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聪志 叶敬忠:小农户生产的现代性消费遭遇——基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的观察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20-12-06 00: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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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聪志   叶敬忠  
一系列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规则常常与农村现实不相容,导致了小农在市场中的依附和被挤压以及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而巢状市场则能为小农创造更多的自主性、决策权和收入分配,将小农从对全球食物市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范德普勒格,2013;Schneider & Niederle,2010;Schneider Gazolla, 2015)。

   (三)城乡搭桥:柳村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

   国内类似构建“巢状市场”的行动和实践探索已经越来越多地生发出来。这种市场形式所创造的新的经济空间和分配机制,也正在转化为可以贡献于小农户生计和农村减贫的新兴发展范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研究团队在河北省太行山区青林乡柳村⑤与北京开展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便是“将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直接联结起来,为贫困小农户构建一种特殊的‘巢状市场’的理念和实践”(叶敬忠、贺聪志,2019)。前述论文对该实践探索已有详细介绍,下面对该试验的相关内容和最新进展进行简要回顾⑥。

   自2010年起,研究团队从城市和乡村两端入手,发起“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柳村是最先试验构建巢状市场的村庄。它隶属河北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西部山区,距离北京190公里,位属太行深山区。截至2020年7月,全村共有187户,64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为55户,贫困人口达210人(目前已全部脱贫)。和当下大多数中国村庄一样,微薄的农业收入使得村庄大量青壮年离土谋生,剩下的主要是留守村庄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该村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山区贫困村庄,至今保存着较为完好的小农农业形态。研究团队以柳村“贫困小农户现在有什么”的生计资源为出发点,以他们开展的健康农产品和地方特色食物产品的小农式生产为“产业”,来直接对接城市消费(叶敬忠、贺聪志,2019)。

   巢状市场的构建首先涉及村庄层面的组织。目前柳村已经形成一套将分散的小农户及其多样化的产品组织起来的结构和规范。自发起至今,这些曾经是别样,现在已成为常规的做法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升级阶段。最初两年的工作主要包括村庄理念的培育和建立,组织化机制的形成和一些基本技能的掌握(不仅包括如何组织农产品,还包括如何使用互联网技术、如何与消费者互动等),消费者群体的培育以及配送机制的摸索等。2012年,村庄的组织者开始独立配送,并与消费者进行线上线下互动,实现从研究团队协助为主到农民主导的跨越。此后,巢状市场的发展进一步走向村庄自我调节的阶段,并纳入更为丰富的自我组织元素。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各种保鲜、包装等设施设备更加完善,生产和组织过程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有计划性,开始以组织化的形式调节种苗和种养资源,种植和延续老品种,改造小农户的养殖圈舍环境,平衡和调节村民参与机会等。2019年村庄成立了合作社,推动组织方式朝着更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柳村的巢状市场参与农户开始只有20户,目前已发展到105户。同时,有16位村民加入到质量把关、包装和配送等环节,有23户农户成为消费者访问村庄时的专门接待户。

   柳村巢状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探索构建了一系列新的城乡互动和联结方式。研究团队从动员北京的同事和亲朋好友开始,依托社会关系网络协助村庄发展消费者群体。截至2020年7月,柳村在北京建立8个配送点,参与的消费者超过400个家庭,数量还在逐步增加。2017年,柳村的生产小组凭借不断拓展的社会网络,与河北省保定市的一个消费者群体建立了对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产品联结多年来保持在每20天左右一次,由村庄组织进京直接配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农产品联结经历了3个月的短暂中断后,开始转为约每10天一次的快递配送。除农产品交易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存在各种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方式,如依托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介进行信息分享、下单交易、质量反馈、活动组织以及新成员邀请等;村庄配送时双方见面交流和互动;消费者在闲暇时携亲友访问村庄和对接的生产农户,甚至在村庄组织开展义诊、读书分享、夏令营等活动。

