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8: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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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明  
都离不开文学史料的参与。事实上文学史料虽不那么自觉,但也一直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扮演了“再发动”的角色。如陈思和及其团队的“潜在写作”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源于文学史料,他们据此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包括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潜在写作:1949-1976》(刘志荣),并将其纳入文学史给予较高的定位;反过来,这些研究又促进文学史料再发现,如此回环往复,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学术效应。也有的因观念所囿,从开始的视而不见到以后的高度重视、几成热门,经历了一个过程。如洪子诚讲,在80年代看《文艺报》的时候,“就不大注意有关通俗文学的部分,也很少注意《说说唱唱》、《民间文艺》、《故事会》这类刊物。通俗文学在20世纪文学的地位等问题被重新关注之后,才逐渐认识其中一些史料的价值”。(17)同时,还有不少文学史料刚刚打开,尚需作进一步确认或再确认。即使像胡风这样比较成熟的话题来说,仍有不少史料“瓶颈”,而要再深入,也与史料整理发掘有关。如关于胡风与《讲话》的关系,这是关涉胡风思想实质及其悲剧命运的重要问题。以往学界几乎一致认为胡风有意反对《讲话》,才导致其跌进悲剧的深渊。然而,从现有的胡风文学史料(包括私人书信及日记)来看,均找不到他反对《讲话》的证据。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倒是胡风不时地维护《讲话》,并总是一厢情愿地将其纳入自身的理论体系加以阐释的倾向。

   樊骏在80年代后期发表的著名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就史料工作所包罗的众多方面和广泛内容,以及其所达到的严谨程度和科学水平,指出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一门独立的复杂的学问”。(18)只是,当代文学史料海量般的存在,加之时间又短,它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地下”存在方式,反映到学术研究,也就不复有“纸上”与“地下”史料互证的问题。对当代文学史料来讲,比较突出、也是更具难度的是,因与现实政治同构而带来的诸多非学术化因素的干扰,以及空间上的延展和传播媒体的变化而催生的新的文学史料等问题,如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史料、网络文学史料等等。对这些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也许能展现一个全面立体的当代文学世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使不少当代文学史料至今还被封存在各种政治档案中没有解密。洪子诚在一篇谈当代文学史料文章中提到:“研究‘十七年文学’,包括整个当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史料的问题。特别是当代这种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关键性资料的获取几乎不可能。我们国家现在似乎还没有决策层的资料解密的规定”。(19)他还透露,在1957年6月至9月召开的27次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和艾青扩大会议上,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做了批判发言,内容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会议记录(包括被批判者的发言和检讨)竟达一百多万字,当时有部分在整理后曾打印成册发到参加者手里,后又被收回。即使是这个很不完全的发言,目前也未见公开。他由此感叹“全部的事实是否永远封闭于‘暗箱’中,甚至从此湮灭,那也是难以逆料的事情”。(20)

   其实,岂止是“十七年”,新时期以迄于今的整体的当代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如民间刊物“开放”问题,它在1979年10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协会章程》中虽然获得通过,但在同年年底正式发布的、经作协主席团会议“修订定稿”时,民刊“开放”一事实际上“已经搁浅”。(21)此间到底什么原因、什么人发话导致情况发生变化均不详。也许是与一体化体制有关吧,当代文学领域内几乎每次重大冲突和重要决策,都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冲突,或多或少地带有“幕后较量”的特点。有时候这种“幕后较量”仅诉诸一个指示或电话,且往往连录音也不留或不准留。所以,这就更给当代文学史料平添了“政治史料”才有的神秘化的特点。前者,如80年代初引发激烈争议、在某种程度上绵延至今的《时代的报告》事件,它一度扑朔迷离,最后“事情总算出现了转折”(即受到“整顿停刊”的处理),它实则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据刘锡诚记录,当时胡乔木、杨尚昆等都对此有过批示;(22)后者,如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和出版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后,在出版和宣传问题上都受到当时某些上级领导者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严厉批评,是责编何启治据理力争,顶着压力,以个人名义写了书面保证,出版社才勉强同意出版该书的单行本。(23)李怡曾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过分集中于北京和上海“中心”提出批评,认为它不符合现代文学史料存在的实际,应该由“中心”向包括重庆、桂林在内的“边缘”转移。(24)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是体制化的文学,其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高度统一(现代文学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往往是分开的,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如此,南京和陪都重庆只能算作政治中心,而很难称得上是文化中心),它往往凭借和依托以北京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层级性政治权力、政治运动和政治逻辑强力来推动文学运演,所以,这就使当代文学史料存在呈现出了为现代文学所没有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以致被作为政治文献史料收入最高级别的政治档案进行保管和封存。不管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当代文学史料嵌入了明显的政治化的印记。这种政治化不仅作为背景,而且深入骨髓地影响和规约了当代文学走向,形成或称积淀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运演和叙述方式。对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搬用现代文学所谓的“去中心”的做法进行研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三、史料多向拓展与文学史关系处理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料研究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成为我们裹足不前、放弃作为一位当代学人应有的学术使命的借口。大量事实表明,不少政治性史料往往不是以整合,而是以分散方式,在各种党史、军史、共和国史以及有关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传记、年表、回忆录、文集中呈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史料研究工作中不能过分局限于文学一隅,而应放开眼光,从政治文化或大文化角度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缜密。如80年代初期对《苦恋》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虽然其间背景和内幕迄今不甚其详,但通过周扬年谱披露的有关史料,还是可以得知它的晦暗幽明的变化及其结果,不仅与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林默涵、刘白羽、贺敬之等文艺界领导核心的歧异有关,而且还与邓小平、胡耀邦等最高决策者的主导思想密切关联,甚至是后者直接介入乃至拍板裁决所致。(25)所有这些,已远远超出了文学,而建立在广搜博取史料的基础之上。当然,史料搜集和占有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更具难度的是,当代文学史料因与社会政治纠葛和受传播载体等各方面影响,显得特别丰富驳杂。如何在继承传统朴学同时,根据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形,归纳提炼适合自己的原则与方法,站在“与古人处同一”(陈寅恪语)而又超越古人的立场进行研究,这不仅关涉思维方法,而且还牵及深层的价值观念,它不可避免地碰到史料与史观、新史料与旧史料、公共性史料与私人性史料等关系处理的问题。占有史料并不能确保研究的客观公允和必然成功,更不意味着史料的多寡与研究水平及结论的确当与否可以直接画等号。为什么李洁非的舒芜研究在诸多胡风事件研究中别具新意和深度,很重要的就在于超越了对舒芜的“犹大”定位和道德谴责,在处理其“上交书信”导致胡风命运急转直下这份史料时,没有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舒芜当年所为究竟是什么性质”,而是从史料与知识分子关联角度,将其“放在他怎样条分缕析去呈现自己何以至的由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遂使研究由“冤案”之案,进入“学案”、“文案”之案,“从感性历史向历史理性的转换,确切地说,便是越过个人因素层次,掉头深入历史肌理、机制,寻求对于文化、思想、精神上‘看不见的手’的认识,从而揭示整个悲剧的实质”。(26)

