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彬: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的政治与人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3 次 更新时间:2020-10-26 13: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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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彬  
幻化她以准儿媳见未来婆婆的模样贴着他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呀”的亲昵表情。内心冲突的结果,是他用纪律的约束回避了美好的爱情,毫无恋爱经验的他不懂得拒绝的技巧,态度生硬地退还了姑娘的袜套,伤了姑娘的心,自己也内疚于处理方式的笨拙。在洼地上的战役中,他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而牺牲,“给那个姑娘,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带来一点抚慰,并且加上一种光荣”(26)。小说触及了“军人道德”的两难处境,以及“军人道德”的独特性:既有善良、宽厚、柔情的一面,又不得不把子弹射向敌人的胸膛;既有对现代社会人性舒展的向往,又不得不承受军队和战争的铁律;既有对普通人平静、幸福、自由生活的追求,又不得不面对苦难、拼杀、流血和死亡。冷酷无情,把人变成服从的机器,这在平素归于人性之“恶”,但在战争中则可能转变为钢铁般的凝聚力,这对生存和胜利意味着的分量,是不言自明的;民主、自由,这是多么宝贵的精神和情操,在人性的道德尺度上趋于尽善尽美,但在战场上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来说,它有比保障民主自由之可能性的更严峻的道德尺度,需要他随时在生命较量中去打开前进之门。

   从人性的角度考察“侦察班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无法实现的、因而是悲剧性质的爱情”(27),《洼地上的“战役”》浸润了作家审美情感的沉思,其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爱情故事本身,更体现在表现人性的冲突、人与战争的冲突、心灵与现实的冲突上,将战争中的人性揭示掘进了一个深度。军人的战争,首先要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厮杀,面对的是血肉之躯的生存冲突。但同时,军人还要面对一个心灵冲突的战场。也许看不见硝烟,也没有刀光剑影,但其激烈的程度,其悲壮的魅力,并不亚于战场的拼杀。在血火硝烟的战场上的胜负成败,往往已在心灵的战场上前定了。炮火的战场在心灵的世界中被隐退为一个背景、一个依托,凸现出来的是生命个体的内心冲突,表达的是人与自己的冲突。《洼地上的“战役”》何止表现的是感情与纪律的“军人道德”的冲突,其实也表现了王应洪内心世界的冲突,他在现实与心灵的“洼地上”,进行了两场冲突激烈的艰苦“战役”,前者以英勇的牺牲完成了崇高的目标,后者以情感的舍弃维护了军队的铁律。消逝的生命个体和点亮的人性光彩在“牺牲”和“舍弃”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苏联作家邦达列夫说:“在描写战争的作品中,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战士在前线怎样每日每时地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战争的功绩。一个人在战争中没有体验过包括自己和死亡的威胁在内的正常感情,这是一种病态现象。一个人能够战胜恐惧感,能够表现出平时的勇敢精神,在这里我看到了英雄本色。”(28) 在死亡对生命的挑战中,挑战出人性的淳朴之美和生命放射出的超然力量,这是路翎的战争文学的一大本事。

   在表现人的复杂的情感波纹和微妙的心理皱褶上,路翎的《初雪》也别具妙笔。虽然不是爱情故事的描写,却有一些朦胧的、萌动的、关注异性的、被异性关注的复杂心态表现得细腻生动。小说描写志愿军汽车连奉命疏散朝鲜老百姓撤离战区,十八岁的司机副手王德贵也“奉命”在驾驶室副座里抱孩子,刚开始时他极不情愿抱(“婆婆妈妈的事不是男人干的”),也不会抱(“像捧着一盆热水似的捧着孩子”),可更让他头疼害窘的是总感到有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对他的笑吟吟注视,那是一位包着花头巾的姑娘,眉毛黑黑的,眼睛亮亮的。姑娘的注视和笑吟吟的表情都让他敏感和在意。他怕姑娘笑他婆婆妈妈抱孩子;怕姑娘笑他笨拙,把孩子抱哭;怕姑娘嘲笑“这个连孩子都不会抱的小司机是多么有意思啊!”他因此幻想出向姑娘讨回自尊的自得场景:“我不久就可以自己驾驶一台车了,——笑我不会抱孩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己能干得可以边抱孩子边开车:“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驾车,冲过照明弹和机关枪。车一停下来妇女们就跳下车来跑到前面打开车门,一看,原来他在那里给孩子喂水呢;那个头上包着花格子毛巾的浓眉毛的姑娘,站在人们后面一声不响地偷看着他”。小说生动地描写了青春期大男孩关注异性的特殊心理和情感体验:同车那么多妇女的笑声说话声,他都听不到,唯独听到的是“那头上包着花格子毛巾、浓眉毛的姑娘笑得最嘹亮,王德贵浑身热辣辣的”;紧张感还未消停,“又传出了那个用花格子毛巾包着头的姑娘的笑声,虽然笑得很轻,王德贵仍然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又笑我么?’他想。”(29) 小说始终以王德贵的心理感受为线索来反视姑娘视角中他的“可笑”与“笨拙”,这种感受正是青春期少男少女特有的心理特点,是一种萌动中的异性吸引。虽然不是爱情,但这种青春心态,极有可能成为爱情的前奏。路翎对这种青春心态的敏锐捕捉,丰富了人物个性和人性内涵,在50年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战争文学书写中别具一格。他抓住稍纵即逝的人物心理颤动,使救助战争难民的汽车浮泛着青春气息,于一个小小的驾驶间容纳了一个广阔的人际心理关系反复折射的空间。

