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20-12-02 08: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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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峰  
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在整个晋水流域相当普遍, 这一点从水案发生的范围上即可看出。

   面对渠甲横行, 用水秩序混乱的状况, 乡村中的绅士阶层作出了各种反映。从晋水流域水案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乡村绅士已经成为水案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绅士包含两种类型:仗义直言, 以维护乡村传统秩序, 实现本地社会安定, 人民富足为己任, 并因此在乡村中享有崇高威信的一部分人, 可称作真正的乡村精英;自从有了水案, 渠甲成为各种矛盾的中心, 成为水案的发源地, 该职位遂成为吸引部分乡绅的肥差事, 担当渠甲的绅士和与渠甲勾结的劣绅两种人遂汇集到了一起, 成为乡村水权的实际操纵者。

   就此可以把绅士在水案中的作用分为两种, 一种为揭露渠甲、劣绅的舞弊行为而伸张正义, 维护传统的水利秩序。雍正年间本邑绅士康熙之师杨二酉的父亲杨廷璇就是这样一位关心渠务, 敢于斗争的一代名人。他共参与了雍正年间的两起水利讼案。一为铲除南河渠蠹的南河水利公案, 一为制止北河渠甲挟势欺僧的玉带河水车案。由于杨公的行为维护了渠众的利益, 赢得了本地民众的尊敬, 在《晋祠志》南河河例中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人情口:“雍正间, 杨公廷璇除河蠹王杰士等, 群以为德, 共议于杨公宅侧开口, 俾杨公家易于汲水, 以酬之, 因名之曰“人情口”。不仅如此, 同前文中曾提到的那样, 南河民众更于每年祭水神之时, “设木主以祭之”。

   十分有趣的是, 笔者见到的《太原市南郊区王郭村王氏族谱》38, 中对雍正年间这件水案及其处理情形有完全不同的记载, 尤其这件水案的主角杨廷璇和王杰士的形象与道光《太原县志》和刘大鹏《晋祠志》中的记载完全颠倒。据称“王杰士主办晋祠南河水利一十八年, 为南河五村总渠长。在他经管南河水利事业中, 南河五村的水利灌溉, 秩序井然, 从未发生过先浇、后浇、抢浇等纠纷现象。如遇天旱, 他便日夜操劳, 紧跟紧管, 不能让水枉流。”由是观之, 身任南河总渠长的王杰士可谓一位治水有方的好渠长。然而, 在雍正七年由太原县令龚新发布的“晋水碑文”中, 却将王杰士描述为把持需索, 无弊不做……不法之尤者也。”关于水案的原因, 王氏族谱中记载说“一年北河总渠, 在占城营‘满汉’武举带领下, 强行淘河, 并无理垫高南河水平石。王杰士知道后, 毫不示弱, 终于在他唆使下, 枣园头村民‘雷四’奋勇当先, 趁人不备, 将武举推下河去, 用镰刀砍死。然后投案自首。事后南河五村, 共同出钱厚葬‘雷四’, 并赡养雷四老母直至百年”。可见, 在王郭村王氏族人乃至晋水南河民众心目中, 王杰士及其追随者被视做蔑视强权、敢于抗争的英雄。但在“晋水碑文”和刘大鹏的《晋祠志》中却将导致水案原因全部推卸到王杰士身上, 说王杰士“强霸晋祠稻地水例”, 试图强占晋水总河村庄水程, 导致正常的水利秩序被破坏, 引起具有正义感的乡绅杨廷璇等的不满, 遂讼至官府。至于案件的处理, 王氏族谱中提到“太原县知县, 因惧进士权威, 只听片面之词, 修改晋祠水程……王杰士自感执拗不过, 遂迁全家至介休县改名换姓, 自后下落不明。”从王氏族谱所反映的情形来看, 雍正年间的这件水案中, 由北河武举和乡绅杨廷璇组成的乡村实力派在水案的处理上, 凭借自身的势力对宫府的断案施加了压力和影响, 最终形成了符合这一集团意志的水利秩序。担任南河总渠长的王杰士则愧于在水案中的失利, 加以可能受到与其对立的北河实力派的排挤和迫害, 遂愤而举家搬迁。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版本的说法令我们对雍正七年水案莫衷一是, 尤其对乡绅杨廷璇在本次水案中的作用可能得出与前文完全不同的结论:作为晋祠富甲一方、声名显赫的杨公可能并不属于“晋祠水利纪功碑”中所描写的那类疾恶如仇, 敢于“身冒矢石, 上下鏖控者三年”的义绅, 而是一位与下文将提到的那一类劣绅相同者。但是, 全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在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社会, 不同利益体对水权的争夺曾经达到异常激烈的程度。由于更多的力量介入, 使水案的处理显得扑朔迷离, 非常复杂, 水案审理的结果更多地体现了各方力量经反复较量后划分的新利益格局, 其中的的公平与合理成分也会大打折扣, 这便造就了水案再次发生的隐患。

