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台湾“民主乱象”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1 次 更新时间:2006-12-21 10: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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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甚至会让我们遭遇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让我再来回忆当年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大学校园涌起的那一股民主化浪潮。作为亲历人,我不得不说,那次民主化运动中,虽然也打出了崇高的理念旗帜,出现了少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也相当多地出现了类似陈水扁的投机分子,出现了许多阴谋诡计,出现了个人利益的太多算计。二十多年后,再看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雨打风吹去。我们可以叹惋中国的一次民主运动的夭折,但我也在想,从某一角度我们也许应该庆幸。那些思想偏激幼稚、政治经验缺乏、有种种人格缺陷的“青年政治家”如果假政治改革机遇上台得逞,必然的结果是造成中国的大乱,人民的沉重的损失。

  中国经不起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在这种政治动荡中上台执政的可能是陈水扁式的人物,不但人民会遭受种种损失,国家命运难测。台湾因其地小人寡,情况较为简单,社会同质化程度较高,动荡尚可控制,成本也较低。大陆这边情况不同,地广人多,国情复杂,社会同质化程度较小,一旦动荡,极难控制,国家和人民为动荡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太大。

  闲言先生在《“大国崛起”之忧思》一文中说:

  前行的路不好走,留在原地也危险重重。在“和平崛起”的繁华背后,危机隐患不少。……今日中国的处境其实是左右皆难。改变政治制度有风险,不变也有风险,差不多是没有可行的选择。这种“两难”说明中国一方面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已陷入某种困境。

  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的“两难”处境: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能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操作不当,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动乱。我个人以为,在实际的国情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开放言论,二是在基层实行真正的民主。由此再逐步开放党禁,将民主选举上升到县以上层次。由于这个思路涉及的两个具体内容许多专家已有专文阐述,此不赘述。

  

  三、中国大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需要坚持并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于中国大陆一党专制的现实,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批评。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义正词严,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在中国,目前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保持基本的稳定,才能在这种稳定中寻求改革与进步,也才能最终实现民主政治。

  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共产党不能改善领导理念与执政方式,这种领导也不能持续下去。所谓改善,不仅仅是一种党的领导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整个时代与整个社会进步的潮流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公民力量、社会力量、其他政治力量的成长与壮大,允许国家机器中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独立运作,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共产党即便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也不再以党代政,凌驾于公民、国家与法律之上。

  当前,中国共产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方面,它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八年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增大,从而保证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僵化地坚持党的绝对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从而使它的统治合法性受到质疑。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的领袖都认识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它的既得利益使得任何一个党的领袖都对这种改革采取了一种犹豫和拖延态度。

  闲言先生对中国现状改变的可能性很悲观:

  从可以预见的时段看,中国改变现行基本路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条路的未来境遇如何,它将把中国人带向哪里?仍然只有天知道。当下对中国最有利的信息是:美国的单边主义进程已经遭遇重大挫折,在短期内难以重整旗鼓;美国新保守主义所热衷的“自由扩展”,也不得不放慢步伐。虽然美国仍免不了要盯紧中国,并且联手日、印制中;但就象9.11时一样,中国又再一次获得了喘息之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英明——多国演义

  与闲言先生的悲观不同,我倒与李锐老先生的态度一致:对中国前途不悲观。我特别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失误和世界局势的风云莫测上。我特别感受到了中国这一代领导人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提出。我在旧文中曾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当然,这是一个充满未知因素和后果并不肯定的尝试。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明以胡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在以理性和信仰进行一个伟大的新长征。让我们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个机会。如果有伟大的信仰,有伟大的人格,有清醒的认识,有恰当的策略,有坚定的决心,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政治会展现一个新的面貌。

  这样说,并不是把我们的命运交给少数领袖人物。让我们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有觉悟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国的改革与进步作出努力。这种努力,不但会促进局部的进步,而且会影响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哪怕很小的进步,也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甚至代价的。我们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不立即着手循序渐进;既不能否定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又不能不对党的领导进行改革与完善;既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伟大尝试给予肯定与支持,又不能放弃自己的也就是作为党员和公民的应有作为,为促进中国政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我们不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这种可喜的变化,我们对于真正的民主化的进程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即便按照享廷顿对“第三波”的总结和归纳,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也需要诸如经济发展、城市化、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知识与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公民价值观和态度的发展等普遍的因素。显然,在现在的中国,这一切都还不完全具备。这就与当年台湾实现民主的社会条件不同。台湾可以说基本具备了享廷顿所说的各种社会因素,再加上当时世界的政治变局与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攻势,促使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进行政治改革,以夺取政治的制高点。

  也许当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领袖面前的一个问题,与当年台湾国民党与蒋经国先生面前的问题是一样的,这就是:起码从两岸统一和两岸竞争的角度看,此岸的政治制度也必须有一个改革。如此才能争取台湾的人心。形势的严峻性在于:即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如此腐败无能,但是主张台湾独立或强烈持有台湾本土意识的台湾人民,并没有减少。在此次北高市长选举中,在传统蓝色的台北,谢长廷居然破纪录地拿下40%的选票。这是一个警讯,表明即便是在学历较高、中产阶级势力雄厚、“外省”出身居民较多的台北市,也增长着与我们的愿望不同的一种政治意识。而在传统绿色的高雄,国民党的黄俊英仅以1000多票败选,似乎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的一个胜利。其实,投向黄俊英的选民,也许并不是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是对民进党贪腐的惩戒。

  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实在有太多太大的期待。中国人民也对中国共产党有太多太大的忍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我自己做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愿意向本党领袖进一衷言: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我们党不需要改革。与时俱进是一个好的提法,关键是向何方进。中国当前其实是面临着又一个历史的变局。要真的达到和谐社会,当前的任务是必须谋划真正的政治改革。

  而当中国政治进步到民主化之后,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之日也就到来了。也许那时的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有了更大的完善,而中国大陆的政党和人民会更心平气和地与彼岸的人民共享制度文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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