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炳军: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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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炳军  
期间,还需行“投壶之礼”,即“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礼记·投壶》)。至春秋后期,由于“族权”逐渐取代了“王权”与“君权”,当时诸侯朝聘天子之礼基本上形同虚设,但诸侯间相互朝聘时举行燕享投壶之礼制依然未废。此类作品主要有逸诗《投壶歌》二首(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比如,景王十五年(前530),齐景公杵臼、卫灵公元、郑定公宁如晋朝嗣君,昭公夷享诸侯,以景公宴,上军将(第三卿)荀吴(中行吴、中行穆子)为傧相,行投壶礼,遂作《投壶歌》。其开篇“有酒如淮,有肉如坻”两句,连用两个明喻,以晋国美酒像淮水一样多、鲜肉像坻山(山名,今地阙)一样高,比喻今晋国军帅彊禦而卒乘竞劝;结尾“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两句,直言今晋君德不衰于古,齐不事晋,将无所事,表露出荀吴依然有维系晋国中原霸权之心(《左传·昭公十二年》)。实际上,昭公在位期间(前531-前525),“六卿强,公室卑”(《史记·晋世家》),则荀吴所谓“为诸侯师”,实乃自夸溢美之辞。故晋司功(掌司仪之大夫)士匄(文伯、伯瑕)讥其“失辞”。当然,从傧相荀吴取代主人(昭公)作《投壶歌》以明晋志可知,即就是在诸侯国君之间行朝聘之礼时,晋君仅一道具而已。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君权”衰微而“族权”强盛的政治生态。

   2.赞美大夫武功文德

   此时,虽然整体政治格局为大夫专权,但像晋下军佐(第六卿)荀跞(知伯、文子)、郑执政卿(位在次卿而执国政)公孙侨(子产)等,则武功文德卓著者。故曹国人、郑舆人(都鄙之人)等皆作诗以美之。他们或美晋荀跞纳周敬王于成周(《诗·曹风·下泉》),或美子产推行田制改革(逸诗《子产诵》之二,见《左传·襄公三十年》)。这些诸侯国士、平民及奴隶等对卿士的赞美诗,实际上就是对大夫取代国君专权政治生态环境的一种颂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诗人,他们对“族权”政治具有更强烈的文化认同。

   比如,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王子朝(王子晁)作乱,晋籍谈、荀跞帅师纳悼王猛(王子猛)于王城;悼王猛卒,敬王匄即位。敬王元年(前519),敬王出居狄泉称“东王”,王子朝僭立王城称“西王”;四年(前516),王子朝奔楚,敬王入成周;九年(前510),晋会诸侯城成周。故曹国人作《下泉》赞美荀跞纳王之功。其首章选取“洌彼下泉,浸彼苞稂”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寒冷的下泉(即“翟泉”,又称“狄泉”“泽邑”,即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位于王城之东)将丛生的稂(莠草)根淹泡湿腐而死,反兴“忾我寤叹,念彼周京”;次章选取“洌彼下泉,浸彼苞萧”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寒冷的下泉将丛生的蒿草(荻蒿、牛尾蒿)淹泡湿腐而死,反兴“忾我寤叹,念彼京周”;三章选取“洌彼下泉,浸彼苞蓍”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寒冷的下泉将丛生的蓍草淹泡湿腐而死,反兴“忾我寤叹,念彼京师”;卒章选取“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黍苗之所以生长得茂盛是因为时常有阴雨滋润,正兴“四国有王,郇伯劳之”。此诗四章皆用“兴”笔,异章变文,重章叠句,反复咏叹,貌似空空说“念”,实则含意固深:慨叹我一旦醒来就怀念成周(即“周京”“京周”“京师”,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位于瀍水之东,与王城相距四十里)之情,极力凸显王子朝之乱使王室受害程度之重;卒章方画龙点睛,以颂郇伯之贤。

