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 次 更新时间:2020-09-29 18: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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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  
视为他对民主与专制理论二分法的突破与创新,似乎偏离了梁氏这一理论的实际。梁的“开明专制论”,并非是在原有“专制”与“民主”理论上,自觉地进行另外一种理论探讨,而是“否定了昨日之我”,把原来他所揭示出来的秦以降曾经存在的专制政体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是与原来的理论具有矛盾性和对立性的。这种认识,是他有意从概念的逻辑上一层一层推演出来的。他所以如此,是为了在现实中对抗革命党要推翻“专制的满清政府”,一系跟随其师而不愿意通过革命实行共和制,二系困于革命有遭致内乱和为外患所乘的危机,而费尽思虑层层论证,意在一方面维护清政府的存在,另一方面期盼清政府实行“开明专制”,容纳各方人才,进而复兴民族和国家。尽管他在逻辑上层层推导,而其理论前后的内在张力却是难以避免的。就梁氏而言,“开明专制论”只是一种现实面前所需要的权宜性理论,其思想深处所称许的,还是与专制对立的宪制政体。(2)28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明专制论”是康梁一派在与革命派的“革命主张”和清廷新政所标示的“君主立宪”之路的两面博弈中,为处在“他者”的夹击中不得不别出新裁而提出的一种应对策略。因此,这种看似在为清廷出牌的“开明专制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似可以看作是康梁一派在困境和尴尬中自树旗帜的一种标识。对梁氏所称“劝”的这种苦心,清廷出于戊戌旧恨当然不会领情,也不会真正成为他们的治国之策。因此,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空洞的纯粹的“理论”。(1)29

  

   三、反专制体制是其思想主线

  

   如果根据梁启超自己所言,其提出“开明专制论”是用来“劝”清廷的,就此一思维逻辑来分析,其所以“劝”朝廷“开明专制”,显然在梁的心目中,还是不“开明”的“专制”。也就是说,梁氏在潜意识上和思维的逻辑起点上,都是把清廷作为“专制”体制来立言的。因此,他的理论无怪乎革命派认为他“自相矛盾”,而在他表明的自相矛盾中,其内心的理论深处,还是把专制和民主两对概念划分开来的。他在1905年所撰写的文章中,仍将中国的历史用专制理论来分析,如他分析不能革命的原因时仍是按以前分析的调子说:“在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并拿“我国三千年间之历史”来作论证的根据。(2)30

   梁启超同年在随后的《现政府与革命党》中论及清廷以杀革命党为能事的行为,如指出“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杀为事,甚且借此为贡媚宦达之捷径。舞文罗织,作瓜蔓钞,捉影捕风,缇骑四出,又极之于其所往”等等,(3)31此类任意罗织罪名、滥捕滥杀之行事,以当时流行政治常识分析,则仍是专制体制下之行为。

   梁氏1905年在讨论俄罗斯专制引起俄罗斯大革命问题时,对比清廷还是冠之“专制”,只不过与强俄相比是个实力孱弱的专制,如他说“我国虽号称专制,而此痿痹之政府,其专制之根础,脆弱殊甚”。(4)32梁氏这里借用“号称”这种常识性语言,无疑表明他仍然把清廷视为“专制”的政体。

   显然,梁氏很快放弃了他所提倡的“开明专制论”,重新使用起“反专制”话语,回到反专制的立场。1907年,他参与了政闻社的创办。在其所完成的《政治与人民》和《政闻社宣言书》中,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等相号召,在思想上,仍坚持对专制政体的批判与否定立场。如他指出:“专制国家之所以得存在,皆由人民未厌专制政治,常消极默认以为之后援,苟其厌之,一变其消极默认之态度为积极的反抗,一变其后援之势力而为前敌,则此雷霆万钧之力,无论若何骄悍险诈之政府而卒莫能御。故通观各国前事,当人民之求国会以改良其政治也,其前此专政治上之权者,未尝不出死力以思压其流,而最后之胜利终不属彼而属我者。”(5)33明确显示了他与专制敌我不两立的态度。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一文中,进一步用“反专制”话语详细阐释了他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责任政府,“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而“久惯专制之君主,骤闻此义,辄皇然谓将大不利于己,呻吟焉而忍不能与,必待人民汹汹要挟,不应之则皇位且不能保,夫然后乃肯降心相就”。在这一转变中,国民所造成的政治势力是关键。“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他指出:“吾以为虽专制之国,其政府亦从民意以为政也……苟其国民,对于专制政治,有一部分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基必动摇;有大多数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迹必永绝……前此我中国国民,于专制政体之外,曾不知复有他种政体,则其反对之之意思无自而生,不足为异也。比年以来……稍有世界知识者,宜无不知专制政体不适于今日国家之生存。”他强调说:“国民诚能表示其反对专制之意思,而且必欲贯彻之,则专制政府前此所恃默认之后援,既已失据,于此而犹欲宝其敝帚以抗此新潮,其道无由……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他表示:“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1)34

