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彬: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的政治与人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1 次 更新时间:2020-10-26 13: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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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彬  
留下了很大的局限。巴金两度赴朝达300余天,从兵团到连队,从平壤到前沿阵地,急切地体验战争生活,全心追求“我的心跟他们的心越挨越近”,甚至被部队首长称为“他不仅做到了‘身入’,而且做到了‘心入’”⑥。但这位能够熟练地驾驭小说艺术的作家,把采访来的素材多著为散文特写,对于长篇小说,犹感“实无把握”⑦,虽然他的《团圆》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后,一曲“英雄赞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但他还是对文学的尊严充满敬畏。这令人想到鲁迅于1932年约会从根据地来到上海的陈赓将军(他后来代替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交谈红军反“围剿”战斗的剧烈、艰苦和英勇的情形,准备写一部类似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似的中长篇小说,终因对文学尊严的高度认知和敬畏,“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⑧,在两难选择中搁笔。真正的文学经典的产生,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新闻采访能够完成的,它是一种必须经过丰厚而深邃的生活和精神的体验、过滤、叩问、升华,有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痛苦而欢欣的新诗学的创造行为。即便对于战争文学,也唯有坚持这种高标准,才能推进它从共和国文学的第一步走向更新更高的一步。

   抗美援朝文学的相当数量的作品采取了与新闻采访相去不远的文学生产方式,在及时地配合战争的动员、宣传和鼓动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痛快淋漓的功能的同时,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抱持高度的文学自觉,化激情为丰富的文学经典,蕴力度于精致的审美形式。由于身处国际性的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意识形态的焦灼,不少作品中敌我的形象、军人的搏杀、战场的较量、战争的胜负,都较大程度地意识形态化、模式化、两极化。对政治利益所否定的敌对力量、敌军形象,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丑化和漫画化,都是缺乏个性特点的脸谱化形象,其丑化和漫画化程度的不同,在于对他们政治上先在反动性的定位程度决定。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对抗的敌人是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和李承晚南韩军,这些敌对力量在我们的战争书写中并不是平均用力的普化反映,而是在意识形态标称下对头号敌人和次从敌人进行轻重有别的阶级分层(包括考察其种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了强烈变形、有意淡化、甚至缺席的不同手段,从而达到打击与分化的意识形态目的。

   对敌军形象的“丑恶”描写,首当其冲的是对美军的丑化和漫画化。许多作品就像当年对日本侵略军进行“鬼子化”描写一样,对美军进行酣畅淋漓的鬼化、丑化、戏谑化即“美国鬼子”化的漫画式渲染,戏说他们“不过是鼻子高一点,胡子多一点,个子大一点,死了占的地面宽一点!就凭这个他们就想侵略全世界呀?!”⑨ 嘲讽美军打仗的时候惧风怕寒,铺着地毯,捧着火炉,撅着屁股,趴在土坑里,朝天放空枪⑩。就连美国生产的卡车,也是大而无用,跟它的主人一个样,“不知犯了什么毛病,嘟一声,嘟一声,嘟到最后不动弹了。司机走下来,把车门砰地一摔:‘操他祖宗,油又冻了!美国卡车就是怕冷,跟美国兵是一流货!’”(11) 这类言语不乏藐视强敌的幽默感,但作为文学书写,若不铺以深刻、精细、内在的刻画,终究难有几多凝重的分量。

   中国近代以来频频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往往把野蛮的侵略者以“恶鬼”视之称之:“黄毛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其间蕴含着复杂的历史心态和民族情绪。美军形象的“鬼子化”,既与对侵略者的历史记忆有关,又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相连,还与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民族情绪相系。因此在中国作家的文学认知中,作为反面政治力量代表的美军被丑化、漫画化、妖魔化,被描画成军纪不严、贪生怕死、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形象,表现在:

   一是交战中的怯懦。主要反映美军贪生怕死,在战场上丑态百出。魏巍的长篇《东方》曾被丁玲盛誉为“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12)。它有这么一个特写镜头:两个美国兵趴在抗道里,胡乱地扯着重机枪上系着的绳子朝天放枪(13)。杨朔的《三千里江山》也有相似的情节,描写一位志愿军战士的“遇鬼”经历:

