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聪志 叶敬忠:小农户生产的现代性消费遭遇——基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的观察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20-12-06 00:26:49

进入专题: 现代性消费   消费扶贫   巢状市场   小农生产  

贺聪志   叶敬忠  
也表征了被建构的城市现代性消费与快速变迁的乡村小农生产之间的某些断裂。

   当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已被纳入世界规模的农业-食物重构中(McMichael, 2013)。尽管食物对于生命和健康而言是必需品,它却越来越沦为一种商品(Weis, 2007)。在城市消费端,资本控制的现代食物体系不仅正在改造食物从地头到餐桌的整个组织过程,也在重构城市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消费文化与选择。首先,消费者处于控制市场的隐形力量(资本)的“凝视”之下,被各种大众传媒和营销手段以一种尽可能不被察觉的方式,引导、塑造出各种消费需求。许多食物传统和常见的饮食习惯在面临新的产品、营销和生活方式时正在迅速改变(朗、希斯曼,2011:35)。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中国的城市消费市场发生了飞速变革,各种超市革命、物流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消费者带来了现代主义的消费体验:舒适、科学、秩序、效率、便捷……这些变化迎合了城市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还创造了一种“消费者至上”的意象(帕特尔,2008:154)。便利性、标准化、廉价的工业化食物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食物的期待和评价,同时也在让人们丧失烹饪的技能 (Patel & Moore, 2017),而这些过程都构成了建立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联结的潜在障碍。其次,城市消费者,尤其是早已脱离乡土生产或对乡村缺乏体验的年轻一代,与自然、农业、食物文化和农村社会长期分离。卡罗琳·斯蒂尔(Carolyn Steel)在其著作《饥饿城市》中描述了城市人口如何失去与食物的亲密性,以及这些不可见的过程如何悄然重塑着城市(Steel, 2008)。在此背景下,很多消费者已经难以接受地方性的食物文化,对农业和乡土生产的特点缺乏理解。再者,现代消费及其伦理呈现越来越显著的物化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马克思,2004:93)。在现代食物体系中,人们不仅无法辨识食物的生产者、产地,而且食物的生产过程及其附着的文化、社会关系也容易被物化的形式所掩盖(Carton & Flores, 2010)。正因如此,当城市消费者进入巢状市场这一新的食物消费场域时,容易仅仅停留在商品和物的层面,以市场交易的逻辑和心态来参与,而难以注意和认识到背后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结,以及其行动所表征的关怀和道德意涵。

   在乡村生产端,随着农村商品关系的延伸,小农社会也在经历快速的社会-生态重塑。工业化农业和市场主导的发展范式及与之相伴的治理体系,正在加速推动小农农业、农民社会的解体,破坏小农经济所立足的文化和物质基础。这样的过程正在柳村发生。柳村作为太行山区的农村,地理位置较为偏远,面临严重的劳动力外流和一定的土地抛荒现象(Van der Ploeg, 2013),即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所说的农业“失活”现象。对于留守的村民来说,他们对资源的投入越来越需要依靠市场购买,农业活动的外部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正在日益加深。当下的村庄现实也对巢状市场的构建带来了诸多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不连续性,背后的原因很多。第一,青壮年人才大量流走带来了村庄组织人才的缺乏,尤其是在现代城市消费已经越来越走向数字化、互联网化的背景下。而这种根植于乡村、农业价值和文化危机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扭转。第二,农业活动的外部化常常造成村民的知识盲区和农业资源库的破坏,使他们丧失对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和控制权。例如,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柳村的农户从中间商手中购买猪仔和鸡苗,不仅从源头上无法把控产品的质量,容易引发消费者的质疑和抱怨,而且在外部市场产生波动的情况下容易陷入被动处境。这也是导致生产和消费不连续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这种不连续性面前,地方也在逐渐发挥其能动性,通过统一购买柴鸡苗、养殖母猪、孵化小鸡等方式来巩固和强化地方资源库。重新摆脱这种依附和外部化,则是一个艰难、长期且存在争议的过程。第三,长期以来国家侧重扶持工业化、规模化的农业和生产主体,现有的农业服务体系和惠农政策资源偏向大户,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农户则缺少支持。而身处农村的基层政府也随着2006年农业税费改革逐渐丧失介入农业的能力和公信力(周娟,2017;吴重庆、张慧鹏,2019)。结果是,农村地区普遍缺乏符合小农户产品特点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建设。这也使得柳村在组织巢状市场过程中,不断面临检验检疫、屠宰加工、冷藏运输和进城限制等流通领域的障碍,农产品上行的道路充满困难。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全球化流动,在现代传媒和消费主义理念的推波助澜下,食物体系两端的行动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早已被整合进全球食品链之中,且难有退路可言。双方从生产技术、流通体系、销售过程到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观念和认知,都被以生物技术、跨国食品帝国控制的现代食物体系所形塑和改造。

   在此背景下,巢状市场正在重构“生产-消费”关系,重新联结长期被区隔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以及城市与乡村社会。这种联结需要克服很多价值、机制、制度、技术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困难(叶敬忠、贺聪志,2019)。巢状市场所呈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种不连续性的背后,也是乡村和城市在向现代化转型变迁过程中的不连续,导致了现代食物体系中生产和消费关系呈现出更加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贺聪志等,2015)。相对而言,乡村小农户生产方式的改变滞后于都市消费需求的改变。