   另一种乡绅则公然与渠甲相勾结, 借兴讼大肆渔利, 混淆黑白。最典型者莫过于道光同治年间的北河年水案, 渠长与劣绅勾结, 霸卖年水二十余年, 势焰嚣张至极。更有甚者, 渠甲之间因分赃不均也会导致水案发生, 如道光二十五年南河水案发生的内在原因就是王郭村渠长愤恨总河渠长卖水渔利, 其不能分享才藉端兴讼的。

   此外, 水案中卷入的社会力量除了渠甲士绅以外, 到清末还有新的力量卷入。光绪二十八年北河小站营与中河东庄营的争执中, 为了赢得胜诉, 小站营人甚至搬出具有教民身份的人物出面处理, 借助教会的力量赢得了水案的胜利。清末民初, 教民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一方面村间老百姓对其普遍采取仇视与冷漠的态度, 但随着教会力量在山西乡村社会的发展发展, 传教士与教民通过慈善行为如赈济灾民、西医治病等方式赢得了部分村众对其的好感, 教民与普通村众间的交往开始增多。另一方面, 官府对传教士和具有教民身份的人通常是必恭必敬的, 不敢轻易得罪。光绪末年的这起水案就是这种状况的有力说明:当争水双方的矛盾即使在官方介入的情况下也难以凋和时, 教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教民的有力调和下, 尽管结果不甚合理, 且有所偏向, 却能够平息争端。应当说, 教民是明清以来水案中值得注意的一股新力量。

   地方社会各种力量在水案中的介入, 表明地方社会内部存在一种内生的制约机制, 通过这种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乡村水利秩序平稳, 达到自然平衡的效果。

   一位乡村社会学者研究指出:“在农事上, 灌溉水的分配是引起冲突的最大而又常有的事件。在传统的农村中, 如有一位或两位族长兼乡董, 为人开明公正, 有能力言行果决, 有位很能干, 而又能软能硬的村长, 再有若干在街坊中人缘好, 善于排难解纷的忠厚长者, 就可使很多可能发生的冲突根本不发生, 其不幸发生的也多能立即解决。39”因此, 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地方社会内部的权力互动关系。

  

   四、国家在水案中的介入与地方社会的反应

   在乡村水利事务中, 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集中体现在水案本身以及水案前后围绕水权的授子与撤销而制定的水利法规方面。国家对乡村水利秩序适时的整顿, 是其对乡村水利自治组织确定的用水规则进行认定与更正的过程, 也体现了国家在乡村重大事务上的有限介入。

   木流域水案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很多本属简单的案件, 虽经官府秉公断案, 往往因为不符合渠甲所制定的用水规则而不能够被其接受, 故而屡屡兴讼, 动用具所有社会资源, 试图推翻官府断案以恢复由他们确定的用水秩序。因此, 在水案中经常可以看到, 官府时而站在广大民众的一边, 结合实际情形的变化, 对往日的惯例进行修改, 对渠甲的豪霸行为子以惩治;时而又依靠渠甲, 对一些水案进行调停和处理, 并与渠甲一道维护以往断案所确定的用水办法和旧规。治水是国家的重要职能, 通过制定水利法规, 处理水权纠纷这些方式部分实现了国家在民众中的统治权威。

   为了改变因地方实力阶层对水权专制而导致水利秩序紊乱, 弊窦丛生的状况, 明清两代地方政权都采取行动, 介入到乡村水利事务中, 试图使水权与村庄支配者阶层相分离以便进一步将地方政权的权力触角向乡村会延伸。通过检索资料, 笔者发现明清以来国家对晋水流域水利秩序的重大整顿共有两次, 其中明清两代各一次。