   听见敌人左翼有挺机枪,叫得怪讨厌的,扑着枪音绕上去,不觉大吃一惊。机枪绑在树杈上,一个人没有,枪可在响。这不是有鬼啦!鬼出在一条绑着扳机的绳子上。溜着绳子一找,好家伙,十来个枪手都藏在大土坑里,有板有眼拉着绳子。

   也有真会替自己想办法的敌人。你一包围他们,他们赶紧揭开怀,衣服里上写着中国字:“请求放我回家!”(14)

   两部小说在某些情节上的相似,说明它们具有战地采访的同源性。在许多作品中,中国作家对美军的文学想象,是贪生怕死的战场懦夫,没有起码的斗志,只有一触即倒的溃不成军;没有身先士卒,只有官逼兵冲;没有勇往直前的战场厮杀,只有督战队的阵前弹压。可见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美军形象的文学认知,相当程度上图释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5) 的意识形态诉求。

   二是连相貌上也被鬼化。对美军形象的鬼化、漫画化、“纸老虎”化,不仅在其精神层面,也在其外貌上的“画鬼”摹写。而且这些形象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差别的“鬼也似”的人物,从审美心态上对美军形象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图释。这些“鬼样”的“美国鬼子”比比皆是:北朝鲜妇女安玉姬眼中的美国军官,长着“苍白的,垂着松塌塌的腮帮,闪着凶恶的眼光,长着长毛的手,紫红的嘴唇,是他们杀了我们的人,是他们喝了我们的血”,看见他就“像突然看见一条罪恶的毒蛇一样”(16);正在与美军展开肉搏战的中国士兵,“可以看清楚敌人的高鼻子、死白难看的脸皮,像凶鬼一样披散着黄色卷发”(17);那些穿着笨重大皮靴的美国兵,“满脸大胡子,两个眼绿莹莹地,露出恶狼一般的凶光”(18);美军妇女队女上尉“鬼魂似地推门进来……”(19);“几个魔鬼面孔的美国兵,如狼似虎,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对着被捆绑的朝鲜老百姓,声嘶力竭地吼道:‘人民军哪里去了?不说,统统枪毙!’”(20)。可以看出,对美军及联合国军诸如“罪恶的毒蛇”、“凶恶的眼光”、“长毛的手”、“紫红的嘴唇”、“凶鬼一样”、“恶狼一般”、“鬼魂似的”、“魔鬼面孔”的形象描写,没有战争个体的独特性表现,而是政治理念化的贴标签、概念化的“画鬼”模式。

   我们发现,对美军及联合国其他成员军的形象描写,存在着一个阶级分层和种族差异的级差对待:对美国士兵进行鬼化(主要是白人士兵);对美国军官不仅鬼化,还要极度丑化;对美军以外的其他联合国军的描写较少,比较模糊,要有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手段,反映他们受美军压迫的阶级关系、受白人美军歧视的种族矛盾。

   对美国军官的极度丑化要数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它描写被俘获的联合国军俘虏,在押送途中东倒西歪休息时发生的故事:

   有个美国军官,长着鹰嘴鼻子,满脸黄胡子像乱草,当着许多人就蹲下去大便。一蹲下,嘴里还“O·K!”拉完屎,又捉虱子。把大衣一翻,丝麻上爬的虱子成了球,一朵一朵像麦穗,拿手一扑落,唰唰往下直掉。(21)

   这位美国军官看见黑人俘虏抽烟,粗暴地一巴掌打掉他的香烟,“抢过去就抽”;黑人俘虏要夺回香烟,美军官瞪眼就骂。暴戾激起公愤和反抗,土耳其士兵趁其不备,一脚踢向他的屁股,在场的黑人俘虏纷纷抡起拳头,狠狠揍向美国军官,直至抱头鼠窜。在阶级分析的思路下,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谁就是最丑陋的敌人。于是,“阶级敌人”地位的高低、国籍与种族的不同,决定着他们反动性的程度、丑恶性的深浅。依此类推,美军军官、美国士兵、联合国军其他成员军、白人与有色人种、南韩军,其形象的丑陋性,依随其国籍的不同、军衔的高低、种族的差异而逐层递减。

