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0-12-07 23: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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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也指出:“考据,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可以说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余英时则说:“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两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任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绝不是偶然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由于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束缚,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史学才从艺术转变为科学。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地开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惟一手段。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达到。相反,在劳动力供给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因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

   按照范·赞登(JanLuten von 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2)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3)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简而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三)其他学科的方法

   除了经济学的方法之外,经济史研究还应当从其他学科借用方法,并采纳这些学科新近取得的成就。这些学科包括了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斯波义信引用弗里德曼的话总结说,经济史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学科,至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模式,都可以参考借用。例如,经济学家的研究模式(由抽象到具体,先假说后论证)、社会学家的研究模式(从具体入手,注重统计)以及别的研究模式(如把以社会横断面比较为基础的复数指标进行组合,根据对各种指标的比重及组合方式的适当处理进行归纳,等等),都可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

   此外,经济史研究也会从向自然科学借用方法和研究成果中受益。近年来国际学坛的“史学科学化”的趋势,除了表现为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外,还表现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史学的渗透,特别是“计量史学”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渗透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许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经济史学研究来说也非常有帮助。例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农作物的生长是一个物质变化和能量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均不会凭空产生和凭空消失。换言之,农作物的生长,取决于光、热、水、气(二氧化碳)以及各种物质养分的供给及其相互配合状况。因此单位耕地产品的数量,也取决于作物从自然中所能摄取到的物质和能量。下面就以气候和肥料为例,看看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亩产量研究的帮助。

张家诚关于我国大陆年平均气温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的宏观理论假设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此外,年平均温度相差1℃,农作物遭受冷害的频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动,从而明显影响作物的收成。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宋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气候变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比唐代或今天都低1℃—2℃。江南农民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反应(其中之一是改种较耐寒的粳稻)。在此情况下,不仅推广从南方温暖地区引入的籼稻——占城稻——十分困难,而且亩产量要有大幅提高也颇不现实,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宋代江南农民为对抗气温下降而采用了有效的措施(例如培育出了抗寒高产的水稻品种、施用了更多和更好的肥料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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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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