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09:30:51

进入专题: 明清时期   富户   地方社会   王朝统治  

冯贤亮  
桑田畜养所出,恒有余饶”,后人能够继而守成,更致富裕38。

   出身松江望族的董含(董其昌的从曾孙),在其晚年笔记《三冈识略》中强调过,经历明清交替特别是在“奏销案”后,他们家的生活与明末相较有了很大落差,但他强调“余自少懒散,不善治生。放弃以来,家贫累重,不无忧生之嗟”39。董含虽然不善经营生计,但“家贫”、“忧生”之说,并不全部合乎事实。因为在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地方上遭遇罕见的大风灾后,已经从松江城退隐乡间的他,曾说:“予薄田二顷,连遭荒歉,今木棉、豆花尽行脱落,何其厄乎!”40 如果在正常年景,这二顷薄田绝对可以支撑起他在乡间比较像样的生活。所以按钱士升的标准,董含一家其实属于江南“富家”比例中的十分六七那一类,小富之家,实力尚可。

   按一般的看法,这些基层社会中的殷实大户,是有能力承担地方上非常重要的粮长之役。倘能长期承担此役,多被地方认作“大家巨室”41。这类“大家巨室”承担粮长、里长或甲长之职任,也是明代洪武时期对于基层社会管理的理想制度设计。而且,地方百姓都怕到城市见官府(怕与官府纠结而产生更多的负累),有事就委托粮长出面办理,所以乡村百姓“有终身不识城市者”。但到明代中后期,百姓与官府纠结不断,问题频生,所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无完衣,腹无饱食,贫困日甚”,国家逋赋日积,有“岁以万计”之说;即使缙绅之家,衙门胥吏也是日夕候于门前,征租索钱。所面对“差役沓至”的困扰,与庶民之家是一样的42。

   出身于嘉兴望族的崇祯元年进士曹勳(1589-1655)则指出,在其曾祖父曹鑰时代,早已因重役废箸,从祖居地松江干巷徙居嘉善了43。所谓的重役,在松江华亭地方包括布解、北运、收兑、收银等44。曹家在乡间可能承担过类似这样的解户或粮长的名色,而不堪重负,有倾家之危。

   曹家经受的生活,可以反映出从明初以来地方上的有力之家,曾经努力为王朝服务,符合制度上设定的乡间代理人,到后来尽力摆脱这种职役,到嘉靖年间出现普遍逃避徭役的过程。

   作为晚明嘉善县城东南胥五区(当地的乡以区为名)中最具影响力的陈氏家族(以万历十四年进士陈于王及其子崇祯七年进士陈龙正为代表),对族人内部的生活管理,以及这个乡区的秩序维护,都曾有较好的规划。陈龙正的始祖陈惠,相传是从临安(杭州)迁居嘉善的。传至龙正的高祖陈芬、曾祖陈罍、祖父陈卿时代,家族已较具规范,且代有隐德。在父亲陈于王进入仕途后,祖父陈卿即获赠礼部郎中的荣衔,他在家乡遇到凶荒年岁时,常能倾力赈济族党,保持区域生活的基本安定。地方上非常感念陈家荒岁贷米完全不要求偿还,为此称颂陈家的善举将使子孙昌荣45。

   按陈龙正的自述,陈家在乡间拥有五顷“义田”,他认为应按照官府的常规要求,在十年之内,佥派粮长两名,但陈家属于官户,可以优免。陈龙正认为优免掉的那些赋役,就要转嫁到其他民众身上,“义亦非安”。他决定在义田子粒中,每年粜银十九两三钱七分纳官,在崇祯十四年大造黄册后,陈氏义庄其实也列入《赋役全书》,照例起征由帖。十年之中,陈氏义庄已纳银一百九十三两七钱,足当两名粮长之费用。至于义租五百余石,除每年办粮约用米二百四十石、纳抵役银约用三十石、祭扫燕飨约用二十石、饶免租户限米约十余石、给管庄人户饭米五石外,还净余约二百石。每年义庄收益在开销后的剩余,都会存贮起来,准备全荒年份为籴粮完公、折价助私之用,而随时修葺祠堂、坟屋以及建造或扩建义学仓房,也要取给于此46。 据前文所述钱士升的划分标准,陈家如果还有其他的地产,总计最多够得上中等的“富家”。