   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史料研究就是简单的剪刀加糨糊。实际上,这项工作内在地体现了编者的史识及其重构历史的动机。对此,笔者深有体会,在撰写有关文学史料文章的过程中,最棘手也是耗时最多的往往不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是如何将其纳入阐释体系中给予合历史合逻辑的评判,并由此及彼地提出问题,推动和促进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和学科建设。占有的史料愈多,反过来,它也对研究者的史观和史识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就有可能在返回历史现场时,迷失于丰富复杂的史料中不能自拔,为了史料忘了目的。有人不了解这一点,同时也是与“以论代史”的观念有关,往往对当代文学史料搜研尤其是所谓的“边缘性”文学史料搜研多有批评指责,认为这种考古式的搜研不仅造成研究格局的琐碎,而且会给当代文学研究“质”的提升尤其是“大文学史”编撰带来负面影响。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研究不能忽略对整体历史的把握,需要防止为史料而史料,有个选择问题,并且要注意其当代性的特点。但这个问题有两点需要辨识:首先,文学史只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与方式,而不是全部,它不可以也不应该取代其他诸多方法(除了文学史外,还有年鉴、年谱、传记、选本、大系以及作家作品、思潮运动等个案或专题研究),而且由于与当代贴得太近,缺少必要超越,当代文学在述史上的确存在着某种先天的局限,表现出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唐弢、施蛰存等为什么不同意编撰当代文学史的主要原因)。相反,包括琐碎史料在内的所有文学史料倒是比较稳定的,带有很强的客观性。所以,我们不应该因其不符合“大历史”或不足以改写整个文学史,就对它失去应有的重视。其次,所谓的琐碎史料或史料琐碎也是一个颇为含混和不那么确定的概念,如上文所说的作协代表大会通过的同意民刊“开放”而在最后公布时实则被取消,它看似小事(通常也不会被写入文学史),但它所呈现的客观事实,对还原新时期文学“历史现场”无疑是有意义的。

   从这里也可知,史料研究虽然讲的是史料,但它其实已牵涉到包括文学史观在内的诸多观念问题。过分拘泥于文学史尤其是狭隘的文学史,可能会对史料研究造成不必要的遮蔽。同样一个史料,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人来看,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问题不在史料本身是否琐碎,而是在于史料研究主体是否琐碎,是否将其纳入整体性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关键在于不是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选择和取舍史料,而是从史料本身实际出发寻找其“意义”之所在。如此,则有必要对琐碎史料与史料琐碎的定位和批评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只有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文化中,与其他相关的史实联系起来,从整体性和关联性等方面作综合考察,才有可能对之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特别需要指出,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长期以来盛行的主观化、批评化的研究之风,不仅养成了“以论代史”的思维习惯,而且还使我们拙于甚至割断了与传统实证的关联,疏忽了作为学术评判最基础性的史料工作。对当代文学来讲,自觉或比较自觉的史料工作,严格地讲,是从近些年才启动的,时间很短。因此,较之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面临的问题很多,情况也更为复杂:一方面,大量该整理的史料而未予整理(如报刊书籍等目录学史料);一些史料刚刚开启,仅露出冰山一角(如日记、书信、检讨等私人性史料);一些史料开启了,但因新史料的发掘需要重新加以甄别和整理(如上文提及的胡风有关史料);活态的史料处于随时湮灭、亟待抢救的急迫状态(如“文革”文学,尤其是尚在世的一些“文革”文学亲历者口述史料的抢救与保存——否则,为人们所诟的“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研究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将无法避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政治的、人为的诸多因素,当代文学史料毁坏散失的情况十分严重,即使保留下来的,也因一体化体制,又有相当一部分还封尘在档案馆中不能成为共享资源,甚至永远不能开放(不少文学史料同时也是政治史料)。洪子诚据此就曾提出当代文学史编撰“尺度相对放松一些”的标准问题(27),李洁非还进而强调指出:“当代文学研究界,亟待转变意识,起码有部分学者从‘前沿’状态抽身退却,不参与各种时论争讦,专心做当代文学史的案头工作。”(28)当然,这也从反面告知我们史料与文学史(史观)之间的密切关联,要想在史料问题上有所作为,必须在文学史观上进行调整,建立多元开放、富有弹性且容纳异质的文学史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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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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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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