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 次 更新时间:2020-10-27 0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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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  
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居家办公、自觉保持社交距离、取消聚会的“自肃”生活对日本人的社会心理还是造成了一定影响:一些人出现了不安的心理状态,怕出门被感染而不想跟人见面;一些人不愿意摘下口罩,与他人在封闭空间会产生不安全感,喜欢独处,特别是那些没有家人、朋友的独居群体更感孤独倍增;患有抑郁、焦虑症状的人明显增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甚至出现了新的词汇“新冠绝交”。对疫情的不安和恐惧容易滋生偏见和歧视。在SNS等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对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的诽谤和中伤,给感染者精神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一些医务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子女都遭受偏见、歧视。

   日本著名学者土居健郎认为,依赖的心理是调节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他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中写道“依赖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也是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22]。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源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迅速减弱,日本人的家庭关系、上下级关系、同僚关系、邻里关系等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家庭、单身家庭增多,个人主义观念对年轻人一代浸透,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逐渐呈现疏离迹象。被称为企业管理三大法宝的终身雇佣制度曾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企业员工对“社缘”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家庭关系,而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终身雇佣制度趋于瓦解。非正规雇用劳动者人数攀升,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农村人口的“过疏”与城市人口的“过密”相伴而生,城市社会服务的便利化加剧了地缘关系的弱化,身处社区却对社区缺乏归属感的人增多。种种迹象表明,以“血缘”“社缘”“地缘”为纽带凝聚起来的日本“人情社会”“有缘社会”正在走向“无缘化”。

   另外,进入21世纪,人们使用社交网络、信息通信设备等虚拟社交的方式满足了交流、沟通的欲望。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大幅减少,社交软件聊天、语音或视频聊天、视频会议等方式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而当人们习惯了这种沟通方式后,日本的人际关系或许会更为疏离。

   三、“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日本学者小熊英二等在其撰写的《改变社会》一书中写道:“自1960年代至1980年代,日本曾被称为‘Japanas number one’。只要读好学校,进好公司,等待你的就是安定的生活、舒适的养老,即‘一亿国民全中产’的曼妙时代。但现在,那个时代构筑起的日本似已陷入进退失据的全面故障之中,更糟糕的是,可取而代之的新型模式却至今无处可寻。”[23]新冠肺炎疫情对每个国家、社会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关系到今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此次疫情让日本社会面临严峻挑战,也让日本放慢脚步审视和反思,将挑战变为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动力,在变革中寻求机遇。

   (一)公共卫生防疫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此次新冠肺炎病毒在东京等大城市感染的速度非常快,随着感染人数的上升,大城市的医院、病床陷入紧张状态,无症状和轻症患者不得不在自己家、酒店等处隔离观察。新冠疫情让日本再次反思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应通过自助、共助、公助提高社会防疫能力。此次疫情下,“自助”体现在民众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上,减少出行,自觉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开“三密场所”。“共助”体现在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扶助,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对独居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关照、午餐的配备。“公助”体现在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完善、核酸检测机制的构建、政府对陷于窘困的弱势群体的经济支援等。日本相关部门也认识到,对弱势群体、感染者的支援体制应进一步完善,如提高对民众电话咨询的服务水平、完善轻症患者住宿疗养设施等。同时,此次疫情对避难所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满足群众避难的基础上,防止形成“三密场所”,让避难所的空间更为舒适,是今后避难所改革的一个方向。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多次强调,人类未来或将长期同新冠肺炎共存。与新冠病毒长时间和平相处就要遵循新生活方式所规定的生活规则。疫情过后,“新生活方式”也将长期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指南。

   (二)新工作方式将孕育一场生活方式革命

   面对新冠肺炎对人类的挑战,人类可以用最新科技、信息通信来与之抗衡。新冠疫情期间,信息通信技术异军突起,居家办公、线上办公、远程办公、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受到大家欢迎。信息通信成为维持经济社会运行的生命线。不少企业推出了各种防疫APP程序,人们的出行轨迹、活动范围得以清晰地捕捉到。居家工作、在线工作等新的工作方式正在被社会普遍接受,这将是一场改变日本人工作方式的革命,将对日本社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后新冠”时代,男女两性共同参与育儿、共同工作的社会环境将会得到逐步改善。当今日本,出生率降低和育儿、工作难以两全一直是困扰日本社会的两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因育儿而影响出勤的人越来越多。居家工作减少了加班,节省了通勤时间以及和同事喝酒、聚餐的时间,父亲在家的时间增加对参与育儿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也会减轻妻子的负担,对于改善和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具有积极作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现象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当男女共同分担家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风气时,少子化现象或许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疫情期间,一些养老机构、医院推出了入住老年人、患者与其家属在线上的交流,这一举措有利于消除老年人和患者的孤独感。相信未来,伴随着日本老年人健康福祉政策的完备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更为广泛的应用,日本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得以推进,日本式的养老模式将会为世界其他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开启新的思路。

