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20-11-24 13: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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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梅春  
这就和以往的教材有了很大的差异”(83)。对于人民群众,关注的已不是其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而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基层组织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其三,一些通史著作放弃了自新史学以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追求。姜义华指出,以往的通史多用历史发展规律将中国历史贯穿起来,“我们在考虑如何贯通与汇通时,不敢以为已把握或能够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只希望扼要而简洁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们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旧的环境,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历史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84)。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新的中国历史体系的建构,还是新编中国通史著作,都力图超越既有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探索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史学话语体系或运用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史学话语认识和表述中国历史。当今有关新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正是这种努力的逻辑发展。

  

   五、几点思考

  

   回顾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有关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现代转换,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从此中国史学融入了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也出现过曲折,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在20世纪的史学史上,有关中国历史的认识,曾经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一首诗,在舒缓和平之中不断前进,到处一片琴声悠扬。“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85),认为读国史应该怀有温情和敬意。这种观点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代表。一是将中国历史视为一幕幕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以揭示统治者的罪恶作为历史撰述的主要目标。范文澜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整部历史止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86)。有关中国历史的这两种认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具有其价值与意义,但远非有关中国历史全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缺乏冷静的分析批判,所叙述的是理想化的历史,在当时就受到范蒲韧(胡绳)的批评(87)。第二种观点缺乏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对于这一点,范文澜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已作了分析,并在修订本中作了大幅度的修改(88)。有关中国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是关于如何认识人类文明史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曾出现过偏差,在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应予以特别的重视。

   其二,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就是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问题。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演变,与其说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倒不如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无论是新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创立,皆是如此。现实为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变革提供了动力、契机,同时也对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分地强调从现实出发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有诸多的教训值得吸取。

   其三,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实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建构过程中曾出现过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理论的倾向,以理论模式剪裁中国历史,从而窒息了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当理论模式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事实时,不应削足适履,而应考察理论的适应度。曹大为论及《中国大通史》对历史发展路径的把握时曾说:“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历史实践为事实依据,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展开原创性研究,从中提升出新概念、新范式、新表述,方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规律及其特殊路径,做出科学的诠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路径’的脉络、特征这一建构中国通史的主轴、主线。”(89)这也是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处理理论与历史实际问题比较恰当的思路。

   其四,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存在着偏颇。20世纪初新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以与传统史学决绝的姿态出现的,正如学者所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革命为旗帜,在主观上是要截断传统而另起炉灶,事实上也是如此,它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的中断”(90)。而当梁启超从“史学革命”转向“史之改造”时,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改变了全盘移植西学话语、彻底否定传统史学的做法,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遗产予以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处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也有过深刻的教训,传统史学曾一度被作为封资修被抛弃。建构具有中国气派、风格、特点的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以往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不仅是其思想资源,也是其逻辑起点。

   其五,如何对待西方学术话语体系。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深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新史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都是援用外来的思想资源而进行的。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各种学术模式与中国历史实际不免方枘圆凿,必须将这些外来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与史学的实际相结合。如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建构就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并经历了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曾自豪地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91)当今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样面临着如何对待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拒绝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吸收西方话语体系的精华,构建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中国问题意识的史学话语体系,确立自己的史学话语权。

   注释:

   ①参见瞿林东《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日)、姜义华《创新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人民日报》2016年8月23日)、张海鹏《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6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也以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为主题。

   ②《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③梁启超指出:“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98页。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⑤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⑥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⑦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⑧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⑩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3-24页。

   (1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1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7页。

   (13)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辞》,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95-596页。

   (14)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3期。

   (1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7、9、10页。

   (16)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1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

   (18)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19)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20)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辞》,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96页。

   (21)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6页。

   (22)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30页。

   (23)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244页。

   (24)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15页。

   (25)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订正再版,第17页。

   (26)陈恭禄:《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2页。

   (2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0页。

   (28)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76页。

   (29)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0页。

   (30)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3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32)陈黻宸:《独史》,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574页。

   (3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3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35)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1期。

   (36)章太炎:《社会学自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70页。

   (3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38)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

   (39)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页。

(40)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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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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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学》2020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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