   村庄同时建立起一套新的质量、价格和监管机制。基于帮助贫困农户改善生计的考虑,柳村巢状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一般高于当地市场价格的30%—60%。在销售收入中,生产小组通常提取10%—20%用于劳动力投入、配送、包装等成本,其余全部归生产农户。此外,研究团队与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设计了一系列质量监督保障机制,如可追溯产品来源和去向的实名制标签,合作组织对生产过程的日常监督和对产品质量的把关,熟人社会的非正式规范和人情压力制衡,与消费者的沟通和反馈机制等。

   巢状市场自构建以来,在为贫弱的小农户赋权并拓展生计空间,推动村庄的组织化建设,改善村庄生态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效果和变化。首先,贫困户的参与非常普遍,同时纳入很多其他生产扶贫方式难以动员的弱劳动力。巢状市场所利用的是农户现有的生计资源,对外部投入依赖较少,参与门槛及风险非常低。目前贫困农户参与巢状市场的产品已达六十多种,几乎覆盖当地能够生产的所有种类。其次,以固定的消费者和较高的产品价格为保障,交易全年进行,贫困户的收入较为稳定而持续。他们每年通过巢状市场获得的收入存在一定差异,少的千元左右,多的可达上万元。这笔收入足以弥合贫困农户已有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缺口。此外,巢状市场不仅创造了一个促进城乡融合和互动的特殊空间,也带动和加强了村庄的自组织和自律,以及村庄生态和文化的整体性修复(叶敬忠、贺聪志,2019)。

   三、城乡对接中的不连续性:当小农户生产遭遇现代性消费

   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联结,是巢状市场构建的关键内容。笔者在行动研究中观察到,乡村小农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直接遭遇时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不连续性,使得对接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博弈和不断调整的非线性过程。

   (一)食物质量标准与文化的城乡差异

   村庄以非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带有鲜明乡土特色的农产品,吸引了城市消费者加入巢状市场。然而,当从远距离的“欣赏”变为切实的参与时,消费者又常常出现各种不适应。例如,他们经常抱怨芹菜、韭菜等蔬菜不够鲜嫩,杂粮和核桃等坚果参差不齐,对农户提供的一些地方性产品不知道如何烹饪等。针对猪肉、鸡和鸡蛋,城市消费者常常提出问题:“后臀尖怎么这么肥?”“我要的排骨,为什么不是纯小排?”“鸡怎么这么大一只?”“蛋黄颜色比较淡,不会是喂饲料了吧?”“鸡蛋怎么大大小小的?大个、红皮的是掺的工厂蛋?”等(北京T小区、W小区消费者ZL、LJ等在微信群中的发言,2017年—2019年)。有的消费者因此觉得农户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好,甚至延伸为对农户诚信的怀疑。在很多消费者看来,杂粮、坚果应该是大小齐整、颗粒饱满的;猪肉应该是比较瘦的,部位分割应该是精细的;鸡蛋应该是大小整齐、表面光洁的,蛋黄颜色也应该是深黄的;鸡应如超市的那般大小且加工细致;蔬菜应该是鲜嫩、没有虫眼的……面对消费者的这些问题,农户经常感到不解:“我们集上的骨头都是这么卖的,可是消费者要小排、腔骨分开”(柳村村民XL,2015年4月30日);“消费者想要土猪肉,可是又不想肉太肥,粮食喂出来的猪就是肥”(柳村村民ZX,2013年11月15日);“芹菜就是这么长的,消费者说太老了”(柳村村民SY,2015年6月10日);“我家养了十多只鸡,好几个品种,下的蛋就是不同颜色、有大有小啊”(柳村村民XY,2015年6月10日)等。

