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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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以及社会学机制解释不得不面对的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两个诠释学难点。

   (一)机制和宏观结构脱节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干多干少都一样,因此搭便车就成了限制经济效率的重要机制。这里不但运用了微观社会机制,即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并且强调了宏观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让该机制变得重要的结构性条件。古尔德(Gould,1991)指出巴黎的社区网络是巴黎公社武装的一个重要的动员基础,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使巴黎的社区网络变得重要的宏观结构条件——塞纳省省长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在这两个例子中,微观机制分析和宏观结构分析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对立的方法,并且宏观结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分析中可以互为情景,相互印证,从而加强了解释的可信度。然而,在当前占主流的中层理论的理念指引下,西方社会学却存在着微观机制解释与宏观结构理论严重脱节的倾向。

   例如,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大量的美国学者致力于通过精细的实验设计和复杂的统计来分析中小学教育手段与教育质量之间的机制性关系。但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穷人集中的街区的学校没钱请好教师,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能也不愿出钱解决问题。在实验社会学和实验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到非洲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做了各种实验,以证明在这些国家中影响经济发展的高交易成本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极其简单的方法,比如鼓励经商者加强相互信任,或者让经商者接触各种先进理念得到解决。殊不知,对于大量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影响其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在外是国际政治的制约,在内则是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滞后(Evans,1995;Zhao & Hall,1994),而不是什么商人的观念或者商人之间的信任。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诸如网络、组织、资源、机会和策略性话语这些似乎能给社会运动带来直接正面效应的、在逻辑上属于中间变量的因素(McAdam et al.,1996),从而忽略了“为什么同样的策略性话语在不同的情景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为什么在有些情景下某类社会运动能获取社会的广泛支持,而在另外一些情景下同类社会运动就得不到广泛支持”这类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西方社会学家往往会从宗教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Snow et al.,1980)、宗教的组织和制度性特征来分析宗教势力的消长(Stark & Finke,2000;Finke & Stark,2005)。殊不知解释任何一个宗教的消长不能仅看其本身的组织和制度,而要看宏观的政治环境如何让该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特征发挥出来(Sun,2017,2019)。

   在中层理论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社会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到更可靠的具有实证性的机制和变量来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去分析那些机制和变量在具体情景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是似是而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学问在社会学中大行其道。但是,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的关系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难点在于:人类有意无意的行动会改变某一微观机制甚至宏观社会结构在给定时空中的重要性,会创造出新的机制和宏观社会结构,并且会近乎无穷无尽地改变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组合方式。这就使得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结合问题成了一个需要一事一议的经验问题,而不是靠提出微宏观链接概念就能统一解决的理论问题。

   (二)结构/机制和行动者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的着力点自然应该在机制或者结构/机制分析上,但人并不是社会机制或结构的奴隶,而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马克思有过两个充满张力的阐述。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2012a:138)提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是他又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2012b:669)又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我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两段意思相近的话背后想传递的信息是很不同的:前文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后文则更强调社会结构/机制对人的行动的限制。马克思可以根据文章的目的对人和社会结构/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不同的阐述,而我们对在社会结构/机制限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么,问题就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结构/机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以下我扼要介绍六种都不尽完美的观点或方法,希望读者能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所在。

   一是传统结构/机制分析。采取这种方法的社会学家有的也许真的会认为“革命是到来的,不是创造的”(Skocpol,1979),换句话说,他们会认为社会行动者,即便是革命领袖,也只是社会情形或者说结构/机制的产物。但是对于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采取结构/机制分析视角应该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妥协,或者说他们在哲学层面上并不否认社会行动者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只是想从结构/机制视角来分析某一具体社会现象,使我们能看到结构/机制视角在分析某一问题时到底能走多远。当然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首先,一旦采取这一视角,社会学的叙事应该怎么进行?在叙事中社会行动者是以被某种结构/机制编了码的机器人出现,还是以结构/机制的囚徒出现(即结构力量太强,行动者的行动后果性不大)?其次,一个学者的逻辑能力越强,他叙事的自洽性也就越强。因此,某个学者之所以被认定为是结构/机制决定论者,也许只是因为他的叙事逻辑太清晰。