   明代国家对乡村水利事务的整顿发生在嘉靖年间。嘉靖二十二年晋水北河因渠甲专擅水利导致水利严重不均并发生买卖水权的现象, 北河用水秩序一片混乱, 北河居民张锦等因见水利不均, 状赴巡按山西监察御使童处, 要求官府出面整顿;与此同时, 南河也出现同样问题。可以说嘉靖年间晋水流域四河无一不弊端重重。为此, 官府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顿, 斥退了不合格的渠甲, 重新选择合适人选, 重申了传统以来“地水夫—体化”的配水模式, 要求晋水流域所有村庄均按此执行, 并规定“敢有胡乱成规, 仍前作弊, 许渠长水甲执前帖文具实陈告, 轻则照例治罪, 重则申报上司, 拿问发遣。”40经过这次整顿, 使晋水诸河的用水秩序得以更正。但是, 这次整顿还不够深入, 对于渠道管理中心的渠甲的权责及其行为规范并未做切实的规定。这样造成的后果便是雍正七年晋水和汾水水利条规中所提到的从明中叶以后直至清雍正初年二百余年太原诸渠中所普遍存在的与渠甲密切相关的七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渠长的产生及任期问题。旧日实行渠长世袭制, 不按年更换, 不按地轮充, 水权为渠长一人专擅, 导致渠弊丛生。于是将渠长的任用改为一年一换的任期制、选举制;充当渠甲职务者的身份问题。“本渠旧日各渠长倚恃护符, 任意营私, 下挟乡民, 上抗官长, 甚且连名具呈, 纷纷生事”, 要求“慎选良民 (担任) , 生监吏员衙役一切身有护符者永不许混充”;渠甲的酬劳问题。因过去渠甲没有报酬, 只是免出夫役, 渠甲“既沾免夫地亩, 又有水钱、流靛、河礼之勒索”。为此, 规定了渠甲固定的酬金, 由用水户均摊, 废除了免除渠甲夫役的惯例, 切断了伪诈产生的根源:渠甲任意派夫的问题。原来渠甲自由派遣零散夫役, 将折款据为私有, 针对此规定“工多则派夫均多, 工少则派夫均少, 足用而止”;渠甲卖水渔利问题。“旧日渠甲将水边地亩不许灌溉, 引水流入远村卖钱肥己”, 使本渠有地者不能灌溉, 违背了地水相结合的原则:渠甲恃势越界侵占别村水权, 致使水利秩序紊乱;针对“渠甲无人钤制, 因而肆无忌惮, 公然作弊, 稍不如意则聚众凌人, 上下呈告”引起兴讼的问题, 制定了“渠甲由乡地保甲举报到官, 令渠头投递连名水甲认状, 官给印照”的管理制度41。

   官府这次整顿的力度大大超过明代, 整顿的对象不只是晋水流域, 而是扩大到整个太原县。官府所作的努力似乎已达到了极限。然而, 这次整顿也未能彻底排除本县水利的种种弊端。相反, 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以后, 水利事务中的种种弊端以更大的势头重新出现, 成为贯穿于有清一代地方水利事务之中的“恶瘤”。清代太原地方官员为了解决不断发生的水案以及水利不均的状况, 除了继续强调按水规办事外, 还不断出台新的水规。光绪年间, 太原县正堂某姓制定了南北两河放水巡牌制度, “南北两河各 (设) 一牌, 岁以惊蛰后, 总河渠长率三河水甲赴县具禀, 恳出放水巡牌”42, 用以保证水利均平。

   从雍正年间颁布的晋水水利条规中很容易感觉到这一时期国家意志与地方意志的相互背离, 而双方争执的中心就是水权问题。就封建时期的国家而言, 它对基层社会采用的是间接控制的方法, 即将对乡村社会的实际管辖权交给其内生出的地方权力体, 建立起一套地力权力体向国家负责的机制。在这套机制运行之初, 还是颇为有效的。然而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日渐紧张, 特别是作为农业命脉的水资源的日益匮乏, 原本就与乡村社会结合紧密的地方权力体, 如水利组织, 从对水权的占有和使用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 故而与官府的分离倾向亦越来越人;官府做出的试图使水利组织与乡村相分离的措施, 虽然起到了一时之效, 但是因为遭到了地方权力体的强烈反抗, 导致了水案的频频发生, 从而使之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

   简

   短 的 结 论

水案是明清以来山西乡村社会在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发生的社会现象。水权问题已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中最占据支配地位的核心问题。在水案准备、形成和处理的各个不同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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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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