   在五六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能够深入我军士兵的青春心理和人性本体的深层,描写那些血肉之躯的自然情欲的颤动,已经是打破简单的阶级图解之雷同化的别致之笔。至于把描写之笔伸向敌对营垒的人物之间,打破流行的“画鬼”模式,对生命个体作出独特的发现,对战争文化和人性作出理性的考察,哪怕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尝试,也属突破禁忌的出格之笔。路翎的《战士的心》是以心作为关注的焦点,关注着“人学”中的“心学”,把笔锋碰触一个“反面人物”美国兵,留下了人性邂逅的瞬间映象,这在当时无疑是需要艺术胆识和魄力的。

   小说描写一场山头反击战,志愿军冲入了一座负隅顽抗的地堡,一个美国兵边射击边逃跑,新战士张福林跳出交通沟,猛然拦住了美国兵的退路,一场狭路相逢、你死我活的对峙在瞬然间展开:

   在照明弹的亮光下,张福林一瞬间看见了这个瘦长的、十八九岁的美国兵的一对充满恐怖的眼睛。这美国兵战栗了一下,就像是僵了一样,不能动弹了。由于这突然的情况,张福林一瞬间也怔住了。这是很短暂的时间,双方都没有动作。这个美国兵的恐怖,紧张的眼光没有离开张福林的迫人的、静止的枪口,却不觉地移动着右脚向后退,显然是,他虽然明白逃跑就是死亡,却不得不逃跑了。而张福林所注视的,却不是敌人的枪口——他注视着敌人恐怖的眼睛;他一瞬间仿佛又听见了班长的严厉的喊声,这个支持了他。他肯定他已经战胜了敌人。美国兵一动弹,他就开枪了。于是这个敌人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嚎叫旋转着身子倒下去了。

   “谁叫你到朝鲜来的!”张福林想,跳过这个美国兵向前跑去。(30)

   这位美国兵在作家笔下没有被描画成青面獠牙、凶神恶煞的丑陋模样,而是一个瘦长稚气未脱的十八九岁大男孩。显然,我们的战士与美国兵如此近距离地面对面、枪口对枪口,谁都不知所措。可这是战场,是生死较量,是勇敢精神与意志力的抗衡,“瞬间”的结束,是张福林扳机的扣动,美国兵在一声“绝望的嚎叫”中倒了下去。战争毁灭了这个大男孩的生命,他惊惧恐怖的眼神、绝望嚎叫的倒地,让人感到一种生命消失的痛惜——“谁叫你到朝鲜来的!”在战争法则和人性萌动的张力之间,张福林并没有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那个美国大男孩,在射杀了美国兵的同时,没有畅快于结束这个敌手的生命,反而流露出一种复杂难言的心绪,一种对青春生命消失的几分惋惜和无奈。这种不是“画神”、“画鬼”,而是“画人”的文学叙事角度的调整,朦胧地透露出作者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这篇小说在表现人性和对敌人形象的非丑化描写上,一定程度地站在了人类性和战争文化的高度来反思战争,在50年代的同类作品中是少见的。