   另一方面,如何炳棣指出的,因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没有实行长子继承而使家产稀薄化47,在地方富家而言,也是明显的。在清代雍正七年,曹庭栋(曹勳的曾孙)的继祖母黄太夫人过世后,只遗下了膳田三百亩及衣饰金珠等财产。庭栋曾特别记载当时族人为如何分割这些遗产,在家族中曾经出现了意见分歧48。当然也有可能曹家的产业早在分家过程中已被稀薄化,规模相当有限,对曹氏家庭来说不值一提。一个有趣的事例,是在乾隆十三年夏、秋间出现的米价高涨,使贫困民户的生活出现了危机,人情惶惶。作为地方上的精英人物,比一般庶民家境为佳的曹庭栋,觉得不能坐视不理,在无法从家中取资的情况下,征得母亲同意,通过典、贷来购米,推行平粜工作。在该年冬天,已经74岁的庭栋母亲提出,祖业300亩田与庭栋父亲添置的100亩田,析分给庭栋等人,要求以“量入为出”四字作为持家之法49。 庭栋晚年也自陈“负郭有田,粗给衣食”50。这些都可说明其家业并不庞大,属于财产一般的下等“富家”。

   倘从财富消散的角度而言,富室的生活样态及其对于习俗的引导性影响,在城乡社会中都是应被注意的方面。

   苏州府的常熟县等地,到天顺、成化之际,百姓日益富庶,风俗“崇侈尚靡”;在嘉靖年间,地方上更是“崇栋宇、丰庖厨、溺歌舞、嫁娶丧葬任情而逾礼”51。吴江县黎里镇地方在八月十五日常年举办“太平神会”,规模很大,乡村百姓在此前后举行了盛大的仪式,特别是富家大室,更是陈设“骨董”以互相炫耀。清人特别指出,黎里地方别无靡费,只有此项活动费资甚大52。

   在松江府,生活日用到晚明已极尚工巧。万历时期当地人范濂就曾指出,在他年轻时细木家俱如书桌、禅椅之类“曾不一见”,民间所用只是银杏金漆方桌,但当有人从苏州购来几件细木家俱后,很快导致了松江日用家俱的变革,从隆庆、万历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那些富庶之家又开始追求更高级的家俱制品,凡是床、厨、几、桌之类,都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做成,“极其贵巧,功费万钱”53。 居室的奢华还体现在门庭的营造上。清代上海人叶梦珠描述了当地居室大门样式的流变,认为皆始于“世家”,后及于“士类”,甚至开始流行于“医卜胥吏之家”,都趋于奢华54。这些社会生活样态的变迁中,可以让人明晰地注意到富家在当中的角色表现和影响。

  

   三、“保富”的论说

  

   在明初,江南的地主富民集团,当然是承袭元代的系统而来,来源甚久,聚族而居,势力强大55。富民农商秩序在朱元璋时期确实遭受了破坏,也对江南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造成大的影响56,但从明代中期以来的社会论述观察来看,富民阶层仍是构成社会安稳的重要支柱,而“保富”的论说比较普遍。

   不仅是地主富豪,而且还有缙绅之家,都曾被笼统地视为“巨室”。这个阶层中,大多都是那些“齐民之首”或者“绅士”,为“一邑之望”57,很多在江南属于“著姓望族”58。

   地方上的这些“大家巨室”,被认为“一方元气”,是“国运”的基础59。“理学名臣”丘濬(1421-1495)很早就指出,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这些富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赖焉”60。国家有“大事”,基本也是“藉力于富民”61。

   在南京人顾起元(1565-1628)的记述中,“邑有富民,小户依以衣食者比夥,时值水旱,劝借赈贷,须此辈以济缓急”,“富家”并不是“豪恶闵不畏法者”,倘若官府太过催剥“富民”,那么“富者必贫,阖百千万室而皆赤贫,岂能长保”62。

