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5 次 更新时间:2020-09-29 18: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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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  
不能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项。因此,说“开明专制论”具有反专制的成分,在一定条件下是不无其理的。

   其五,就梁氏反专制思想的来源看,既有近代西方的政治学、法学理论与学理,又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为了中国的政治进化,他广泛吸收近代西方著名政治学者的思想理论,如西哲霍布斯的契约论、(1)52斯片挪莎的反君主专制论、(2)53卢梭的平等思想和人民主权论、(3)54孟德斯鸠反君主专制理论等等;(4)55当然他的很多西学知识,是通过阅读日本时贤著作而获得的,因此,“东洋”日本近代的有关思想家的著作,也是他反专制思想的一个来源。(5)56西学之外,中国古典文化和古代先贤思想也是他反专制思想的一个来源。他曾对中国整个历史文化进行过批判,同时他对中国历史又有满腔的热爱。他自豪地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俱亡”相比,“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济之,合一炉而冶之。於戏,美哉我国!於戏,伟大哉我国民!”正是基于这种自信,他在批判中国专制历史、吸收西学的同时,又认为“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1)57因此他既大力发掘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思想,又无情驳难和揭露在历史上的阴暗面和糟粕,为培养“新民”和“少年中国”,他用如椽大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未来像酿造蜂蜜的蜜蜂那样不停歇进行思想生命酝酿和创作。

   其六,从梁氏反专制思想的发展历程看,以上三个时期间虽个别时间点有过波折,在反专制问题上却绝非人们略带贬义地那样认为他“善变”,整体上看,他的反专制思想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是一贯的、坚定的。以往,人们往往把梁启超作为“开明专制论”者,因此,人们往往把主要关注点聚焦在他的“开明专制论”上,那是对他思想主线的严重误读,是对他在那个时代耀眼思想的无视、遗忘和遮蔽,严重地忽视了他长期坚持的以反专制体制为底色而所具有的搏动着那个时代潮流的极为丰富、生动以至撩动深入人们心弦的文字、思想与情感。从他参与领导戊戌变法起直至1920年代退出政坛,在晚清民初的第一轮社会大变革中,他号称“犀利”的文字不会是别的,主要应是他的反专制思想。近代中国的“专制”概念,固然不是梁氏最早提出的,如黄遵宪早在《日本国志》中就把“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和“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三者相并列作为政体之一种进行分类;严复和康有为也都有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对梁的思想无疑具有深刻影响。(2)58但是,与康、严等人相比,梁在反专制问题上并没有停止下来,更没有像严、康那样倒退到分别不同程度地参与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的复活专制的逆行活动中,而是一再公开申明其反对专制的思想主张,甚至不顾个人危险在言论和行动上为捍卫其主张而战,显示了他的深刻、高远、勇敢和真挚。就梁氏的反专制思想的整体看,无疑恰恰不是“善变”的,而是坚守的。

