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5 次 更新时间:2020-09-29 18: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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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  
必为革命”。(3)36

   在民国初年翻云覆雨的吊诡政局中,梁启超在那个时代反对专制是真诚的,甚至是无畏的。当袁世凯1915年筹划和称帝之际,梁启超不顾个人安危,先是在“筹安会”出台后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39后当袁氏称帝时即与其弟子蔡锷将军秘密离京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正是由梁启超等所策划、发起和引发的护国战争,及随之而起的全国性反袁称帝运动,迫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梁于该年3月25日在所著《国民浅训》(1916年)的序中,叙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缘由道:民国成立后,“国家组织,面目一新,不料袁世凯用权术骗得大总统一席,重复专制起来。将新组织一概推翻,事事恢复前清之旧,腐败残虐,转加十倍。不到四年,索性公然自称皇帝。幸而全国人都怀义愤,费尽无数力量,誓将彼驱除,依旧还我今日之共和国体”。(2)40梁氏反对专制、拥护共和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而根据梁启超后所叙及的最初策划反袁之经历,即“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蔡锷———引者)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戴君则迳往香港。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等等,(3)41更见梁氏反对专制的镇定、智慧和勇敢。而蔡锷于1916年9月在给《盾鼻集》所作的序中,把梁、蔡师徒为反对袁氏复辟帝制恢复专制最初筹划时以身殉国的精神,表露得更为细致真切,他道:“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西南一役……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咨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濒行,相与约曰:‘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4)42由此可知,梁氏不仅躬身其事,而且是蔡锷发动护国战争的精神导师;而其“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和“若其济也,吾侪引退”的约定,更显示了其师徒在国家危难之际勇于献身的忠诚无畏和事成后的淡泊高洁之心。这出自蔡锷将军之口的铿锵之言,可以穿透时空而长存于世,也生动显示了梁氏在反对袁氏专制称帝中所承担的不可或缺的重大历史性角色。

   民国政局尽管变幻不定,梁氏却仍不改其反对专制体制的初衷。继反对袁世凯帝制专制自为之逆行而发动护国战争后,1917年梁启超又参与了反对张勋挟持溥仪复辟逊清之举。梁氏在以其个人名义所发《反对复辟电》中,指出今之复辟乃“桓玄、朱温时代之专制而已。夫专制结果必产革命,桓玄、朱温,宁有令终?所难堪者,则国家之元气与人民之微命也”。(5)38他所拟《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电》中也指出:“今张勋等以个人权位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若曰为国家耶?夫安有君主专制之政,而尚能生存于今日之世者。”(1)43他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复辟专制帝制和对新生民主共和制的拥戴。他在1920年撰写的《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一文中,对于军阀专制暴政对国家和人民的摧残极为愤慨,主张国民起而自卫,他尖锐地指出:“凡有权力者恒喜滥用,权力者非徒兵权武力而已,法律上政治上之诸权力,苟无最后最高之制裁,其势非至于滥用焉而不止也。托诸总统,则总统滥用;托诸内阁,则内阁滥用;托诸国会,则国会滥用;托诸地方官吏地方议会,则地方官吏地方议会滥用。其滥用之方式,亦与军人同……数年以来,军人政客所造恶业,在在予吾民以直接深刻之教训,国家利害与吾私人身家之利害,有胶结不可离之关系。”故他鼓励人们捍卫自己的利益:“自卫犹待人劝耶?自卫者凡百动物之本能,吾民虽极愚,亦何至不知自卫,虽极弱,亦何至不思自卫。”(2)44整体看来,梁启超191745年离开政界,以后逐渐专注学术和教育,但他于1920年撰文对军阀专横的反对态度,仍是其前反专制思想的反映。不过,以后他虽然也关心时局,而主要兴趣和文字确是转向学术思想的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方面了。至此,可以说我们考察了梁氏一生反对专制思想发展和演变的大致轨迹。

  

   四、关于梁氏反专制问题的讨论

  

   从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内容看,他主要把专制作为一种制度和体制进行反对。他的反专制体制的思想是系统的。在这个系统里,既有源自中国传统的思想原料,又有来自所吸收西学的新理、新知,既有理论的分析,又有历史的透视,既有激烈犀利的思想锋芒,又有理性睿智的思想深度,还有其思想与感情跟随时代波涛起伏前行而留下的清晰的脉动,这在中国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发展乃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都是极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特色的思想探索。梁氏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波浪中,大体上看,比较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国家体制症结、改革的主攻方向、国家与社会及国民的关系等,酝酿着如何突破近代中国面临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变交汇变革的瓶颈口,其间虽有困惑、彷徨和矛盾,但却能与时俱进,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思想无疑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值得认真总结和深思。归纳全文,结合梁氏的反专制体制思想所呈现的“关节处”、思想特征及其影响,我们拟再做如下分析与申论。

