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8: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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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明  

   当代文学史料是当代文学文化的印迹,它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不仅为文学史编写和学术再发动及学术创新提供重要的支撑,而且也为后人研究当代文学及其社会文化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它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其意义和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将其简单和狭隘为单一的文学史编写,以是否“有用”作为衡量或评判的重要乃至唯一的标准。在当今学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当代文学无史料”、“文学史料无用论”的观点,它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正在行进中的文学史料研究工作。而“当代文学无史料”、“文学史料无用论”,往往又与这些年被我们不适当夸大或自恋化了的所谓的“大文学史”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以论代史”思维方式的强大,它迄今为止还有相当的市场。

   由此及彼,我想到了陈寅恪,他当年在比较古今史料时曾指出:“上古”时代去今太远、史料不多,可以“见仁见智”;“中古”时代文献足征,“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29)后来,他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就书中征引的史料感叹道:“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30)学术大师面对晚近书籍文献史料况且如此,更遑论知识结构和学养都有明显缺憾的我辈等,所面对的远比晚近更为浩瀚丰富而又没有很好进行盘点清理的文学史料——如从数量上看,仅长篇小说,每年年产量就达四千多部;从内容上看,仅北京、上海、成都在八九十年代就先后有《倾向》、《幸存者》、《异乡人》、《知识分子》、《文化与道德》、《现代汉诗》等一百种不同的地下文学刊物、集刊及书籍的不定期出版,90年代以后随着出版体制的开放和商业化,地下刊物又进一步出现了向“地上化”发展的趋向(如万夏、潇潇主编并出资买书号发行的《后朦胧诗全集》),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的作品是自费出版的,它们与国家主导和掌控的地上刊物和作品形成了某种抗衡又互补的局面。它们同样是一个不应受到忽视或怠慢的当代文学史料库,迟早要进入当代文学研究视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面向后现代的思考

   历史在倏忽之间已进入了21世纪。今天的当代文学史料,是在更加开放也更为繁杂的全球化语境下进行的一项带有总结性的知识重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是主张“文本之外无历史”的。这在打破“史料即历史”的传统封闭观念、拓展思维空间的同时,也给历史阐释的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埋设了某种理论陷阱。到底如何吸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史料观而又不为所囿,是一个新的也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以陈垣、陈寅恪为例,将史料搜研和考证分为“述证”与“辨证”两个类别、两个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通,使史事真相适当地显露出来”,“辨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到自己所透视理解的新结论”。他认为陈寅恪的史料研究和考证侧重后者,因而在“较深刻,亦较难写”中“证成新解”,取得了“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的成就”。(31)以此反观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它在短短的近十年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反映和体现了当代文学学科化、历史化的新走向。但是就其整体而言,仍是相当迟滞薄弱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带有共识性的统一的标准,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表述、理性原则、关键词,更不要说达到严耕望所说的“述证”与“辨证”的层次和境地了。在今天,当代文学史料仍是覆盖了非常庞杂的知识谱系而没有给予清晰梳理的一种类似二级学科的命名,并且从总体上看,基本还停留在收集整理而尚未进入研究的“初级阶段”。

   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整体判断及其深刻反思,有必要从中寻找古今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是重启人文主义自身所蕴含的巨大的乌托邦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借助后现代主义(后人类主义)来透视人文主义的危机,反思人文主义,重获想象未来、赢得未来的力量”。(32)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能否在现实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效彰显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同的学科风貌,很重要的就在于能否在充满矛盾悖反的历史和生活中探寻和发掘这种“张力”。当代文学史料既有一般文学史料共有的原则与方法,也有不少是属于“当代”所特有的,这一点识者不能不察。

   注释:

   ①陆侃如:《中古文学史系年》“序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②王瑶先生在1979年谈到“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任务时,曾指出“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悉的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③钱理群:《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④钱理群:《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⑤有关这方面的考证文章,如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程光炜:《莫言家世考证》系列文章,《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原帅:《莫言小说人物原型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刘长安:《赵树理1965年纪事本考释》,《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等。

   ⑥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关于〈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⑦王瑶:《论考据学》,参见《中国文学论丛》,上海: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年。

   ⑧舒乙:《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十月》1986年第6期。

   ⑨林斤澜:《〈茶馆〉前后的后话》,《散花记散》,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⑩李润霞:《一个刊物与一场诗歌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1)参见唐晓渡编选:《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其中收入了黄翔4首标注为60年代创作的诗歌,最早的一首是1962年的《独唱》;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12)束沛德:《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13)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3页。

   (14)金宏宇:《新文学研究的版本意识》,《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1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9-64页;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16)金宏宇:《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17)洪子诚、钱文亮:《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18)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后收入《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题目改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9)洪子诚、钱文亮:《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20)洪子诚:《历史承担的意义》,《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30页。

   (21)李建立:《转折时期文学体制的内与外——以1979年〈今天〉与〈安徽文学〉的交往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1期。

   (22)关于“《时代的报告》杂志整顿停刊”事件,参见刘锡诚:《1982:围绕“十六年”的一场大辩论》,《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窦金龙:《一份刊物的浮沉——〈时代的报告〉从创立到停刊(1980-1983)》,《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5期。

   (23)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7页;宋应离、刘小敏编:《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73页。

   (24)李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5)吴敏:《周扬年谱简编(1980-1985)》,《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4期。

   (26)李洁非:《典型文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

   (27)洪子诚、钱文亮:《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28)李洁非:《典型文案·写在前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9)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30)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2页。

   (31)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32)林品:《全球连接·数码转型·后人类主义——戴锦华专访》,《文艺报》201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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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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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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