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民:战时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与华北日军的占领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3 次 更新时间:2020-11-12 10: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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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民  
这样许多会首都是子继父职,一直是家族的代表。在山东省后夏寨村,属于行政性的庄长之下是牌长,由于同族聚居,牌的领域与宗族聚居范围一致,这样牌长即是宗族代表,村长与牌长共同行使村政。该村下面有三个牌,“东牌是马姓,中牌是王姓,西牌是魏姓”[10]。宗族集团成为行政的最基层组织。在清代河北省寺北柴村的积谷会由各宗族代表组成,共同执掌村政。虽然该会属于地域行政机关,但是在积谷会商议事项之前,各个宗族内部先行开会讨论,然后将意见由作为宗族代表的积谷会董事带到积谷会上商议。积谷会并不能干涉各宗族内部的事情,其决定事项都要通过各宗族的董事去执行,董事将决定的内容带回本族传达。宗族内纷争也在本族内解决,村民与积谷会不发生直接关系。不同宗族间的纠纷,首先由各自的董事问明情况,然后交由其他宗族的董事商议、处理。[10]

   惯行调查发现以往国家行政对于村内这种家族制度传统也都默许。比如在进行村长选举时,按照当时的选举规定,女性也有选举权,但村内却不认可,经常造成纠纷,后来县里也就不再提女性的选举权问题。还有,当时虽然规定每个成年人都有选举权,但在选举时,一般都是“一户一票”,由家长投票,对此县里也不再坚持。[29]

   “蒙疆政府产业部”的调查表明,在当时的河北省宣化县农村中有大家族存在,家族代表被称为“当家的”,管理家庭生活。“当家的”一般是家族中最年长者,家族中的借贷和结婚等事项需要“当家的”同意才行。[13]满铁在山西岚县的调查也发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同族部落较多,同族间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同族会议,有家庙及共同祭祀活动,一些地方的家庙有附属土地即庙地,是为族产,同族优先租种庙地。同族子弟的教育费由族内提供,土地买卖和出租时先在族内商议,以上这些封建遗存依然明显存在。[72]满铁关于山西省临汾县高河店村的调查也表明农村大家族制度依然残存,不过已经开始出现解体的倾向。[73]

   战时日本外务省调查部组织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研讨统治中国的方策,其中就有人提到中国人是家族至上主义者,在把握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时要注意到其关心一族安全的特点。一族的安全扩大到一乡、一郡、一省,最终就是天下安定。所以研究中国民族性时不要忘记这一点。[74]主张从家族安全心理的角度制定统治中国的政策。

   日本学界的这种“家族论”观点成为了日军编制保甲时的重要参考。华北日军在《治安强化运动指针》中说,中国的农村村落都是由两到三个姓氏的家族构成,同姓家族之间不只是靠血缘关系的结合,在经济方面也都相互扶持,这是一种互助的自治团体。在这样的部落里建立保甲制度时不能无视其家族制度传统,简单地把十户作为一牌,十牌作为一甲,十甲编为一保,这样的机械编制并不合理,不会取得良好效果。农村的家族制度比城市的更为牢固,编制保甲要依据各个乡村的血缘和地缘特征。[14]

   日军把宣扬“家族主义”作为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手段。日军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否定家族主义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短处”,所以日军更要强调家族的重要性,以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军说,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不相容”的理由就是共产党的个人主义社会观“无视”中国的传统与东洋道德的核心即家族制度,强制“分化”父子兄弟关系、“鼓励”父子争斗。[14]日军为此造谣说中国共产党最不“敬老”,把老人看作无用,把过了40岁的人都杀掉。在中共根据地老人“无法”享受天伦之乐,不让儿子听从父亲,命令孩子杀害母亲。[77]将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家族主义的敌人,把日军自己装扮成家族主义的维护者。

   日军在占领区大力宣扬维护家族制度的忠孝伦理。在日军的《宣传宣抚手册》中就宣扬要振兴东洋文化道德。日军认为,东洋文化的主要因素中特别是伦理思想中的孝悌忠信、五伦最为重要,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间应该遵守的态度就是君明臣忠(现在君是政治领袖,臣是公务员)、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贞、朋友守信,由此确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密切家族与国家间的牢固联系。[77]缪斌就竭力主张以孝悌为中心的“家族主义”,配合日军的说教。强调男女之别,鼓吹男主外女主内,说国家就是以家族为单位,将家族作为统治的基础。[22]

   日军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在学校教育中开展“发扬家族之精神”教育,要让学生明白西洋家族思想的错误,以敬祖先、行孝悌为立身之本,以和睦家庭为立国之基,还与家庭联络以训导学生实行,阐明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基础。[80]

   华北日军不但要借助家族主义维护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而且还把家族主义原理上升到国家关系层面,说家族不但是社会和国家的基础,还是整个东亚世界的基础,日本就是东亚国家的“家长”,各国要服从日本的“领导”。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委员藤泽亲雄就说:东亚“经纶”的原理就是家族主义,整个东亚就是由一个大家族有机构成的,为了道义互相协力,在这个东亚命运共同体内部,日本有如“家长”一样地领导各国家。[81]借助家族主义为日本的扩张、占领辩护。