   上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不同话语和反应,不仅体现了都市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对于“什么是好的食物”的不同定义,也体现出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在食物生产与文化方面的张力。食物不仅仅是商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象征。对于北京这类大城市的消费者来说,各种超市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新零售、社交电商是其主要的购物渠道。这些实体或虚拟空间中的零售市场是全球工业化食物体系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体系中,食物生产正越来越走向商品化、技术化和标准化。货架上的商品及其原材料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精细的加工与包装、高度的一致性,是这些商品的普遍形象。这些食物从土地到餐桌的过程常常包含了这些环节:单一化和规模化的种植养殖、福特主义的流水线加工、耐久保存处理、长途运送和复杂的流通控制(帕特尔,2008;McMichael, 2013)。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加工的食物很好地迎合了城市复杂的人群结构、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朗、希斯曼,2011)。但同时,食物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也愈发被切断,“农业生产越来越脱离了具体的情境,脱离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属性”(范德普勒格,2013:5)。

   在村庄,食物生产和消费在某种程度上仍由地方性社会所定义,涉及多元文化元素,且与地方环境相关联。小农户对于食物质量标准的判断,所参照的也是地方性标准。在参与巢状市场的过程中,他们的农业产出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商品,而是作为家庭生存所需。家庭消费的剩余才拿出来交易,且通常是初级产品。即便农户都遵照农业生态学的耕作方式,但土质、水源和生产投入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对这些产品进行保存、加工和分拣而采用的方法和精细程度不同,都会导致不同农户的产品在品质方面的差异。例如,有的农户精挑细选,有的农户则挑选粗糙;不同农户加工的红薯干、柿子饼在口味和外观方面都有不同。如何让分散、多元化的个体农户遵守要求,把多样化的产品变成遵循一定质量标准的“商品”,是一个不断完善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为了让习惯了超市标准化食物的消费者重新认同和接纳按照地方文化和乡土标准供应的农产品,村庄生产小组采取了很多措施,如不断改进农产品的分拣及包装;一定程度上向超市学习,对肉类进行力所能及的精细化处理;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调整种植养殖品种和供货内容(如逐渐调整为养殖体型较小的本地土鸡,将肥肉在村庄内部消化等);向消费者进行农产品特征的图文解释等。

   (二)消费便利性的建构与村庄农产品的上行障碍

   便利性是影响消费者参与积极性的另一个主要方面。这种对便利性的要求首先体现在对食材加工的体验中。由于村庄提供的农产品只是经过了初级的分拣或加工,一些消费者对食材的“粗放”状态常常感到难以应付:“鸡还是整只的,没有剁好,我自己剁起来太费劲了”(北京Y小区消费者LY,2018年8月14日);“肉块太大了,不好塞冰箱,分割起来太费劲”(北京W小区消费者WJ,2016年5月15日)等。超市可以提供的细致分割和加工服务已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消费者家中的厨房,大部分家庭已不备分割大块肉类的刀具。另外,取货的便利性也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参与意愿。消费者下单后,村民会在约定时间将产品配送到固定取货点。如果不能及时取货,则需要考虑如何存放和保鲜,这让不少消费者感到困扰。一位年轻女性消费者在谈及后来减少参与的原因时表示,“现在家里的日用品大部分都在网上购买,恨不得买菜都是手机下单送上门。附近的菜市场都懒得去,买了那么沉,还要自己提回来”(北京T小区消费者CD,2019年7月23日)。截至2020年3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64.5%,网民规模达9.104亿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10亿人。2019年数字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⑦。现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零售业、互联网、现代物流体系的快速发展,已经重构了城市居民对于消费服务和便利性的体验,塑造出一种日益依赖移动下单和送货上门的“懒人经济”。随着社区电商和快递服务进社区的兴起,消费者对于巢状市场取货方式的不便利体验也被进一步放大。

然而,村庄的组织配送和服务能力相对有限。在柳村,建构巢状市场的过程也是对分散的个体农户进行深度动员和组织的过程。从让村民接受理念并加入巢状市场生产,到协调生产、监督质量、加工处理、包装分类,再到顺利递送到消费者手中,过程看似简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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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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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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