   3.讽刺大夫专权乱政

   这一时期,晋韩氏、中行氏、知氏、魏氏、士氏、赵氏所谓“六卿”,郑罕氏、驷氏、丰氏、游氏、印氏、国氏、良氏所谓“七穆”,鲁仲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所谓“三桓”,宋皇氏、乐氏、灵氏所谓“三族”,齐国氏、高氏、陈氏“三族”,陆续开始专权共政,君权(诸侯国君)与族权(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这种政治现象,在郑大夫、国人、舆人所创作的诗歌中多有反映。他们或刺国遇乱世学校废而不修(《诗·郑风·子衿》),或刺子产推行田制改革(逸诗《子产诵》之一,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或刺子产推行丘赋改革(《丘赋歌》,见《左传·昭公四年》)。这些诗作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在由“君权”政治向“族权”政治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因为,这一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深刻变革,不仅会从根本上剥夺那些旧贵族的既得利益,也会在短时间使那些原来依附于旧贵族的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一定危害。故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下层贵族与平民、奴隶等,自然会通过作诗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比如,《子衿》首章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此以“青青子衿”——学子所服之服饰借代学校,责其不寄问;次章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此以“青青子佩”——学子所佩之玉佩借代学校,责其曾不来学;卒章起句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在城门楼上独往独来,比喻学子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结句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自言思念之切。春秋后期,大夫专权,学校不修,惟郑子产不毁乡校而已。故郑大夫有《子衿》“城阙之刺”(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

   4.诫刺家臣乱家政

   “家臣”取代“公臣”秉国政,这一现象虽然形成于春秋晚期,然其肇始于春秋后期。特别是鲁叔孙豹庶子牛(竖牛)乱叔孙氏之室,季氏费邑(即今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宰南蒯(南氏)以费叛季氏,实开后世阳虎以“陪臣执国命”政治生态之先。故费乡人(居于乡里之奴)笔触多集中于此。他们或诫南蒯将叛季氏(逸诗《南蒯叹》),或刺南蒯将叛季氏(《南蒯歌》,俱见《左传·昭公十二年》),都表现出对由于家臣乱政而引发社会动乱的无限担忧。

   比如,周景王十年(前535年),鲁季孙意如(平子)继祖父职为卿,不礼于南蒯,故南蒯以“臣欲张公室”(《左传·昭公十四年》)为借口,实则欲“以费为公臣”(《左传·昭公十二年》),遂依靠自己所掌握的采邑家兵武装,与公室卿士公子憖(子仲)及叔孙氏小宗叔仲小(叔仲穆子、叔仲子)谋出季氏;十五年(前530),南蒯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遂作《南蒯歌》以刺之。其选取“我有圃,生之杞乎”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兴象,以原本种植蔬菜的园圃却生长出枸杞来,正兴“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左传·昭公十二年》),言南蒯在费欲为乱不合时宜,实为鄙贱之行、耻恶之事,表达了费人对南蒯以费叛季氏如齐极其失望之情。

   5.反映吴楚争霸政治态势

   此时中原诸侯皆无力继续争霸,争霸的主要战场转移到南方吴、楚之间。这一政治态势,在楚申勃苏(申包胥)及吴渔夫等佚名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他们或在吴入郢(即今湖北省江陵市荆州镇北五里故纪南城)后赴秦以歌乞师(《吴为无道歌》,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或歌咏伍员(子胥)自楚奔吴(《渔夫歌》,见《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比如,《吴为无道歌》以“封豕长蛇”比喻吴王阖闾以师入郢,以“寡君出在草泽”比喻楚昭王熊轸奔随(姬姓国,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随县南),皆以形容吴楚争霸的严重态势。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吴楚柏举(楚邑,在今湖北省麻城市东北)之战,楚师败绩,吴师入郢,楚昭王自郢奔郧(楚邑,地在今湖北省孝感市京山县、安陆市一带),又奔随,昭王使申包胥如秦乞师。其鹤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绝声,哭已,遂作此歌以谏秦哀公出师救楚,秦师乃出。