   历史在考验着文学,筛选着文学,也在成全着文学。它把那些为服务一时而写作的急就章,留给那个“一时”,而把那些深入一层地发现人、发现文化启示、发现历史的灵魂,因而能够长久地震撼和穿透人类心灵的精彩,带入了发展着的历史。至今50年后,那场战争的硝烟已经尘埃落定,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给战争文学在阅尽沧桑之后走向人类精神新的制高点,使当时被压抑的“人学”潜流奔涌成波诡云谲的巨流,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文学在历史翻转出新的侧面时获得反思和深化。军旅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写于20—21世纪之交,比较有深度地以人类战争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反映这场50年前的战争,把战争的残酷性,非理性的破坏性,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顽强,生命在炮火中张扬放射出的辉煌力量,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悲壮苍凉的生命观照。

   文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引入时间的杠杆去衡量生命的分量,引发人们穿越浩渺的时空对短暂和永恒作出无限余味的思考。一个特殊时空下的生命悲歌被作者紧紧捕捉,聚焦在一对年轻的军人和一位年老的将军身上——那就是板门店停战协议正式签署前、正式生效后的“那个时刻”(31) 发生的无数偶然中的一个。时间杠杆在撬动着生命奥秘之门。志愿军女文工团员晓燕正在给朝鲜老乡演唱韩语《春之歌》,美军飞机来轰炸了,老乡们惊惶乱跑,生命危险。为了引开敌机,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一边喊,一边奔向开阔地,一边把那条红色的围巾高高地举起来。美军的飞机开始向这团红色追击俯冲……她被一颗炸弹炸倒了,红色的围巾在爆炸的气浪中飞舞起来”(32)。她死的那天,正是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的前一天,仅仅是一天的相隔,就让她永远地隔绝了一生一世不可再得的生命。那条在气浪中飞舞起来的红围巾,犹如一抹浓丽的鲜血,漫撒凝固在和平即将来临的停战前夕,显得格外地凄美、格外地惋惜,如花的年龄,如诗的岁月,十六岁的少女却永远地远去。

   作者不是在讲述一个完整的传奇故事,而是以同一时间点联结多方位的人物事件,意味深长地指向一个潜在的意义结构。前一天的晓燕之死,联结着朝鲜民众的安危;后一天的无名小战士之死,联结着前线停火。这位中国小战士冒着敌人的弹雨,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脚腕被炸断了,还抱着那只穿着胶鞋的断脚爬到阵地前沿,想保存着自己一个完整的生命肢体。他送达的命令是“今晚22时正式停战,届时不准射出一枪一炮”。他的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停战前的两个小时,却把无数的他人生命留给停战之后。意义结构在停战之后,联结着彭德怀将军,他坐着吉普车驰向硝烟尚在缭绕的前沿阵地,察看着担架上年轻士兵的遗体,抚摸着满是弹洞的写有“献给最可爱的人”的红色字样的白色搪瓷水杯,久久地不语。意义结构联结的另一个场面,是开城当晚举行的庆祝停战晚会,上演了古典爱情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台上无法实现的爱情,让台下的士兵一阵阵着急,他们急切地喊着“梁山伯从军去!从军去!”在跨过了战争与死亡的士兵的心中,梁祝化蝶的悲情幻美,也许比不上晓燕在炸弹气浪中飞舞的红围巾、无名小战士弥留时所看见的天边很红很红的夕阳来得绚丽。他们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刚毅的性情和更鲜明的色彩,但他们也不能掩饰柔润的心肠,去悲悯那两个古老、纯洁、坚贞的有情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多彩多姿,又洋溢着青春气息。于是出现了这么一幕:

   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彭德怀说他不会,从来不会。

   再来邀请彭德怀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姑娘。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

   于是,一位憔悴的老将军拉着一位花一样的小姑娘的手,他们走了起来,他们走得很慢,从不曾如此动听的音乐缓缓流淌在他们安然的脚步中,小姑娘扬起头去看彭德怀,彭德怀的脸上是令人敬畏的沧桑。

   所有的人都哭了。(33)

殊死战斗的三年之后,战争停止在它原来爆发的地方。这是怎样的生命悲凉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付出部分个体生命换取和平、尊严、安定,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不爱其躯,赴世之厄困”(司马迁),中华民族能够发展至今,有那么多担起“中国的脊梁”(鲁迅)的民族英雄和英雄的人民,支撑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虽历经磨难却始终不亡。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实现了社会伦理价值的死亡,其意义远大于生命个体的价值本身,是“重于泰山”与“轻如鸿毛”的伦理价值比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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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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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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