   到崇祯时期,王朝统治阽危,财政疲困,有一名武生李琎即向朝廷题请搜括江南富户,抄没他们的家产来充盈国库。他夸张地形容江南那些“缙绅豪右”之家,田产的拥有量是“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钱士升对李琎的意见表示强烈反对。当时已拟旨将李琎移交刑部审问,但崇祯帝并不同意,与温体仁改为从轻拟罪。士升说:“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他宁可丢官罢职,也要一争63。

   崇祯九年四月初三日,士升奋然上疏,认为像李琎这样的“小人”进言,与兴乱无异,必须杜绝这类摇动人心、包藏祸心的“横议”,以使“人心定而乱萌消”。他以经济生活较为繁荣、社会问题也较复杂的江南地区为例,强调了富家或富室对于地方和国家的意义64:

   就江南论之,士民富家数亩以对,大率以百计者十之六七,以千计者十之三四,以万计者千百一二尔。江南如此,他省可知。而乃动称千万百万,即敌国之富不应至此,何诞妄也!且所恶于富家者,为其兼并小民、鱼肉乡里尔。然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也。何以明之?凡富家必有庄田,有庄田必有佃户,佃户力田完租,以便富家办纳粮税,而因收其余以养八口。至于穑事方兴,青黄不接之际,则富家出母钱以贷之。而商贾之拥厚赀者,亦以质库应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养生、送死、宾客、游观之费,百工力役皆仰给焉。则是富家者,固穷民衣食之源也。不宁惟是,地方水旱,则有司檄令出钱储粟、平价均粜,以济饥荒,一遇寇警,则令集庄客、缮器械以助城守捍御之用。即今日因粮输饷,富家居多,而颍州士民李栩、韦谦以家丁一千,协力捍贼,事尤较著。故富家者,非独小民倚命,亦国家元气所关也。

   在钱士升等人看来,“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是国家元气所关。这种意见,代表了整个社会中主流阶层的基本认识。或者就是陈龙正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避免政府过多盘剥时所说的,要“安富以保贫”,使富民既不苦于为国家供应,而贫民能获得更多的依赖65。

   这些论说背后呈现的社会实态,确实也是普遍的。

   与上海、青浦相接壤的嘉定紫隄村望族代表秦渭,在地方堪称“富家”、“巨室”。在嘉定县民困于输运、很多大户诡寄运役的时候,这位太学例贡生秦渭“独无所谓,悉系本户而汇之一所,乡之百役,皆一家任之”,“为赋长数十年”,平时凡是关乎民间利害以及时政得失,官府“悉就参议”66。

   苏州秀才顾公燮认为,居官之要虽在安顿穷人,但是“尤宜保全富户”,就地方社会而言,“富户”是贫民的依靠67。对“巨室”富家,州县官更要“交以道,接以礼”,不要轻易得罪,不可以权势相压68。陈龙正曾表示,很多巨室还是有“公心”的。他说69:

   巨室有公心,为政果持身无缺,行事合宜,彼自不敢不听。若我未能实有实无诸已,或处之过激,则我固有罪焉。故曰不得罪于巨室。君子自反而已矣。非畏巨室之敢于我抗也。

   王夫之(1619-1692)强调过“大贾”的意义,认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70。康熙时期,朝廷还有“地方多殷实之家,是最好事”71。切实的感受,多如唐甄(1630-1704)所论,“富室空虚,中产沦亡”,那么“穷民无所为赖”了72。

   安徽泾县人包世臣(1775-1855)还提出了“本末皆富”的思想,粮食种植与商业经营并重,并希望政府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更多地依赖商人富室的力量73。

   魏源(1794-1857)明确表示反对国家过度对富民征发。他从《周官》中所论的保富之义出发,这样申说道:

   诚以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谨皆仰给焉。彼贪人为政也,专朘富民,富民渐罄,复朘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

   魏源强调的“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的思想,契合明清时期士民论说富户或富家的主流看法。当然,魏源最终要强调的,其实就是“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这样一种认识74。

在清朝由盛而衰的时代,魏源等人主张“富民”与“便民”、“利国”一样是重要的价值追求,“便民”是“利国”的基础,而“便民”的核心内容就是“富民”75。当然,“保富”的基本言说,在本质上与以往时代相比并无太大的不同7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明清时期   富户   地方社会   王朝统治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135.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0年08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