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文学的香港史——十个关键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 次 更新时间:2020-10-20 22:37:57

王德威 (进入专栏)  
连载时每天不超过一千字,西西自作插图,形成有趣的图文对话方式。

   经过半年连载,西西以文学的方式,为香港主体性做出命名仪式。看西西《我城》的意义,必须投射在《我城》之后以“城”作为坐标的作品,例如西西本人80年代的《浮城志异》、1997年前后心猿的《狂城乱马》、黄碧云的《失城》、董启章的《V城繁盛录》、也斯的《记忆的城市》和《虚构的城巿》等,由此可见西西报纸连载小说成就了一系列以“城”为坐标的香港小说。

   西西以后的创作成就也许不必在此多说,但是我个人仍然以为各种各样“城”的叙述,也许在这个因缘之下展开它们之间的小传统。1975年连载以后,《我城》的出版波折重重。1979年,素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以后在台湾也出版了,一直到90年代以后图文再合体,是为完整的版本。出版不容易,写作也非常不容易。这样的香港文学场景,的确引人深思。

   《我城》,西西传诵三十余年的出名巨著,风格独特,被认为是开创了香港本土城市文本的先河。《我城》发表三十周年时,香港报纸曾专门设版纪念。

   中学毕业生阿果眼中的70年代香港,阿髪、悠悠、阿傻、麦快乐等草根百姓逛街、郊游、搬家、求职、讨生活的香港,西西以其“顽童体”的观察带人游走各地,刻画一代香港人的真实状态,记录当时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其中寄托着青年的开放、进取和各种成长之潜力充满可能性。

   接着谈第七个时间点。1982年3月8日7点7分,有一个女士,忽然游魂似的出现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她紧盯一个报纸记者,记者很无奈,只好和她结识。这位女士叫如花,她穿一袭30年代的旗袍,在香港的街头左顾右盼,记者和他的女朋友卷入了寻人过程。最后才知道,如花是一个女鬼。1932年3月8日,如花和心上人十二少一起自杀。如花和十二少相约50年后在香港再次见面。

   看过《胭脂扣》的读者都知道,这个故事是香港鸳蝴派掌门人之一李碧华遐想香港的作品,也是一个她“否想”香港的作品。我特别提出,作品的时间点耐人寻味。

   这部作品 1985年出版,以倒叙方式描述1982年的传奇遭遇。1982年的时间点投射在1932年香港风月场地爱情的邂逅。1985年正好是《中英联合公报》签署后一年,李碧华以她的历史后见之明,投射历史上的先见之明。如花和十二少相许50年感情不变,谁知男的负心了!他们相约的号码是3877,所以如花在街头巷尾找寻这个号码。答案揭晓,是个最惆怅的结尾。

   这个意义上,李碧华以她的方式,写了非常微妙、以情欲为借鉴的香港寓言。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谈判,不小心跌了一跤,也许这给了李碧华一个灵感,不论各种大历史大人物之间的风风雨雨,我们小市民男男女女的情爱将一生一世不断纠缠下去。这个故事1987年由关锦鹏拍成电影,成了现当代华语电影的经典作品。

   再下来,是第八个时间点。时间又过了十几年,到了1998年7月1日,这一天,有一位作者或文化人——陈冠中,他告诉我们回归一年,“什么都没有发生”。在1997年7月1日前人们敲锣打鼓问,香港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香港回归了,该走的、不走的、必须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一切喧哗之后,1998年7月1日,什么都没有发生:马照跑,舞照跳,但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凶杀案,有一个职业经理人莫名其妙被暗枪打倒。死前一刻,他几十年的生命记忆回到眼前,做过的事,不管对的错的,各种各样浪漫遭遇,各种各样商场上的冒险,但一切都来得太迟或一切都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看待97前后的症候群,与其讨论1997之前各种各样、不得了的寓言式作品,如《香港三部曲》,《什么都没有发生》反而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更潜藏了我们看待香港历史关键时刻自我解构的可能。

   下面讲第九个关键时刻,2008年2月4日,这一天,香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罗志华失踪了。2月19日,报纸上有个不足二百字的新闻报道,罗志华,青文书屋的老板,在2月4日这一天,大家准备过年的日子,在书库里被书压死。

   这真是充满历史荒谬隐喻的故事。罗志华本来是三联书店店员,90年代初期,接办了青文书屋,这个书屋是80年代起香港二楼书店里重要的文化地标。罗志华惨淡经营,到了 2006年,不得不歇店,但他不甘心,立意东山再起,他把书集中在小小的仓库里。2月4日,他独自清理图书,没想到排山倒海的书倾倒而下,把他活活压死。过了两星期,尸体有了味道,才被发现。

   罗志华死的这一天,是香港文学史、文化史上不该忘记的一天。我在90年代到过青文书屋,那时候并不了解它对香港文化的重要意义。

   “青文”二字来自70年代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办的青年文学奖,得奖者觉得在香港应该有机会延续对文学的热爱,于是在1982年成立了书屋,到90年代有多次经营经营危机,罗志华接办后,持续了十几年,出版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成为香港文学重要的参考书,黄碧云、叶辉前辈、邱世文先生、也斯等,太多作家与青文合作过。

   确实,青文也辜负了一些作家,因财政困难,做了许多令人遗憾的决定。无论如何,把整个香港文化生产的问题,落实到一个书店、一个出版人不幸的遭遇上,让我们痛切想到﹕文学创作文化出版,必须投注心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在看待香港文学史、文化史的过程,这一年,这一天,不该忘记!

   最后一个时间点是2097年,1997年后的一百年,董启章——一位特立独行的香港作家,他把这个时间点影射在《时间繁史》第二部的高潮中。我坦白申明,这小说真不容易看,第二部 60万字,头绪复杂绵密。

   对我而言,触动我的时间点,不是它的叙事中也涉及的 2022、 2024,而是 2097。香港又经过了一世一劫,少女维珍尼亚在大洪水来临的天启时刻,守住了图书馆。她看了所有的书,似乎对香港有更丰富的记忆,同时,维珍尼亚是机器人,必须不断上发条,记忆只维持一天时间,在时间永恒记忆,时间轮回短暂记忆,在时间的过去、时间的未来,在不可思议的时间点上,维珍尼亚和我们我们的作家——他的命名是独裁者,展开不可思议的交往。

   1997后一百年,文学成为可能的吗?香港历史仍然可以进行吗?在《时间繁史》里董启章给了我们另外不同的看法。我以为从董启章的例子回溯到侣伦的例子,香港的写作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要花费多少心力?

   也许在1929年,侣伦的小故事已注定是存在主义寓言式的结局,但是香港这个地方,是出产传奇的地方,越是不可能,越有这样的作家出现。今天看待海峡两岸三地、四地、五地的文学,我要说,还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专注的作者,愿以一生之力或半生之力,对文学、文字的手工业付出这么大心力。

   我们应该向董启章还有其他像他这样的作家致敬。他的作品大家未必愿意读,或读了以后要问: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要说:为什么不这样呢?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什么都已经在默默发生中。

   在我个人阅读的香港文学里,我把读文学介入认识香港文化史或香港历史的关键年代,这个关键点也许无足轻重,却说不定几百年后会成为我们看待香港最后遗留下来重要的资产或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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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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