   与美军的描写相对照,对南韩军的描写则相对地淡化、粗疏化,甚至缺席化。即便有零星的描写,也时而从阶级分层角度取同情态度,表现南韩下层士兵生活的贫困,家庭的离散,从军的被迫,普遍的厌战,军官的欺压,美军对韩军的排斥等。路翎的长篇《战争,为了和平》描写南韩俘虏诉说自己家庭的离散、战争的痛苦:他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叫李承晚军队抓去的。我的姐姐死了,我很是痛苦,很早就要逃走,可是很害怕。”(22) 在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军事冲突中,“母亲在北方,我和姐姐在南方”,描述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离散,更是政治寓意的指向。这样的寓意指向,与韩国首都战争纪念馆广场上的雕像“兄弟之像”(兄在南方,弟在北方),有着表现手法相似但指向不同的、以长幼秩序来寓指政治地位的主从关系。孟伟哉的长篇《昨天的战争》反映美军和南韩军待遇上的差异,引起韩军士兵的强烈不满:“他妈的!大米给美国人吃,玉米给朝鲜人吃,这是什么规定!……这个仗老子不打了,让吃得饱、吃得好的美国兵去打吧!”(23) 王树增的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表现美军与韩军的矛盾——美国空军炸昏了头,“袭击了水原方向的一个南朝鲜军队的车队,气坏了的南朝鲜士兵居然用步枪把一架美国飞机打了下来,美国飞行员跳伞后,立即遭到南朝鲜军队的逮捕”(24)。对南韩军队和士兵的处境报以同情,在人物形象上很少丑化性描写。

   战争给人类带来至今未能消弭的大悲剧大灾难,战争又承担着人类由蒙昧走入文明的血的洗礼,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内涵——既展示着现实的残暴、嗜血的野性、盲目的破坏,又检验着人的忘我的崇高、庄严的奉献和不灭的人性;它蔑视人,敌视人,把人降到一种工具、一种手段的地位,但又最充分地重视和依赖人的聪明才智、人的肉体与灵魂的超极限的力量,这是人类社会的悖论:战争的荒谬与战争的理性,战争对生命的毁灭与战争对生命的激扬,以及人类通过战争发现的自我精神。因此战争文学既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又是人类生存和人类本质的一种检阅,需要以历史的和道德的、社会的和人性的、理性的和情感的多维角度综合把握。对战争中人性的开掘和人类复杂情感的审美透视,将具体性的战争描写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揭示人的灵魂、发现人的精神的审美情思,从军人性格的塑造中完成民族性格和心灵深度的文化发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文学以一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功利心态进入文学史视野。作品与政治之间过度的胶着状态,使文学缺乏足够的审美距离和精神空间,以深化对政治与人的探索。抗美援朝文学急切地服从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战争政治的现实需要,这样或那样地导致比较单一的人物塑造和雷同的情节模式,不少作品就战事写战事,就过程写过程,只闻战地上号角齐鸣的多方厮杀,不见内心世界灵魂冲突的多端激战。然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有少数异己的存在,以一种边缘化的创作完成对主流文学的质疑与修正,一些富有探索性的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伸向人物灵魂的深处,在对人性内容的多样性探索中,作为被压抑的潜流延伸着“五四”以来处在断续之间的“人学”传统,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文学格局中,散发出人性关怀和朦胧的战争文化思考的缕缕馨香。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对人性的探索有较深层次的开掘。它描写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住进一朝鲜老乡家,按照部队的惯例和中国农村小伙子的劳动习惯,每天为这个母女家庭劈柴、担水、打扫院子。也许是这家的少女金圣姬少见本地男人干家务的风俗吧,她对这个训练认真、干活勤快、憨厚腼腆的中国小伙产生了爱慕之情和“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想象”(25)

她为王应洪缝袜套,赠绣花手帕,手帕上分别用中文和朝鲜文绣着他和她的名字。她为这甜蜜的憧憬而陶醉,“脸上闪耀着辉煌而幸福的表情”。姑娘无言而深情的表露,让这位年轻战士产生了“不曾有过的甜蜜而惊惶的感情”。但这是一桩注定无法实现的爱情,志愿军的纪律是不容许中国军人与朝鲜少女谈恋爱的。爱情与纪律的矛盾,在王应洪内心掀起了波澜:既要拒绝姑娘的爱情,服从军人纪律,又情不自禁在心灵中幻化她的身影,她的舞蹈,与她对话的情景(“你别怪我呀,你不看见我把你的手帕收下了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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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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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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