   战时日本意识形态混乱,在寻找支持其对外侵略政策的理论依据时往往从各种观点中各取所需,有时提出要反对封建落后,建设“新兴”东亚,有时又要借助封建伦理维护其占领、统治。当年的日军一位宣抚官在战后也不得不说:“日军在华北虽然高喊着打倒封建制的口号,但是在新政权中旧的体制保留下来,存在众多矛盾。”[62]

  

   四、结语

   战时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农村的认识和实地调查成果与华北日军制定的“治安战”政策之间在内容观点上有着密切关系。华北日军的“自治自卫”政策、经济掠夺的借口和方法以及利用“家族主义”所进行的组织宣传等都来源于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农村的基本认识。但是,战时日本学界的有些认识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日本学者从对日本农村研究的经验出发,强调中国农村的“自然村”性质,忽视了中国农村与日本惣村在结合原理上的重大不同。当时山西农村按照日军命令所派出的“情报员”也并不是为了村子利益,只不过是那些胆大而为了钱的人。[83]日本学界从共同体理论延伸出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更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农村虽然有宗族组织的影响和家族主义观念,但在进入20世纪以后已经出现了抵制和摆脱旧的伦理和家族制度的动向。

   战时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从其性质上来说是为日本对华侵略与统治提供学理支撑的,但是当时调查人员的心态十分复杂,他们中间确有一些受到国内治安维持法限制,无法自由研究而愿意来中国从事学术调查的学者。虽然这些学者“纯学术研究”的主观意图和日本侵略下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对于华北农村实地调查所形成的报告作为记录当时农村家族和农家经济的详细资料具有学术价值。(1)6战后日本和欧美的一些研究者利用这些资料形成了许多成果。(2)7

   战时日本华北农村调查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调查都是在日本占领的背景下进行的。例如惯行调查所选择的农村,出于治安考虑几乎都在县城附近,被访问者多是村内头面人物或亲日分子(1)8,即使被访问者是普通农民也由于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立场不同,他们的回答并不可能完全反映出农民的真实心态。对于这一点,当年参加过惯行调查的野间清就曾明确指出过。[1]原觉天就认为,15年战争期间日本的亚洲研究是在“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影响下开展的,基于客观分析的研究成果极为有限。[85]高桥满则指出,今天对于这些调查资料的使用必须要充分确认当时的状况并进行严格的文本批判。[4]

   日本学界的战时华北农村认识导致了日军制定的政策时不可能真正符合中国农村阶级分化和社会意识进步的实际。抗战期间广大华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启发之下,阶级意识和民族觉悟迅速提高,成为了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的强大力量。华北日军依据日本学界并不完全客观的认识所制定的政策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日军作为侵略者,其目的是要依靠华北农村的自治资源为其占领统治服务,其所宣传的华北“建设”实际上是对农民的野蛮掠夺,日军企图依靠已经走向衰落的家族制度和旧的伦理意识消除中国人的抵抗,这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依据并不完全客观的认识,作为外来侵略者,华北日军所制定的一系列“治安战”政策就只会走向失败。

  

   参考文献

   [1] [84][日]井村哲郎編:《満鉄調査部関係者の証言》,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96年,第130、125-126頁。

   [2] [日]鈴木栄太郎:《日本農村社会学原理》,東京:時潮社,1940年。

   [3] [65][日]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東京:斯文書院,1932年,第27-29、28-29頁。

   [4] [86][日]小島晋治·大里浩秋·並木頼寿編:《20世紀の中国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1年,第124、124頁。

   [5] [6][27][44][66][日]平野義太郎:《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的基礎》,東京:日本評論社,1945年,第10、137-148、151-166、11-13、139-143頁。

   [7] [日]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論》,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ⅵ-ⅶ頁。

   [8] [日]平野義太郎:《北支村落の基礎要素としての宗族及び村廟》,《支那農村慣行調査報告書》第1 1,1943年,000000701563,国会図書館蔵。

   [9] [日]平野義太郎:《支那における郷党の社会協同生活を規律する民族道徳功過格を中心として》,《法律時報》第15巻第11号,1943年11月。

   [10] [67][68][69]中国農村慣行調査刊行会編:《中国農村慣行調査》第3卷,東京:岩波書店,1955年,第385、41、44、44-45頁。

   [11] [45][64]清水盛光:《支那社会の研究社会学的考察》,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第200-269、135-137、145-187頁。

   [12] [35][36][37][日]福島正夫:《福島正夫著作集》第7巻《法と歴史と社会Ⅰ》,東京:勁草書房,1993年,第305、285-305、343-344、343-358頁。

   [13] [71]“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産業部農林科:《成紀七三四年度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察南宣化県)》,張家口: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産業部,1940年,第186、186頁。

   [14] [15][16][60][75][76]北支軍報道部:《治安強化運動指針》第1 1,1942年8月,C130319788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第10-14、78-79、78-79、14、80-101、80-101頁。

   [17] [46]協和会中央本部調査部編:《中共の温床たる北支社会機構概要》,新京:協和会,[出版年不明],第67、3-70頁。

   [18] [48]北支軍報道部:《治安強化運動指針》第3 1,1942年,C130319788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第61、33-34頁。

   [19] [50][51]“中華民国新民会”中央総会:《新民会組織重点指導要綱(民国三十年度)》,北支軍報道部:《治安強化運動指針》第3 1,1942年,C130319788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参考部分”。

[20] [32][52]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昭和16年度粛正建設計画別冊剿共施策要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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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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