   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后,政局虽有所变,但载沣摄政后仍欲巩固清皇室的权力,与梁氏的思想追求显然不合。梁氏清楚地认识到清廷不改革、抗拒民意所造成的巨大政治危机,阐释专制无力抗拒民意的普遍规律。他说:“今五大部洲中,无复能有一国焉率专制之旧,而自立于天地者……今者立宪之一语,亦既人口诵而家耳熟,而朝野上下,亦且谓八年以往,吾国之方英、美,驾德、日,可操券而待矣。虽然,吾尝闻诸法儒孟德斯鸠曰:凡一国之立,必有所恃,专制政体之国恃威力,少数政体之国恃名誉,而立宪政体所恃以立国者,则道德也。”但清廷在人民压力下进行的预备立宪变形多走样,败坏了道德风气,“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而断之以国之将亡,本必先颠。今也一国之风气,以视令升所痛哭者何如?若是将陆沉之不暇,而安用此虎皮蒙马之宪政为也?”(2)35梁氏不仅提出专制在当今时代世界无存在之可能与必要这一问题,还揭示了清廷不顾国家将亡之危机借假立宪行真专制的倒行逆施为不智之举。

   而此际,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更加剧了梁启超对中国生存危机的担忧。在他看来,专制政体往往为外力所乘导致国家沦亡,要保国必须废专制而行宪制。他分析说:“今世立宪国,君主无政治上之责任,不能为恶,故其贤与不肖,与一国之政治无甚关系,惟专制国则异是。国家命运,全系于宫廷,往往以君主一人一家之事,而牵一发以动全身,致全国亿兆,悉蒙痈毒,征诸我国史乘,其覆辙若一邱之貉,而朝鲜则其最近殷鉴之显著者也。”(3)36朝鲜被日本吞并而亡国,原因多种,而在梁氏的解读中,则是其专制政体这一根本原因,表明了他鲜明的反专制思想。

   他对于宣统短暂时代风雨飘摇的国内外局势多有分析,而在分析政党状况时,他又明确指出专制政体与现代政党的对立,指出:“今中国之国民,实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此政党之所以难成,立其原因一也。”(4)37他在解释国人对立宪之制的误解时,根据近代的政治学理论,对专制又做了理论上的分析,指出:“专制国之君权,无限制者也。立宪国之君权,有限制者也。立宪之与专制,所争只此一点,而我国人士所最苦于索解者,亦即在此一点。盖我国数千年来之视君权应无限制,几若天经地义。故一闻限制君权之说即疑与侵犯君权同义,此最不可不辩也。”(5)38这里,梁氏又把中国数千年君主制度,视为专制体制。

