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涛: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0-11-17 11: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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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涛  
庞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组织形态更容易得到市场回报,进而激励企业持续创新。而多样性的生产部门则有助于形成不同部门间的技术耦合和互补效应,从而加速技术扩散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型构。

   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的产业间需求的规模和广度,取决于技术革命本身所蕴含的分工“裂变”程度。里夫金之所以将能源+通信的组合变化视为工业革命的标志,就在于能源+通信的变化代表着全新的分工和生产组织方式,通信和能源的“这种聚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从而要求以全新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商业活动和生活方式”。(23)在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等人看来,20世纪70年代之所以成为快增长和慢增长的分界点,就在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在分工的“裂变”程度上无法与上一轮技术变革,也即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电气化、内燃机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相提并论。之所以存在所谓索洛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处处可见计算机,唯独在生产率数据中除外”,主要是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并未形成类似电力、石化能源技术那样强劲而广泛的创新范围。

   如同蒸汽机、电力一样,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已成为当代产业发展的通用技术,(24)也成为各国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的主阵地。但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仍局限于诸如广告投送、生活消费等有限的应用场景之中,要避免索洛悖论的再现,使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成为提升一国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地位的主导力量,就应当:(1)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升级,使其产生更大范围的工业应用而不仅仅只是商业和生活应用;(2)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材料、能源、生物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渗透和产业协同,以及通过新兴技术促进传统行业升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行业在缺乏材料、能源和高端装备产业进步的前提下,无法产生足够的产业带动效能和协同深度。如果不能广泛而有效地与材料、能源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结合,不能渗透和升级传统制造业,就无法发挥其“通用”功能,也就无法成为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引擎。

   (二)发挥规模优势和结构优势,引导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要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需要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达到相当的比重,如此,才能“拉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同样,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协同效应,产生持续而广泛的生产率溢出,也需要中国的经济结构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如此,才能产生足够的产业间“引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作为潜在的最大消费市场,作为一个同时兼具战略新兴产业、传统制造业,同时农业占GDP比例达到7.6%并拥有18%农业劳动力的经济体,(25)中国又完全具备实现高质量经济的规模和结构要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生产率结构性差异,为生产率溢出创造了前提条件,战略新兴产业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制造业升级引致的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协同,都蕴含着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而较高的农业劳动力占比也同时意味着国民收入提升尚有巨大空间。一般而言,当劳动力从低的生产率部门向高的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时,不仅本身收入会得到提高,而且高生产率部门还可拉动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上升,这是工业革命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时所发生的现象,也是发达国家农业、服务业人工成本远比发展中国家要高的原因。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发展困境之一,就是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升,劳动力人口的流转方向不再是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而是从高劳动生产率部门向低劳动生产率部门,这也正是后工业化时代总生产率提升速度开始趋缓的原因之一,而中国显然还未达到这一阶段。

   然而,要将潜在的规模和结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规模拉力和结构引力,需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结构的质量。尽管潜在规模很大,但在生产率水平上,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路风等人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的劳均产出不到美国的1/6,而劳均资本不到美国的1/5,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相当于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26)尽管结构意义上产业部门多样化明显,但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仍不够高,未能产生足够的产业协同力,在路风教授的统计中,中国之所以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的水平会被大大拉低,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且农业人口的比例较高,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劳动就业人口仍停留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产业协同尚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三)抓住时间上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围绕“空间”链主打造产业竞争力

   如前所述,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间特定性。一方面,围绕着新技术经济范式的高端争夺是一种时间的竞速竞赛,另一方面,技术浪潮的产品节奏型变化是产业竞争的重中之重。前者要求“快”,实现先到先得;后者意味着“准”,实现产业利基。而工业革命以来若干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时间特定性变化的显著特征,就是一方面时间竞赛过程中的规模、垄断、成本等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而标准、知识产权、产业生态联盟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另一方面是技术周期中短周期技术产品大量涌现,使节奏变化大为加快。

