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教育规律与教育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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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国  
2001,第16页)

   在笛卡尔之前,几何与代数是数学中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笛卡尔从哲学的高度指出,希腊人的几何学过于依赖于图形,束缚了人的想象力,而当时流行的代数学,又完全从属于法则和公式,不能成为一门改进智力的科学。因此他提出必须把几何与代数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建立一种“真正的数学”。他把几何学的问题归结为代数形式的问题,强调用代数学的方法进行计算、证明,以最终解决几何问题。依照这种思想他创立了“解析几何学”。他在古代演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演绎法:以唯理论为根据,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推出结论。他认为,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即它们的数学特性(数和形),运用数学推理思考才是可靠的。在此基础上,笛卡尔确立了基于数学理性的推理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只有当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一门学科才是科学的”(保尔•拉法格,1973,第7页)。这里的数学所强调的显然不是数学的具体定理或公式,而是笛卡尔所说的世界的数学特性。

   培根经验主义的实验归纳法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数学推理法的结合,奠定了现代科学大厦的基础。文艺复兴以后,从哥白尼(1473—1543年)的日心说到开普勒(1571—1630年)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从伽利略(1564—1642年)的自由落体定律到牛顿(1643—1727年)的万有引力定律,从哈维(1578—1657年)的血液循环理论到胡克(1635—1703年)发现细胞,以及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真空机的发明,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展,巩固了人们对世界的客观性的认识,使人们普遍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世界是有序的,世界万物都是按照严格的定律运动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这种信念甚至被绝对化了:一切都是由简单的因果关系决定的,人们可以预知未来的一切。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年)提出:假如人们了解了所有涉及某种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因素,那么他们就可以精确地预测到这一事件;或者相反,如果发生了某个事件,那么就可以认为,它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宇宙中的任何事物或事件都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并永远是自然规律的结果,而这种自然规律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揭示的,只要因素和结果统计得足够充分,就可以建立一个方程。这被称为“拉普拉斯信条”(王立柱,张伟,2012,第68页)。机械唯物主义者把这种思想推广到社会、推广到人身上。霍布斯就曾经写道:“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他在《利维坦》一书的“引言”中把人的心脏比作钟表上的发条,把神经和关节比作其中的油丝和齿轮(霍布斯,1986,第1页)。拉•梅特李更干脆地宣布“人是机器”,认为人归根结底是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行走的机器而已(拉•梅特李,2017,第70页)。

  

   二、对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科学的胜利使人们陶醉在对世界的发现和掌控之中,似乎世界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只等待人们去剪彩;人也被看成了自然的一部分,是与自然现象没有本质区别的一部分,人的意志、情感似乎也不重要了。这种确定论甚至是决定论的观点19世纪以后受到了尖锐挑战。

   (一)非理性主义的呐喊

   首先提出挑战的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他在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他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叔本华并不否定因果律,但他把因果律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表象世界的因果律,他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表象的世界受根据律支配,它是表象之间必然联系的规律,并且只对表象世界有效。一个是意志世界的因果律,他说:“世界是我的意志”,意志是我的本质,是世界的本质,“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叔本华,2017,第369页)。他认为,时空中的现象遵从根据律,有一个此时此地的存在理由和目的,它们是被决定的、有条件的,因而是必然的,有结果的;相反,意志是完全盲目的、没有理由和目标的,它只是欲求。意志就是欲求,而欲求永无止境,所以欲求和痛苦就是真实的生命。这种悲剧性的生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旋律,在尼采、克尔凯郭尔、伯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伽达默尔等人身上都有反映。

   非理性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尼采(1844—1900年)则完全反对必然性因果说。尼采认为,有历史以来的一切哲学都误入了对必然性追求的歧途,都是对偶然性的逃避,而偶然性才是世界的本质,才是我们的归宿。他继承和发展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提出了强力意志说。强力意志说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强力意志不是世俗的权势,它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它决定生命的本质,决定着人生的意义。尼采比较了强力意志和理性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冷静、精确、逻辑、生硬、节欲,强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景君学,2015,第27页)。一个人的人生虽然短暂,但只要他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能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在尼采看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一样,都有强弱之分,强者总是少数,弱者总是多数。历史与文化是少数强者创造的,他们理所当然能统治弱者。他的超人说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却又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并且直接导致了优等民族说,从而成为法西斯的思想来源。

   (二)精神科学论者的观点

   精神科学论者对科学的成就和由此建立起来的对自然规律性认识的信念并不怀疑,但他们认为社会活动与自然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完全不能推广到社会科学中来。

   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当时也称为精神科学,与物质科学或自然科学相对)的创立者狄尔泰(1833—1911年),致力于“历史理性的批判”,提出了历史相对主义的主张。他强调与不同的生活类型(理性的、情感的、意志的)相应的是不同的宇宙观,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宇宙观为其特征。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宇宙观都是相对的,这就是历史相对主义的要义。1882年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中提出了一套精神科学的理论,他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只适用于能够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是独一无二、不可重现的,所以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现象和社会活动。人文现象只能通过内在的体验和同情来把握(狄尔泰,2014,第121—128页)。这一思想得到文德尔班(1848—1915年)、李凯尔特(1863—1936年)的继承发展。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主张把自然科学的性质与社会历史科学的性质区分开来,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人和社会,指出自然科学能够确立机械的、理性的、预示性的普遍法则,而社会历史科学是处理独特的人和事物的。