   二是围绕人物/事件的时间序列叙事。大多数历史学家会采用这种叙事,革命者和主要关注大人物的政治学家也喜欢采用这种叙事。这类叙事的故事性强,因此往往能引人入胜。但是,这类叙事由于结构松散,更容易引入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因此,如果采用这类叙事的是一位大师的话,即使他的叙事很片面,我们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类叙事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弱点:其一是作者的个人特色(idiosyncratic)太强,因为材料掌握程度不同、领悟力不同以及个人价值观不同,不同作者对同一事件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叙事。其二是门槛太低,围绕着人物/事件的时间序列叙事是不需要任何训练就可以完成的叙事方式。对于在文本功夫上“家法”较严的历史学来说,这一问题还比较小。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些相对较新、专业准则尚未建立得很好的学科来说问题就大了。我想点明的是,虽然以事件、关系和过程为核心的时间序列叙事在西方社会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关注(Abbott,2001,2016;Emirbayer,1997;Sewell,Jr.,2005;Tilly,2002),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这是美国的前沿学者对于自己国内高度专业化的、有过度定量和静态机制分析倾向的社会学的反制。其实,优秀的社会学家在分析中都会考虑到事件、关系和过程,只不过他们最终想揭示的是事件、关系和过程背后的结构/机制逻辑,而不仅仅是故事的事件、关系和过程本身。但是自从西方社会学的一些领军学者提出了各种新叙事概念后,不少青年社会学家为了发表方便,直接把这些新名目作为“理论”,结果是出现了一批问题意识发散、不讲机制、没有因果、不懂行动者的权力和约束而只有个性化叙事的文章和著作。当前中国社会学专业水平还不能与美国相比,国内不少学者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机制解释。因此,如果我们在没有学好走路前就开始跑步,也跟着美国前沿学者对“中层理论”展开批判,中国社会学就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逻辑混乱、学术基本功极差的学者狂欢的舞台。其三是学科合法性的问题。社会学的核心是结构/机制叙事,而不是事件/过程叙事。如果大多数社会学家都热衷于围绕着历史转折点、历史性时刻,或者分水岭事件这些概念去建立各种事件/过程序列叙事,那么社会学不就成了历史学了吗?

   第三,把历史分成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或称稳定期和动荡期)是处理结构/机制和行动者关系的一种妥协方式(Swidler,1986)。在普通时期,社会结构和相应的某些机制有主宰性力量,但是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革命前夕,或者某公司或国家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痕之时,原来占据主导的结构和相应的机制就有可能被打破,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因而也就变得重要起来。这个想法很符合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问题是,我们应该采用什么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普通时期,什么是特殊时期?是否仅仅因为我们喜欢的某些人物或者某类事件成功了,我们就把那个时期定义成特殊时期?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的概念对经验研究来说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并没有一套公认的区别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的准则,个人价值观难免会以各种方式从后门潜入。

   第四,处理结构/机制和行动者关系的另一方式是把历史分成长时段(longue durée)和短时段(Braudel,2009)。其背后的逻辑是: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在短时段内会有很大作用,但是在长时段,行动者的作用就会变得有限,而结构/机制的力量就变重要了。这听上去非常有道理,但是,首先,它不能提供经验层面的解决方案。比如,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二十多年,时间不算长,但是过来人是绝不会把它看作短时段的。更何况国民党这一时期的统治对今天的政治,特别是对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还有重要影响。其次,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具有不可逆转性的分水岭事件。秦始皇统一中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法国革命以及蒸汽机的发明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结构性原因,但是特殊人物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被忽视。

   第五,非企及结果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思想与马克思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是,马克思更强调社会结构/机制对行动者的思想、行为和历史作用的限制,而非企及结果强调的是由于受社会结构/机制条件的限制,社会行动的后果一般不会是行动者预想的结果。从这个意义来说,非企及结果思想平衡了那些强调社会行动者力量的观点,对那些整天想搞各种系统工程和顶层设计但结果往往是不断折腾社会的领导和天真的知识分子是一帖清醒剂。但是,非企及结果这一思想也解决不了结构/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紧张。以国家的政策意图和政策的实际效果的关系为例,虽然政策的实际效果对于政策意图而言总是某种非企及结果,但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却可大可小。

   第六,对于结构/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的另一个理解可被称为广义结构说。在这一理解下,社会结构/机制是多元的,不同的行动者虽然都以为自己有能动性,但他们其实只能挣脱社会结构/机制的部分制约,同时不得不被另外的社会结构/机制所束缚。某个社会后果的产生与其说是某些行动者能动性的结果,不如说是某些社会结构/机制在某些行动者的推动下占据了上风。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在哲学层面来解决其实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结构/机制和行动者的关系问题,而只要解释为什么代表某些社会结构/机制力量的行动者在与其他行动者的冲突和竞争中占了上风,从而确定了某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比如,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史中,毛泽东显然代表了注重中国特殊情况和中国传统社会抗争经验的本土派,而王明则代表了注重马列主义教条和苏俄经验的留俄派。从这个理解出发,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不仅是个人之间、两条路线之间的较量,还是两个不同结构性/机制性观念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在强调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需要分析毛泽东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的结构/机制性原因。

以上六个视角都有不同程度的弱点,笔者并不能提出一个最优方案。但是每一个视角都有自己特色,并且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优秀著作。我的观察是:在社会学中,大量的优秀著作集中在第一和第五类观点上。第六类观点是我写本文时的发明,并没有人专门谈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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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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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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