   “后新冠”时代,居家工作成为工作方式的一个重要选项,人们在社区的时间会增多,对社区事务会更为关心,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或社区非营利组织,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这将会给日本的社区发展带来契机,也会提升人们对人生的满意度。此次疫情让日本再次认识到个体与家庭、社区的联系。今后,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社区的联系将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推动,这将有利于日本人重拾信心,重建信任,构筑一个安心、安全的社会。

   (三)雇佣形势不容乐观,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

   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或在明年显现。由于日本大学生的就职活动开展得比较早,因此,通常情况下毕业前已内定就职的比例较高。虽然有企业遭遇疫情而取消内定的情况,但目前来看,整体情况尚属稳定。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2020年6月12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学生4月1日的时点就职率为98%,属1997年有此项调查以来最高。新冠肺炎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或在2021年以后显现,2021年雇佣环境将较为严峻。7月21日,日本航空宣布将取消从2021年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员工(飞行员等一部分职业除外),这是日本航空时隔9年再一次大幅减少招聘新员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来减少招聘应届毕业生的行业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疫情下,不少企业、店铺倒闭,导致失业者增加,有些企业苦苦挣扎,不得不削减人力成本。这都预示着“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因此,重新审视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进一步改善自由打工者的劳动环境显得十分急迫。新冠肺炎疫情正促使日本政府和民间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对低收入群体不能仅实行事后救济,而是要在早期给与他们平等的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建立一个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安全网才是至关重要的。

   (四)地方社会或迎来发展机遇

   当今,日本地方社会面临年轻人口流失、老年人口比例增大、经济萎缩、社会缺乏活力等严峻问题。“地方创生”就是反思东京一极化集中趋势、致力于地方社会焕发活力的政策和举措。2017年,东京圈流入人口超过12万,已保持了12年的连续增长。如果东京一极化趋势得不到遏制,高腾的房价将会让东京变得不再宜居,对儿童的保育、对老年人的护理等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了偏远地区抗风险能力相比大城市要弱得多的问题。缩小地区差异,使地方社会和大城市共同均衡发展将是未来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日本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后的情形来看,受灾地的中小城市人口减少现象加剧,地区差异拉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有所不同。大都市生活的人们因为新冠疫情不得不在家办公,而这种工作方式正在显示种种益处。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员工认识到,办公不一定非要去单位,在家工作也一样可以取得好的成绩。有些工作性质不一定非要住在大城市,忍受密集的人口、快节奏的生活、高房租高物价带来的压力和身心疲惫。据报道,疫情期间,有些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公共设施齐全的地方城市或郊区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咨询有关搬家、移居方面的电话和来访次数显著增加。地方生活成本低,生活便利,亲近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轻松和谐,育儿环境比较宽松。从日本各地总和生育率来看,越是大城市,生育率越低。2019年总和出生率最低的是东京,仅为1.15,京都1.25,大阪1.31,埼玉县1.27,千叶县1.28,神奈川县1.28;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冲绳县1.82,宫崎县1.73。一些年轻人已经显示了迁居地方城市或郊区的意愿,各都道府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趋势,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公开相关信息,出台针对移居的支援政策。

   搬到地方城市生活,或是从大城市回故乡定居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之前就已初露端倪,此次疫情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有机构曾在2017年以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5000名男女为对象,进行了居家办公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每4个人中有1人希望过一种慢生活,对移居地方显示出兴趣[24]。京都大学教授广井良典提倡应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重新审视东京一极化集中的利弊,把日本建成一个分散型的可持续的福祉社会。他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东京一极化的弊端,导致东京感染人数多,易感人群多。“都市集中型”社会具有很高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今后应发展地方社会,促使人口向地方流动,实现一种新的成熟性社会。而居家工作的急速推进使得这一新的成熟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11。

   客观而言,搬到地方城市或郊区的趋势将给日本社会带来更深一层次的课题,例如,地方社会如何增加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提高工资,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吸引年轻人来定居?如何改善购物环境、学习环境,营造对年轻人友善的社区?等等。

   综上所述,从以上新冠肺炎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以及日本社会正悄然出现一些变化来看,日本社会似乎正在孕育着一场变革。一些征兆也显示了“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自民党撰写的《面向后新冠的经济社会成长战略》[25]报告中针对日本“后新冠”时代的成长战略,重点提到了以下两个视角:一是尊重作为生活者的国民的视角,消除民众对疫情的恐惧、对气候变化的不安,让国民对未来有一个切实的目标。二是避免走向“差距社会”,努力减少社会割裂现象的发生,阻断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的趋势。2020年5月,日本财团在新冠肺炎蔓延的背景下,对日本年轻人进行了一项“18岁意识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当克服了这一疫情危机后,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归纳起来,对日本未来的社会建设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每个人都有觉悟和责任感的社会;和平安全的社会;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社会;政府能倾听到国民心声的社会;一旦出现问题能迅速应对的社会等[26]。

总之,“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将迎来诸多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积极和进步的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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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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