突社会。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物质利益关系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导致对抗性社会或阶级冲突社会。第三种类型是差异性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差异性社会。阶级对抗、阶级斗争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对抗已经成为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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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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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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