   民国成立后,梁氏很快从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转为共和立宪制的拥护者,人们往往看到他“善变”的一面为其因,而从其思想深处看其不变的“反专制”思想才是更根本之因。与专制对立的,不仅是君主立宪,更是民主共和。何况梁氏有一个短暂时期的思想是倾向共和宪制的。民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共和民主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想做而无勇气做的。既然新的民国已立,梁氏转向共和制也就水到渠成。他明确指出:“今我国民流至贵之血以求共和,凡以除专制也。”对于此新成立的民国,梁氏深感需要改变以往革命时代的“破坏”观念,实行“保育政策”,其中之一即进行新思想和新社会的建设。他指出,“我国积数千年之惰力性以有今日,虽微今次革命,已不得不务行保育政策以求起衰矣。革命以后,抑更甚焉。今次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则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盖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而数千年社会组织之基础,将翻根柢而动摇。夫僵腐之信条,与夫不适时势之社会组织,苟长此因而不革,则如淤血积于心脏,徒滋病源,革之诚是也。然嬗代之时间太促,发动之力太剧,则全社会之秩序破,非亟有道以维系之,而社会且将自灭……革命时代国中分子,正与釜中沸水同一情状者也。又如脱辔之马,折柁之舟,非衔勒而维系之,则匪直不能利用而反滋害。法国革命之惨酷,皆坐是也;而最后之结局,乃至复返于专制,亦坐是也”。(1)23梁氏担心民国成立后由于思想激荡、社会秩序不立,国家陷于再度动乱之中,而后果如法国那样“复返于专制”的状态。结合民国成立后政局的反反复复,应该说梁氏的担心和思考是不无价值的。

   随着民国政局的发展,梁氏对民初政情民情与专制政权关系的认识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显示了他在积极参与政治的同时,其思想家可贵的理性一面。他指出:“凡一国之政象,则皆其国民思想品格之反影而已,在专制政体之下且有然,在自由政体之下则尤甚。在专制政体之下,其消极的反影可见也;在自由政体之下,其积极的反影可见也……在专制之下,言论行动皆受若干之制限束缚,其思想品格不能尽情暴露也……亦既以自由为政,则如掇去磐石以使勾者毕出,萌者尽达……国民之所长所短,乃尽揭以与天下共见矣。吾国废帝制布民政亦既一年,夫固反乎数千年之旧而有此一年也,而数千年来国民性习所酝酿蓄积者,亦于此一年中尽发挥而无所廋。”而“其恶影响所及,不仅在政治而已。而一年来混沌之政象,实由此等思想所酝酿孕育,故每下愈况,迁流而不知所届”。对于此中社会“恶影响”,梁氏并不赞成那种“愤世之士,至有讴歌专制政治,而日尸祝克林威尔,拿破仑之出世者”,鲜明地指出:“夫岂专制政治之果可羡,毋亦谓苟有此物,尚足以稍裁制国民恶德之一部分,使不能尽情自恣而播于众,以为天下笑也。”(2)35此处虽谈的主题是国民性习问题,而其中所反映的反对专制的思想则是明显的。

梁氏归国后,为培植政党政治,他提倡“政治上之对抗力”,以为破解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的习惯力,其中仍反复阐释了他反对专制和预防专制的思想。他指出,“非独君主国有专制也,即共和国亦有之”。可见,他既与袁世凯在政治上有相互联合以对抗国民党人之举,亦有防备实力强人袁世凯专制之意。他强调专制的致命后果是“国非专制,则断不至酿成革命,人民稍有政治上之对抗力,则政象断不至流于专制,其间因果关系之迹,既历历易见矣”。他认为,“使能于革命前革命中酝酿成一种强健正当之对抗力而保持之,则缘革命之结果,而专制可以永绝,而第二次革命,可以永不发生”。他分析革命后复发生专制的问题说:“畴昔厌苦专制之人,一旦为革命之成功者,则还袭其专制之迹以自恣,如弱媳见凌于恶姑,及其生儿娶妇,则还以己身二十年前所受之痛苦加诸其媳也。而多数被治之民,前此憔悴于旧朝专制之下而莫敢喘息者,易人以专制之,而莫敢喘息如故,如久隶奴籍之人贩鬻他主,而安之若素也。若此者,无论革命后仍为君主国体,或变为民主国体,而于政象之革新,国运之进化,丝毫无与焉。其仍为君主国体者,则易姓之君主专制也,其变为民主国体者,则或少数之枭雄专制,或多数之暴民专制也。其易姓之君主专制,则中国二千余年之史迹是也。其少数之枭雄专制,则克伦威尔之在英……其多数之暴民专制,则法兰西大革命后十年间是也。”整体看来,专制没有好结果,“专制继起之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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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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