   其七,梁氏反专制思想对五四时期的革新运动和“反封建专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梁氏在近代的反专制思想,不仅在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他的反专制思想,对于20世纪初新一阶段的社会大变革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即使是当事人梁启超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那就是他的反专制思想和理论对新一代的革新者、革命者和思想者的巨大影响,在这里是必须特别指出的。因为思想的推动,如江河之奔流方能“浪推浪”。在这种“浪推浪”的过程中,既有后来者推前行者的“浪推浪”,更有另一种先行者吸引和激助后来者意义上的“浪推浪”。近代如果没有那样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峰和思想力量,后浪也难以形成浩浩荡荡奔流的广阔无际和磅礴“入海”的前景。正如梁氏分析近代中国历史鼎革之因时所言“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3)59梁氏自己正是那个时代思想海洋的重要标志性旗帜之一。可以说,在反对专制方面,梁启超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和胡适等五四群体的影响是极其鲜明的。五四群体的共同特征就是反专制,他们的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思想重要来源之一就是梁启超。1912年11月10日,远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在报纸上得知梁启超从日本回国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1)60关于胡适所说的梁启超对辛亥革命之功超过孙、黄的看法是否合乎事实,姑且不论,但由此可知胡氏确确实实是把本属“改良”的梁启超算到属于“革命”的队伍里去了。实则,梁氏关于革命的公开文字并不直接,他解释的“革”,以他之意,也只是“变革”,但他反对“专制”的文章却连篇累牍。因此,如果说梁氏有功于革命,无疑是他反专制的思想对清朝统治发挥的摧毁作用。而梁氏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共同具有的反专制思想。而比较起来,梁氏的反专制思想理论,甚至比同时代的某些革命派人物更系统、更深刻,甚而也更有号召力,这也正是胡适所说的“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之所在。胡适在日记里说梁氏革新思想对革命之功,而后来在他回忆自述里则这样评价梁氏的影响,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个老大的病夫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2)61在梁氏笔下,“新民说”的提出与中国长期专制政体压抑下所形成的国民奴隶性格的改造话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梁氏反专制思想在致力国民性改造和建设方面的体现。毛泽东1936年在与斯诺谈话时说,早年对梁发表在《新民丛报》的文章,特别喜爱,总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3)62毛泽东还在其早年读梁氏《新民丛报》第四号时添加了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盗窃得国之列朝也。”(4)63毛泽东以批注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专制”概念的理解,可见梁氏“专制说”在那个时代的特别影响力。陈独秀也是明显受到梁启超反专制思想的革命者,这从他的行事与文章中可以得到明证。他创办的《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明显受到梁启超反专制理论、“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的影响。从名称看,“少年”与“青年”在那个时代是同意语,明显受到梁的影响。而且在创刊号发布的创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氏所标示的主张六条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奴隶性格”正是梁氏反专制话语下出现频率极多的核心性概念,受梁氏影响是十分明显的。(5)64陈独秀在他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宣布了这一时期他关于“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的基本认识,指出,“政治的觉悟”为三步骤,一是“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一般商民……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斯言也,欧美国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一步”;二是置身政治者“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抉择政体良否问题……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二步”;三是“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三步”。陈氏认为关于伦理的觉悟,则在共和条件下,“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旧的家庭伦理制度与反专制的民主共和制度无法调和,必须进行伦理的革命,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65就此文看来,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无论在政治上的觉悟还是伦理上的觉悟,其旨在动员并改造最大多数国民乃至中国最基础的组织细胞家庭,进行反专制的全面性的革命,以把梁启超所孜孜以求的反专制的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度、新的高潮。这样,陈独秀既接续了梁启超等人的反专制思想,而又超越了梁氏反专制思想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大大推进了近代中国反专制革命的进程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四知识群体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并树立的“反封建”(反专制为“反封建”的一个主要义项)旗帜,(2)66进一步吸收欧风美雨和俄罗斯革命的新知,探索着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光明而又艰难的道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爱国和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顺乎时代的潮流,转向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中蕴藏的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民族复兴和社会发展的新征程。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性质表明,中共在国内问题上是把坚持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和人民性为基本政治目标的。这就是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而对这个历史性转折在客观上所进行的思想因素的铺垫与酝酿,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所传递的力量是不能忽视和忘记的。梁启超反专制思想是早期中共党人在新的历史阶段高举反专制的民主大旗的思想来源之一,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梁启超也有他的思想局限和时代局限,如他虽然在反对专制体制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国民的力量,呼唤代表国民意志的新政治的出现,但他却犹豫彷徨,主要致力于思想的传播和上层改造路线的奔走,并不敢进行触动乃至真正深入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之发动与组织,因此他所期望“国民”的运动和“国民”的政府,只能待后来的革命者尤其在五四时代大潮中成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和革命斗争,进行推翻国内的专制势力和国外的殖民主义势力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了。这就是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进行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之发展,和历史运动之发展,也是对梁氏反专制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接续和超越。

  

   注释

  

   1关于梁氏的“开明专制”思想的探讨,主要可见彭南生:《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新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阎平:《历史的悖论——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李丹:《谈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付茹:《论梁启超“开明专制”思想》,《理论学习》2007年第4期;蔡永飞:《梁启超“开明专制”思想述评》,《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4期;李福鑫:《从“开明专制”到“民主共和”——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之比较》,《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蔡双全、王正相:《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之学理辨析》,《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2关于梁氏的民主思想探讨的成果相当丰富,主要可见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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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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