   精神科学论者强调,自然世界的运动是没有价值的,而社会的人的活动是有价值的。文德尔班认为哲学问题就是价值问题。他把世界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并相应地把知识分为“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文德尔班说:自然研究与历史研究虽然都以经验,即“知觉的事实”为出发点,二者的区别却在于如何对各种事实进行取舍和利用(杜任之,1983,第37页)。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求得“法则”,历史学的目的则在于求得“形态”(Gestalt),因而自然科学就是求得对合法则的、普遍的、无时间性的本质的理解,而历史学则求得对个别的、时间性的现象的理解(杜任之,1983,第37页)。

   李凯尔特进一步发展了文德尔班的观点并使之系统化。他认为文化与自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文化是永远具有价值的,自然则与价值毫不相干。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兴趣在于一般的东西,它所运用的是“一般化”的方法,以便形成普遍的规律;历史科学的兴趣在于个别的东西,运用的是“个别化”的方法,以便记述特殊的事件。自然科学中的个别东西可以被看作是一般概念或普遍规律的特例,历史科学中个别的东西则绝不能这样理解。李凯尔特还进一步利用“价值”学说论证历史哲学。他认为,既然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记述个别的历史事件,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掌握一个标准,以便筛选历史材料,把本质的东西挑选出来,把非本质的东西抛掉。这个标准就是价值。他强调,价值凌驾于一切存在之上,它在主体和客体之外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黄忏华,2007,第355页)。

   (三)现象学者的声音

   现象学是现代哲学的重要思潮之一。现象学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庞杂的思想体系,流派纷呈,概念繁多。但现象学者的共同点是排斥形而上学,认为唯物与唯心之争已经是过去式,这种争论把人排除在了哲学之外,毫无意义。他们认为更需要关心的是人生活的现象世界。现象学家们认为世界首先是现象,一切都在现象之中。当然,现象学所说的“现象”,并不是我们常说的现象,它不是指仅仅通过感官所获得的经验,而是指包括感觉、回忆、想象和判断等一切认知活动的意识形式。现象学的观点是,现象后面依然是现象,没有藏在现象背后的真正的对象—“物自体”,事物就是在现象中展开的,是被构造的,寻求现象之后的“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反对对理性主义的过于倚重,强调“内省”“反思”“解释”的方法,强调“我”的参与,“我”的存在,“我”的解释。现象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以胡塞尔为代表的先验论现象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知觉现象学。

   胡塞尔(1859—1938年)的先验论现象学回避思维和存在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宣布既反对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也反对唯物主义的片面性,主张将这个问题进行“悬搁”。胡塞尔首先是区分了两种思维,即自然思维和哲学思维。他认为自然思维不关心思维是如何可能的,而是想当然地去看待事物,自然科学也用这种方式对待世界;相反,哲学思维首先要处理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认为不回答这个问题,认识就是缺乏根据的、武断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认识的主体如何能超越自身去认识并把握对象。胡塞尔并不怀疑外在世界的存在,他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世界的存在”(胡塞尔,2017,第39页),但是哲学并不能把这一点当作毋庸置疑的判断。绝不要认为现象是暂时的、表面的,它的后面存在着恒久的、真实的本质。他的主张是,“我”这个主体是现象显现的必要条件,世界可以被当成“先验的非我”,这时的主体不再是与客体隔绝的对立面,而是被介质化了。

   海德格尔(1889—1976年)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核心观点是: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具有意识到其存在的能力。动物不是作为与外部世界有关的自我而存在,也不是作为与世界上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本体而存在。只有人类通过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世界也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存在就是本质。

   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的知觉现象学与胡塞尔对意识现象的解释一脉相承,都是撇开外部客观世界、撇开科学和理性思维谈世界的原本的、纯粹的意识。梅洛–庞蒂的知觉世界实际就是胡塞尔后期的生活世界。但他企图避免露骨的唯心主义,认为知觉世界与外部也可能有某种联结。在他看来,现象学是对人的实在经历的存在的描述,它不可能完全是白的,也不可能完全是黑的。这种现象学描述的实在物是处在自在与自为之间、意识与物质之间、自由与自然之间的东西。这种“两者之间”的东西,是梅洛–庞蒂的关心所在。换句话说,知觉的主体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这个主体同时是思维着的主体,又是肉体的我。人既是自由的,又是决定的,既主动又被动。人是身体和思维不可分割的存在,这使得世界与人生都成为暧昧、模棱两可的。所以也有人称梅洛–庞蒂为“暧昧的哲学家”(德贡布,2007,第89页)。

(四)社会建构主义的主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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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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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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