   要之,这一时期诗人的政治话语中心,其聚焦点不再是公室之“国”,而是大夫之“家”,实际上聚焦于大夫身上。这正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政治生态环境影响使然。因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族权”政治生态。故诗人的政治话语自然会由以“君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诗歌创作的关注点自然由公室兴衰之政治态势转变为大夫专权之政治态势。

  

   四、“庶人”政治生态与诗歌政治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春秋晚期(前505年-前453),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由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转变为“陪臣执国命”,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逐渐由以族权为中心转变为以庶人为中心。在这一政治生态环境之中,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新声”盛,“徒歌”兴⑨。这一历史阶段传世的诗歌作品凡15首(全为逸诗),占春秋时期诗歌总数229篇的6%。其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讽刺国君与大夫无德无行

   此时诸侯国君及其大夫,多有无德无行者。如卫灵公元薄德厚色而“无道”(《论语·宪问篇》),庄公蒯聩欲使人“杀其母”(《左传·定公十四年》),齐景公杵臼“繁于刑”(《左传·昭公三年》),安孺子荼“置群公子于莱”(《左传·哀公五年》),简公壬家臣阚止(子我)“有宠”而“使为政”(《左传·哀公十四年》),吴王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国语·楚语下》),鲁季孙斯(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朝”(《论语·微子篇》),等等。故鲁孔丘、公孙有山、吴申叔仪及齐国人、莱人、宋野人(居于郊外鄙野之奴)、吴童稚等佚名诗人,皆作诗以刺之。

   他们或刺卫灵公为其夫人南子召宋公子朝(宋朝)——“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逸诗《娄猪歌》,见《左传·定公十四年》),或刺卫庄公无信无道——“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浑良夫噪》,见《左传·哀公十七年》),或刺齐安孺子使群公子失所——“师乎师乎,何党之乎”(《莱人歌》,见《左传·哀公五年》),或刺齐公室弃民不恤而国政将归于陈氏——“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采芑歌》,见《史记·田世家》),或刺吴王夫差不恤下——“佩玉繠兮,余无所系之”(《庚癸歌》),或刺吴王夫差不与士卒共饥渴——“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赓歌》,俱见《左传·哀公十三年》),或刺吴王夫差筑别馆以淫逸——“梧宫秋,吴王愁”(《吴王夫差时童谣》,见《述异记》卷上),或刺鲁季孙斯受齐女乐——“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去鲁歌》,见《史记·孔子世家》)。实际上,这些诗作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庶人”政治形成的社会原因:正是诸侯国君及其大夫无德无行,终于导致“君权”与“族权”相继衰微而“庶人”强势,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政治生态。

   比如,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卫灵公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卫邑,即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之颛顼城),卫太子蒯聩献盂(卫邑,今地阙)于齐,过宋之野(郊外鄙野之地),宋野人遂作《娄猪歌》以刺之。此歌采用连喻方式,以“娄猪(求子母猪)”喻宋女南子,以“艾豭(老公猪)”喻旧通于南子之公子朝,言其淫逸之甚,讽刺何其辛辣!

   2.诫勉国君奋发有为

   与上述无德无行之君相比,越王勾践则是一位奋发有为之君。他提出“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国语·吴语》)之说,倡导“进则思赏,退则思刑”(《越语上》)之论,奉行“诛强救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灭吴,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故越大夫文种等皆作诗以诫勉之。此类作品现存有逸诗《祝辞》二首(见《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

   比如,敬王二十六年(前494),越王勾践与大夫文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即今钱塘江)之上,临水祖道(祭祀道神以饯行),军阵固陵(即今浙江省萧山市西之西兴渡,为吴越通津),文种前为祝,遂作《祝辞》二首以诫勉之。其一曰:“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三觞。”此以祝酒歌形式,言上天必定会佑助越王变祸忧为德福以复兴国家。

   3.哀怨乱世无道

此时“君权”“族权”衰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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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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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州学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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