   按照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窗口理论,对后发国家而言,在成熟的技术中不存在赶超机会,因为时间上先发国家已经实现技术、规模、价格、标准和产业生态联盟的锁定;但在新兴技术和产品中,先进国家和后发追赶国家在技术上基本处在同一起点,新技术或产品与传统技术和产品的差别越大,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差距越小。而由于对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路径依赖和产品路径依赖都弱于发达国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爆发之初,后发国家反而具有更大的优势,也即新熊彼特学派所强调的真正具有赶超意义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而技术和产品更迭的周期趋短意味着“第二种机会窗口”开启更为频繁,后发国家的追赶机会也更多。从理论上说,在以通信网络技术这类短周期特征技术为主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只要抓住短周期的节奏就存在赶超甚至领先的可能性。而一旦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实现了突破,空间意义上的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的“链主”也随之易主,华为5G技术之所以成为中美贸易战乃至于技术战的焦点,其原因也在于此。

   时间意义上的后发赶超之所以在现实中存在巨大困难,是因为空间意义上,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链主”可以通过对“链”的控制来抑制后发者和赶超者。在一个既定的时间节点上,链主依赖其价值链的优势,具有更强的研发实力和更大的技术标准主导权;依赖其供应链的优势,具有更大的产业生态控制权;依赖其产业链的权力,具有在空间上重构生产,从而破坏后发者通过产业间需求来引导创新升级的可能性。在新技术经济范式切换的过程中,尽管机会窗口频繁开启,但链主通过上述系统优势,可以遏制甚至绞杀后发追赶者。从这一意义上说,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时间特定性和空间特定性是不可分离的,要实现技术浪潮中的竞速,获取特定的产业利基,必须同时突破和摆脱空间链主的抑制。

   当前,以人工智能、纳米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即将发生根本性转换,这就为中国等后发国家捕捉高质量活动提供了难得的“第二种机会窗口”。但如果不能改变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地位,“第二种机会窗口”也将失去意义。而中国在价值链和供应链上的地位仍不乐观,产业链虽然“全”,但对“链”的控制力还有待提高。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虽然短期内,中国的全产业链地位很难被替代,但从中长期看,这种产业链的替代或碎片化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生产线和供应链的调整周期也仅需12个月左右(27)。因此,稳住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链,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充分释放庞大内需市场的潜力,避免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企业也因内需不足而发生产业转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持续、安全的条件,是当前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也强调,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28)

   五、结语

   工业革命以来,真正通过高质量经济活动,成功地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功案例远远少于失败的案例。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捕捉、培育和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即使在跻身发达国家之后,很多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发展缓慢、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这说明,捕捉、培育和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绝非易事。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一个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并存的过程。它既需要技术进步的支持,更需要长期而有效的制度体系进行促进和保障。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行业与产品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特定性以及历史特定性等特征,对我们捕捉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以创新、绿色、协同、开放、共享为导向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复杂和更系统的要求。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技术特征、产业特征为导向,围绕核心、关键技术和产品重点攻关,前瞻性地审视现有产业布局,及时针对缺陷进行相应系统调整,是应对新技术革命,培育和促进高质量经济活动,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家的作用极为重要:一方面,需要国家发挥在创造性破坏中的“引导”与“稳定”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同时为经济结构转变,发展动能切换提供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加快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高质量的新型供给带动相应的新兴产业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规模与结构优势,促进产业融合与产业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②《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2015年12月18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③《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④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⑤Dosi.G,Virgillito.M E."Whith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fabric? New technologies and old socio-economic trends," LEM Papers Series,2019.

   ⑥Phil Mullan,Creative destruction:How to start an economic renaissance,Bristol University Press,Policy Press,2017,pp.96-97.

   ⑦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23页。

⑧王生升:《在历史坐标中解析中美经贸摩擦的真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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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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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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