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20-11-24 13: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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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梅春  
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53)。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其所撰中国通史著作中,将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体,歌颂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斗争,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祖国文化发展的贡献等,充分展示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范文澜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四,以劳动人民的活动作为历史撰述的核心内容。范文澜批评以往的史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54)。而他要写的是一部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历史。为了显示出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是皇族的家谱”,《中国通史简编》在1948年的再版中,将历代帝王年号去掉,全用公历,对历代帝王直称其姓名(55)。其五,认为中国历史既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属性,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其一般性表现为中国历史发展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独特性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因此,既要掌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其六,主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家既是学者,也是革命家,研究历史是为了指示历史前途,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翦伯赞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改造历史而研究历史。”(56)为改造历史而研究历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信念。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以其鲜明的特色区别于新史学话语体系,它们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框架,将中国历史视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代替上古、中古、近世作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以人民群众取代了含混不清的群体、国民,以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而不是政治制度、文化的变迁作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依据,撰述重心也由“文化史”即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学术思想等转移到经济与阶级斗争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唯物史观的大普及和批判、清算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绝大部分史学工作者接受了唯物史观,陈垣、童书业、金毓黻、杨志玖等新历史考证学者不但接受了唯物史观,而且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与撰写中国历史。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主导地位。

  

   三、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

  

   史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主导地位,并进一步完善。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开展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对深化与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初出现了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向着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57)。然而,因受政治上“左”的思潮影响,史学研究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倾向,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如1958年的“史学革命”,倡导打破王朝体系,建立新的人民史体系,要求将王朝从历史上抹掉,将王朝的称号、统治者的活动、典章制度从历史中删去,大有以农民起义史代替中国通史的趋势。这种史学革命,诚如学者所言,实际上是革史学的命,动摇了史学的基本理念(58)。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使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家被批判、被迫害,史学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真正的史学研究被取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史学界一方面清算史学领域左的余毒,一方面接续之前的研究课题。但很快地,学者发现已有的史学研究无论在研究课题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难以超越20世纪60年代,并且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于是,“史学危机”之说开始在史学界蔓延(59)。有学者指出,这种危机“一是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60)。这里所说的“流行史学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学者认为这种史学体系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续至今,“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中和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61)。所以,“当代史学的危机实际上正是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即旧的史学范式的危机”。因此,“要解决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要推进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我们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当前正面临着必须打破三十多年来所定型了的这一套旧理论范式的任务”(62)。于是,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一直被马克思主义史家视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此,学者有关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首先就是围绕着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与中国历史实际之关联这一问题展开的。有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顺序是就欧洲社会发展史而言的”(63)。同时,五种生产方式只是逻辑上的历史发展顺序,而非现实历史发展顺序,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而是由欧洲资本主义推溯出来的逻辑经济形态,“我们把这种逻辑的历史顺序看作既成的历史发展顺序,是完全错误的”(64)。他们还认为,现在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斯大林确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马、恩并没有将五种生产方式作为世界通行图式,是斯大林对其进行了武断地发挥并以此安排人类历史(65)。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经斯大林阐释的五种生产方式当作人类历史普遍规律,以之剪裁中国历史,所“讲的中国历史大多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制出来的,而不是就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如实编写的”(66)。因此,“应当破除按五种生产方式或相应的社会形态构成的中国历史体系,代之以中国历史本身固有的发展体系,即破除旧体系,建立新体系”(67)。其次,从社会发展方面审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有学者指出,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的是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篇章。现在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68)。更有学者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以“战时历史观念”为灵魂的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战时史学”,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的通史体系是一种“战时历史框架”,新中国成立后本应走出“战时史学”,但由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不但没有做到,反而深陷其中(69)。总之,在这些学者看来,既有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还是功能、价值取向,都与转型时期的社会脱节,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必须予以超越。“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过时的史学框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把广大史家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面对现实,从新的角度,在新的思想指导下,重新研究以往全部人类文明史,是克服史学危机的出路所在”(70)。

  

   四、具有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探索

  

   通过对现有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抽绎出中国型的历史发展模式即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已成为史学界的一种普遍认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建新的中国历史体系,一是运用新方法撰写中国通史。田昌五提出的中国历史新体系、曹大为等人有关新编《中国大通史》的理论构想(71),反映了史学界重新构建中国历史体系的要求。他们不再将中国历史纳入五种社会形态框架中,力图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构建中国型的历史发展模式。如田昌五将中国古代历史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洪荒时代,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的降生起,直到一万年前的氏族社会为止,这是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进化过程。第二阶段为族邦时代,即宗族城市国家,从5000年前至2400前年止,宗族的兴衰降替是这一时期发展主线。第三阶段为封建帝制时代,上承族邦时代,下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止。其主线是三次历史大循环,表现为周期性循环式跳跃前进。他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第四次大循环,并将由此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72)。曹大为则参照“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劳动资料、生产力类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采集渔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理论框架,“依据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为主要标准,综合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考察判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文化、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三大阶段。其中,农耕文明又分为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夏——春秋战国)、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秦汉——清中期)。向工业文明转轨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73)。此外,冯天瑜试图通过对“封建”这一概念的梳理,重新探讨自秦至清代这一段历史的社会性质,旨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74)。

   田昌五等人之所以放弃社会形态理论,是因为“把中国历史纳入既定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而不顾中国的历史实际,让人很难看出其中有多少中国历史特色和气派来”(75)。他们认为无视中国历史实际,以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剪裁中国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因此“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进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76)。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既不是什么西方型,也不是东方型,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型。田昌五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须把握这种宗族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套用任何外来模式,都将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77)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各个流派都是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开始,然后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进行剖析,由此建立的历史学体系……都不是或不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78),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都没能逃脱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必须打破既有的中国历史体系,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曹大为认为,中国在跨入文明门槛时,经历了一条颇为独特的道路,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剥削阶级新贵,血缘组织与国家形态熔铸一体,奠定了宗法农耕型社会的基本格局,一直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宗法制度是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社会深层结构的基本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撰述的一系列中国通史著作也反映了史学界对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追求。如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樊树志《国史概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启良《中国文明史》、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等,皆呈现出新的风貌。其一,以中国历史固有的发展线索取代以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中国通史的理论架构。樊树志决定摒弃传统教材的社会发展史模式,“以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作为国史的主线”(79)。张岂之则“提出中国通史体例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划分段落,几个朝代可以划为一段,仍是按历史上的朝代顺序来写,不在各段标题上附加社会形态的概念”(80)。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没有径直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划分历史时期”,而是以“作为族类形态的中国、作为地理与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作为世界联系中的中国”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与转变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81)。在表现中国历史进程方面,这些通史著作不再以社会形态的演变展示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阶段。如《中国历史》以“朝代更替和历史事件相结合:将历史发展的脉络大体叙述清楚”(82)。其二,在内容上,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为撰述重点,以往通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则只是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予以处理。如《中国历史》“全书所凸现的是所谓‘制度与文化’的演变。至于阶级、阶层关系的论述只是围绕制度与文化以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中有所反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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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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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学》2020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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