   因此,致力于重塑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动联系和信任关系,实现生产和消费互利双赢的巢状市场行动在实践中也遭遇着各种断裂和不连续性的挑战。这也导致巢状市场在建立过程中对接失败或消费者退出的现象偶有发生。事实上,巢状市场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这些挑战,将不连续性逐步转化为连续性的过程。在过去数年中,生产小组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调整。随着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的不断磨合、调整与适应,以及村庄组织管理的不断完善,巢状市场在柳村正在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消费”对接和相对固定的消费者群体(叶敬忠、贺聪志,2019)。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基于河北省柳村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以行动研究为方法,采用发展社会学的行动者分析视角,呈现了一种地方性的,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消费扶贫方式的微观组织过程。透过该试验可以看出,这类扶贫行动既扎根于地方性的资源和网络,也嵌入更广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中。贫困小农户与消费者的衔接并非为线性的、一帆风顺的过程。当双方直接遭遇,围绕食物的文化、便利性、供需平衡、交易的逻辑和情理、商品的标准化等方面,经常出现差异性理解及反应、错位对接和不连续性。这些不连续性的存在使得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的对接出现困难,信任建立面临挑战。这种断裂和不连续还揭示了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性距离”(Edelman et al., 2014),如扶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一些必要政策工具的缺席,对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乡村地区针对小农户产品特点的检验检疫、屠宰加工、物流体系等公共品供给的缺位等。这些结构和制度上的障碍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问题”,使生产和消费的衔接变得困难。

   同时,该试验也让我们看到,乡村和农民具有回应各种困境和压力的能动性。他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性策略来努力弥合各种断裂和不连续性,逐渐建立起相对稳定、持续的生产-消费关系。该过程激发出村庄内部的和城乡之间的各种自组织、合作和创新性实践。这些实践在不断赋权村庄的同时,也重构了贫困小农户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空间,为其新的生计方式创造了可能空间。这类实践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和生计领域,也涉及食物生产和消费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政治、自然以及生命关系的改变,如乡村活力的修复、新乡村性和新城乡关系的塑造等(贺聪志等,2015)。

   中国当前还有2.3亿小农户单元,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大量贫困小农户重要的生计方式和收入来源,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形态⑧。在此国情和农情背景下,如何以消费扶贫政策为契机,为从事家庭经营的贫困小农户构建持续、稳定的生计空间和市场体系,不论是对后脱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还是对乡村振兴,都至关重要。消费扶贫作为一种国家干预行动,应突破常规范式的一些僵化认知,走出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依赖,重新认识小农经济的存在价值(尤其是在维持社区和生态方面的非货币化贡献)及农民在变迁社会中的适应性;在关注规模化产业和带贫主体的同时,也应兼顾扶持小农户,重视创新适合小农户生产及其产品特点的消费扶贫机制和方式。目前国内正在兴起大量类似构建巢状市场的新型实践,如果加以引导和扶持,这类方式不仅可以成为贫困小农户拓展生存空间的新消费扶贫路径,让小农户焕发新的生命力,也可以为乡村地区和周边城市人口带来显著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当然,要开展针对贫困小农户产品的消费扶贫,如何化解生产和消费衔接中的不连续性,弥合城乡之间的种种断裂,将是这类扶贫行动不能回避的挑战。今天,村庄和贫困小农户既要适应由高度异质性的移民组成的,阶层化的城市和被现代食物体系形塑的,日渐远离乡土性与地方性的现代消费文化,也要克服诸多技术、知识和制度上的障碍。这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联结并共享价值规范和标准框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叶敬忠、贺聪志,2019)。在此方面,需要公共部门的制度创新,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技术、市场机会、公共服务方面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和支持,为贫困小农户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有利环境。

   笔者长期观察发现,能否以合作和组织化的方式整合资源,形成沟通消费端的规模、信息和质量提升优势,是决定贫困小农户与市场连接成败的关键。在此方面,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返乡青年可以成为带动贫困小农户建立合作纽带的人才力量。此外,针对小农散户小规模经营,难以批量化、标准化供应产品的问题,可借鉴国际上建立“食物枢纽”/集配中心等新兴做法,将产品集中,由专业人员统一分拣、分级、包装和把控质量,以批量、组合等形式,与不同类型的消费扶贫渠道进行对接。针对小农户产品长链供应难、成本高的问题,可发挥其新鲜多样,更适合地方饮食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发掘食物“地产地消”的潜力,如与本区域城市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食堂进行对接;也可鼓励地方结对帮扶单位、个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与贫困小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对接关系。同时,需要完善和优化匹配符合小农户对接城市需求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体系,如小型屠宰加工服务、检验检疫服务、入村冷链物流服务等。最后,消费扶贫要构建长期稳定的供销体系和良性运转机制,非常需要社会信任和社会建设。柳村巢状市场的构建过程注重城乡互动和社会建设,为双方增进了解,建立长期的合作和信任关系创造了可能;若非如此,这类联结在面对种种不连续性问题时,非常容易被各种资本主导的竞争力量所消解。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3ASH007)的资助。

   参考文献:

   艾云,2016,《农产品“市场链”: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载《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英]齐格蒙特·鲍曼,2002,《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出版社。

   [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2013,《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潘璐、叶敬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贺聪志等,2015,《建构巢状市场:理论、实践与思考》,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大会暨第七届中国社会农业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现代性消费   消费扶贫   巢状市场   小农生产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806.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