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疫情防控对“十四五”社会治理提出的新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0 次 更新时间:2020-11-18 2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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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  
但是,它们是各自的系统(弗格森,2020,p5),有各自的特点。人类针对“新冠病毒”除了采取社会疏离,还在积极开发疫苗,而对于“网络病毒”似乎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先生极有预见性。他在1992年就说道,小康社会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与小康社会之前大不相同,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要提到议程上来。他将人的关系分为三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心与心之间的关系,他将心与心之间称为心态,小康社会必然面对心态问题(费孝通,2009,p42)。如果说,“新冠病毒”是在身体之间进行传播,那么“网络病毒”就是在心与心之间传播。手机不离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长时间使用手机使银屏连接着每个人的心,没有“心理疫苗”,网络在技术上的加速,也会为“网络病毒”加速传播创造条件。

   2020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节点,中国人民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面对互联网,尤其是面对5G的广泛应用,心态问题也该提上议事议程,成为“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话题。

   二、应对“十四五”时期

   社会治理新情况新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把不熟悉的事与不太会发生的事区分开来

   直面“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常,人们谋划发展战略和制定发展规划会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缺乏预见性,尤其是缺乏对风险的预见性。局限于经验,脑海中只有那么几种风险模式,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风险缺乏想象力。“新冠肺炎病毒”发生初期就落入了这样的思维模式俗套,人们对“新冠病毒”不熟悉,对它的影响也缺乏足够的评价,事件一开始,有人想到2003年发生的“非典”或者发生在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用它们的经验来解释“新冠病毒”,有人甚至说“非典”在一定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新冠病毒”或许也是如此。事实上,人们一开始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病理、发生一无所知,到目前也还是没有完全解释清楚。面对迅速传播的病毒,只能采取社会疏离,一旦放开社会隔离,各种麻烦立刻显现。直到目前,尽管各国科学家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对“新冠病毒”的发生、扩散方式、死亡率等,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统一的认识,更不用说针对“新冠病毒”治療的有效药物和有效治疗方法,尽管一些药物公司考虑上市等因素,不断发布产品信息,但真正为人们认可的有效药物还没有出现。“新冠病毒”认知不清带来未来一系列不确定性。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全面提升预测未来,把握全局和中心工作及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坚定不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

   “十四五”时期,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断改善人民福祉,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得到提升。创新“十四五”时期的社会治理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创造条件。“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和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新格局更离不开各类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十四五”时期,必须夯实社会治理的民生基础。目前,各地纷纷复工复产,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努力恢复常规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措施,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措施。民生就是人民生活。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对幸福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发展就会失去意义,社会治理也将失去其基础,因此,一切工作必须时刻心系百姓,努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2006,p649)。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们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1999,p78)。重温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述,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他把人民群众利益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2001,p372)。坚持人民福祉的主观与客观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十四五”的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必须在充分深入调查研究人民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通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管理,来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和激发社会活力。

   针对疫情造成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压力,最近,中央组织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助力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把应届高校毕业生充实到社区服务企业、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社会组织,是我国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是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需要。2020年因疫情造成的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积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消化,这会延伸到“十四五”规划中期,“十四五”发展规划需要全盘考虑这个问题。我国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需要大量有文化、有知识、德才兼备的人才。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乡村振兴的需要,决定了高校毕业生参与城乡社区建设和治理将不会是权宜之计。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需要尽快完善各项配套政策,统筹城乡、统筹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长计划短安排,使有文化、有知识、德才兼备的高校毕业生,成为我国基层建设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一)在适应社会关系模式变化基础上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人类长期生活在相互接触、直接互动、面对面交流且其程度不断加强的时间和空间中,以至于人们对空间和时间认知方式这一维度忽略不计。到目前为止,自18世纪以来,人类通过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带来的全球化和全球共同体建设戛然定格在2020年春季。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性流行病”。世界开启了一次全球性社会疏离(也有人将其称为“逆全球化”)演练。由于社会隔离,人们居家,尤其是那些制造业部门的人们不能大规模参与生产活动,全球化的产业链断裂造成物品流动停止,唯一还在运行的是信息。抗击“新冠病毒”中实施的社会疏远措施让人们再一次思考:社会关系不仅仅基于“经济人”,也不仅仅基于“社会人”,还基于时间和空间序列中的“关系人”。由于社会关系模式,人们才构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赖以生存的社会。一旦个体、社区、社会组织被隔离开来,社会关系模式会发生深刻变化。“空间习惯,即流动性、位置、分类、过滤、连接和分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每一代人都以独特的方式经历着这些习惯”(斯托珀尔,2020,p252)。

