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0-12-07 23: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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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世纪,至少在江南的一些地区肯定已实行稻麦复种制,而其目的主要并非提高亩产量,而是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人口增加速度慢,接近于一种可称为“革命”的速度。虽然此时江南耕地数量也有很大增加,但按照李嘉图的地力递减规律,新开垦耕地的质量可能比原有耕地差,因此肯定有相当重大的技术改进,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新增的人口(否则就必须大量输入粮食,然而我们并未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简言之,伊氏认为宋代(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出现了相当重要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同时农业发展速度也颇为迅速(至少不慢于人口增加速度)。

   上述变化为什么不能说是“农业革命”呢?我认为,这些变化本身表现了农业在许多方面的进步,但是却不足以说明整个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按照伊懋可的解释,主要指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判别农业生产效率高低的标准至少有以下五个:(1)投入农业的能量(主要是在人、畜工作中,但也体现为肥料与燃料)与农业生产出来的能量(食物与饲料)之间的比例;(2)用货币计算的经济成本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比例;(3)单位耕地每茬(如果是一年多熟的话,那么应当是每年)的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产量;(4)种子与收获的比例;(5)每个工作者单位时间(每小时或者每日)的产量。这些标准都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经济体系,但在不同经济体系下并非按照同样的顺序排列。同时,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效率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平衡方式。在一个商业化的经济中,采用何种技术与生产方法还会受到不同平衡方式的影响,因此通常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此外,还要考虑自然生态状况及其对生产的影响。

   伊氏的这些看法颇为重要。只有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证实农业生产效率确有重大提高,我们才能断定宋代江南有“农业革命”。由于宋代有关资料贫乏,只能选择其中一些切实可行的标准作为研究的视角。在这些标准中,比较可行的是第五种,即劳动生产率,而这恰恰是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的最主要标准。因此我们在此特别把劳动生产率从伊氏所列举的诸标准中拿出来,作为判断农业进步的主要标准。如后所述,一些学者由于对劳动生产率的理解不够明确,从而对《检讨》所论产生误解。因此更有必要在此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一讨论。

   在经济学中,劳动生产率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劳动者的单位劳动的产量。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是依据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式也大不相同。我曾经指出:在计算近代以前江南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时,应注意到它与近代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差别。大体而言,江南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宋代江南。因此这种方法仍然是我们研究宋代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

   此外,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体现为每个农业劳动者所能供养的人数。雷格莱在对近代早期(1500—1800年间)欧洲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研究中首先提出这种方法,其具体做法是:首先弄清人口数量、农村中以农业为主业的劳动力的数量,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农产品的人均需求量(并证实此需求量在此时期中保持相对稳定),以及此时期进入长途贸易的农产品的数量(并确定这个数量在农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很小),然后进而计算出每百个农业劳动力所供养人口的数量。这个数量就代表了当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难以充分获得准确的耕地、产量、各种生产投入等数字时,这种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点。在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这种方法已部分地得到运用。对于宋代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而言,由于史料远比明清贫乏,因此这种方法更值得重视。不过,正如麦迪森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均收入的增加也可以由更密集的劳动投入而引起,生产力提高可能没有收入增加那么快,所以由劳动者人均收入增加导致的供养人口增加也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因此之故,这种方法必须与前一种方法配合使用。

   由于上面这两种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所取视角和所依靠的史料均有所不同,因此使用它们得出的结果,可以用来作为参照物,相互比较,相互校正,从而得出一个更为接近真实客观的结果。

   因此,宋代江南到底是否有可称之为“农业革命”的重大变化,还有待于从不同的方面对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才能确定。在此之前,仅根据某些变化就遽下断语,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三)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在国内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虽然许多学者坚信“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对于“什么是技术进步”及“技术进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对经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等根本性问题,却鲜见专门的研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技术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此作一讨论。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学界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已有不少重要的新观点提出。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变化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伊懋可、白馥兰、瓦格纳等也提出了若干新见。在经济史研究中,应当注意这些进展,从新的角度来思考技术变化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1)按照过去传统的看法,技术进步主要是指新生产技术的发明。然而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发明“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我们所关注的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显然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伊懋可指出:在研究技术进步时,必须对技术的发明(即某项新技术的最初出现)、技术的革新(即改进该项技术以应用于生产)和技术的普及(即将革新了的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三者加以区别。否则就会如波塞鲁普(Easter Boserup)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发明”的定义扩大化、把新技术对已有技术的适应也包含于其中的话,就会掩盖技术发明和技术传播之间的区别。简言之,技术进步有双重特性:首先,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后,本身还要继续改进,以变得更加完善;其次,这项新技术必须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活动。只有当它被改进到相当完善的程度时,才会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而只有当它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时,才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问题时,更加需要重视的是新技术的改进和传播。正因如此,麦迪森认为明清中国耕作技术普遍提高,采纳和吸收有关知识也很成功,这个已知优秀生产方法广泛传播的过程,也应视为技术进步。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问题,可以看到:一般所说的那些宋代的主要技术进步,其完备化及普遍运用主要发生在明清。因此对于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如果忽视技术进步的特点来看宋代江南的农业技术进步问题,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此外还要指出,关于“技术进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白馥兰指出东亚传统水稻农业技术与西欧旱地农业技术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主要是一种“技巧趋向型”技术(skill-oriented technologies),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机械型”技术(mechanicaltechnologies)。由于这个差别,在研究东亚水稻农业变化时,就不应把某种节省劳动的新农具视为引起农业重大进步的关键因素。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常常过分强调某种高效率、节省劳动的新农具(例如江东犁)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受到西欧经验的影响。事实上,就江南而言,明代发明的铁搭,虽然结构简单,效率不高,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实际效果而言,这项发明及其运用对于江南农业的作用恐怕比江东犁更大。

   (2)依照一种为许多人所默认的看法,一项新技术发明出来后似乎就会“理所当然”地运用到生产中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然而技术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如熊彼特所言:“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导致经济发展。这种情况,最清楚地表现在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革命的象征,然而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蒸汽机并非18世纪的新发明。远在公元1世纪末,赫罗(又译为“赫伦”)就已发明出了最早的蒸汽机,并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在文艺复兴时代,赫罗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受到欧洲各国人士的重视,他们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研究蒸汽机的改进问题。虽然关于蒸汽机的基本知识在18世纪以前已为欧洲人了解,但是只有到了18世纪,在各种因素比较齐备的英国,这项技术进步才逐渐发挥出其伟大的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其次,重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并非立时可见。斯努克斯和哈雷(Knick Harley)、费因斯坦(Charles Feinistein)等人的研究表明:比起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工业革命期间仅有温和的增加;而在人均实际消费方面,在1760— 182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到1820—1850年间才出现明显的增加。换言之,经济成长的明显加速与珍妮机、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等重大技术发明出现之间,已有大约半个世纪的间隔。因此重大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马上导致经济发展。

   从这种立场出发来看江南历史上的技术进步问题,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江东犁、占城稻、稻麦复种制等,确实是重大的技术进步,但由于其他因素不齐备,难于在宋代江南普遍使用。同时,即使这些重大进步都出现,也不一定很快就导致重大的经济后果。

   二、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即“新史学”)创建之初,胡适就已指出:“审定史料乃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功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梁启超则指出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并指出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而“间接关系”的学科则为哲学与自然科学。因此史学方法,即包括史料审定的方法,同时也包括许多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方法。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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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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