   其一,在梁氏看来,秦汉以来中国的历史都是“专制”的历史,这种专制的历史积累是造成“今天”之中国衰败不振的根源。因此,中国要振兴,要成为强盛国家,就必须反对和改变专制体制,实行民主宪制体制。根据他的研究和思考,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和弊端是明显的和根本性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专制体制“成立最早,而其运独长”,经历了自秦汉以至于明清的长期发展,而且其趋势是越来越专制;二是政治上由于郡县、土地和人民均“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举”;(3)46三是君权太重,不受任何监督限制,天下为私,“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吾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民之自居奴隶”;(4)47四是贵族专政、女主擅权、嫡庶争位、统绝拥立、宗藩移国、权臣篡弑、军人跋扈、外戚横恣、佥壬朘削、宦寺盗柄等非常现象频频出现;(5)48五是政权更替以武力、暴力为基础而循环往复,“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六是上下隔离对立,“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1)43七是宰制思想文化、实行愚民政策,“民贼自私,愚其黔首,遂使聪明锢蔽”,(2)44“在专制之下,言论行动皆受若干之制限束缚,其思想品格不能尽情暴露也”。(3)49专制体制的上述弊端,必然扼杀了民族和社会发展的生机。梁氏的这些批判和剖析,是系统的、全面的,也是非常尖锐犀利的。他是从变革与改革旧制度的时代需要认识中国传统体制的痼疾和弊端的。

   其二,他对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持激烈的批判立场,抨击中国专制历史的种种黑幕,(4)47顺应了近代社会变革与国家制度变革的时代要求,对推动近代政治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型和社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氏在批判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持激烈的态度,甚至把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都纳入到专制的范畴中考察,有时而不限于“秦以下”,只是把秦郡县制的形成作为“专制之实乃克举”的标志,(5)50其之前阶段的历史仍是专制进化史发展中一个“先在性”的阶梯。根据他的这一理论框架,如果把秦汉以前的历史也纳入到专制历史的框架,这就必然动摇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孔子的地位,事实亦然,梁氏也确实提出了“保教非所以尊孔”的理论,他声明“吾爱孔子”,更宣布“吾尤爱真理”。(6)51他的思想,走在那个时代“批判”与“质疑”的前沿。他的这些批判专制体制的思想,甚至比之革命派的言论更尖锐、更猛烈,也更深刻,因而能唤起舆论极大同情。他虽非革命派,但他的思想确超越了政治上的界限,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什么他能形成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反专制是清末民初政治转型中的政治聚焦点。近代以来,在西力、西学东来情势下,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而清廷却力图固守原有的统治及其秩序,以维护其集团的统治利益,抵制改革,不愿开放政治。但近代中国只有进行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广开言论,开放人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才能最大可能地调动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导性,以此形成举国之力,才有可能摆脱近代以来政治上颓败、外交上屈辱的困局。然而,清廷拒绝改革,积重难返,导致国内和国际上的危机更加严重。甲午海战失败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变、1904—1905年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清廷的腐败和无能,这样的结局表明,如果清廷按既有制度继续维持下去,只有亡国灭种之绝途。因此,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势迫切要求清廷改变以往的专制统治方式,实现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制度、新体制。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要求之下,以戊戌变法闻名国内外的梁氏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明确举起“反专制”的旗帜,登高振臂一呼,形成了在客观上配合革命派反对清朝、加速清朝灭亡的巨大思想力量。在民国成立后,他反对专制的思想锋芒虽然较前有所逊色,但其在反对袁世凯等专制复辟关键时刻,仍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为反专制和反复辟、近代政治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其三,梁氏在激烈甚至不无偏颇地批判中国历代君主专制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而是在其猛烈批判的同时,越来越注意发掘中国历史文化中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资源,以转化为新时代发展和建设中的必要元素。梁氏在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同时,提出培养“新民”的主张,并越来越致力于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研究和实践。他研究中国的历史,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思想,发掘中国历史的海外“殖民伟人”,甚至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武士道”精神,发掘颇能在民族危亡之际极具鼓舞和震撼力的郑所南《心史》所蕴含的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力量,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中发掘出了“开明专制论”,均可见其一片苦心。应该说,“开明专制论”是他反专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插曲,虽与他的思想主流有那么一些不协调,却并未削减其主流思想的光华与流彩,甚至因其插曲的出现而显得其思想更为真实与珍贵。同时,他长期对革命后有可能发生新的专制现象有着高度的警惕和担忧,在清末,他主张君主立宪而非难革命的重要理由就是担忧和警惧革命后往往产生新的专制;民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推进共和民主政治建设,防止专制政治卷土重来,但当掌握实权的袁世凯、张勋及其后的军阀推行专制实践时,他又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发声,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与专制势力进行斗争。从他的思想和行为看,无疑俱蕴含了他深藏内心的传统士人所具有的担当、情怀、率性与良知。而随着他阅历的丰富与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注意发掘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并将之作为救济时弊的有效元素,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做了有益的开拓。

其四,关于梁氏的“开明专制论”的提出及其与反专制的关系问题,尚需要进一步讨论。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到,梁氏提出这一理论的时间段主要是1905年,文字也主要体现在他的《开明专制论》及当时为此进行解释的少数文章中,其后他极少再提到关于“开明专制论”的理论。这就说明,学界所聚焦的梁氏的“开明专制论”,绝不是他思想的主流,甚至也不是他的支流,只是他在现实斗争中提出的权宜之计。尽管如此,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还是有其价值的,他在政治理论上提出了野蛮与文明的分类方法,提出“开明专制”非专制,其理固然不无牵强之嫌,但也不无思想价值和务实意义,尤其是在实行赤裸裸专制政治的环境下,“开明专制”若果能推行于一定的过渡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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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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