   要在适应社会关系模式变化的基础上创新社会治理新格局。要适应居家办公的心理辅导和心理调适,完善各项服务需要配套措施,以解决由于社会疏离带来的孤独、焦虑、抑郁等心态问题。一是建立与社会疏离相适应的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工作者需要进入这个领域。二是员工所在的工作单位需要考虑如何支持员工加入到这类服务中去,或者是公司货单购买服务,或者是政府购买服务,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及早做出安排。

   (二)完善智慧环境下的社会关系模式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疏离状态,一是传统的家庭、家族、村落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礼治秩序被平行网络关系所取代。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过的,“当世界的重要秩序属于等级制度时,你只能通过一个垂直机构中(如国家、企业等)一级一级的等级阶梯来获取你的最大权力;而当网络系统取得优势时,你就能够在一个或多个水平组织的社交团体中获取权力”(弗格森,《前言》,2020,p2)。当前,这种变迁过程依然在进行中,等级关系和网络关系相互交叉,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代新型社会关系,他们不断变换于家庭、村落、企业与社交网络之间。二是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大改变了社会计划的实施方式,它将从物联网上收集到的数据转变为知识,推动社会不断进步。“通常认为运用数据是行政机关和企业的行为,很少有人会像‘智慧市民那样把运用数据当成自己的事情。因此,关键是要在全社会鼓励对应用数据的讨论及应对”(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2020,p20)。“‘社会5.0的理想社会是人人都能‘通过高度融合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消除地域、年龄、性别、语言等造成的差距,享受能够应对多样化以及潜在需求的物品及服务”(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2020,p20)。一方面,可以通过人类使用数据来更加精准决策,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合成指令促进社会进步,若是设计合理,问题分析到位,抓得住问题的关键和社会问题的根源,采取一揽子手段,才可以走出“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困境。在这样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数据成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交流的基本手段,新的社会规范——风气、习惯、文化就产生了。预计“十四五”时期,互联网发展会超越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界限,形成“信息合作基础”,出现跨领域的合作交流信息系統,提出系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揽子办法。

   家庭是原有的下班后的生活空间,在抗击疫情中变成了家庭成员朝夕相处的地方,既是生活场所,也是工作场所,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由于长期的疫情和社会疏离、居家办公,会导致公司创意减少,人们担心2021年市场创新产品会减少。当然这样的说法也不一定对,不过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在应对当前风险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次生风险,使我们的每一步走得稳健扎实。“人们的远距离迁移,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也都是技术扩散和知识传播渠道”(斯托珀尔,2020,p190),社会疏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社会疏离,可以阻断病毒传播;另一方面,也会阻断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因为,人的信息获得和创新力既来自标准信息(网络教学和对话),也来自非标准的信息(身体言语、即兴发挥、类比、隐喻、闲谈)等,这是眼下网络环境下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方面技术水平达不到,另一方面人类长期进化形成的对面交流和交换信息的习惯,会在不确定环境中达成一致,形成激励。面对面沟通是一种多层次、立体化沟通。而且,从社会学理论看,人的社会化的基础是面对面的交流和接触,阻断家庭以外的交流和接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社会后果。远程交流和互动基本上是一种设定好了的场景,与人们面对面交流的心态和心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完全预测未来的远程呈现,因为这不仅取决于远程呈现的技术质量(可能会大大提高),也取决于社会和个人的学习使用”(斯托珀尔,2020,p227)。远程技术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取消面对面互动,但会大大改变远近互动的场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治理可以与家庭的某些功能结合起来,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

   (三)重塑社会共同体

传统意义上的亲密接触可能会带来交叉感染,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新冠病毒在多个方面影响既定的社会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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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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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导报 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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