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中美“关键十年” ——“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67 次 更新时间:2020-09-14 16: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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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试图解决但始终未能解决的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这两次会议上,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再可能走向西方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发展道路上,“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这就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更为具体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 2016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而在 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⑥可以说,从 2012 年十八大到 2017 年十九大的五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面对必然来临的“修昔底德陷阱”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夯实基础的五年,是围绕这场伟大斗争全力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国产化,防止美国在核心技术上控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来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防止美国发起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重建和制度改革来重塑军魂,通过南海加速人工造岛以赢得地缘战略的先机,通过加速军事现代化让军队在实弹演练中适应战争需要,加速新型武器的研发和制造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一切军事战争。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帝国理念。

   经过这五年的努力,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随之而来的宪法修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来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和平演变”战略失败,由此美国必然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事实上,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早就在中国的预料之中。在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更是成为整个报告的关键词之一。这相当于提前宣布面对美国即将发起的打压举动的政治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尽管如此,十九大召开之后,很多人依然不能理解“斗争”这个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中国舆论中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关系面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结构性矛盾。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孟晚舟,赤裸裸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意识到如果没有 2012 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拒绝“中美共治”诱惑,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车上,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而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世界帝国构想,这样的政治构想是目前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就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⑦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我们要注意,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个概念就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甚至归结为习近平领导的个人因素。由此,在他们的逻辑中,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作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中,要建构“新罗马帝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普遍失望,尤其美国对华长期友好人士的失望,也包括基辛格这样的保守派人士的担忧。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 1949 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这种失望的反弹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怨恨,这种怨恨恰恰构成美国民主党中不少人士主张对华“新冷战”的心理起源。

   特朗普政府在批评过往政府“误判中国”的同时,明确就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取代了过往“战略合作伙伴”的定位。可以说,由于美国民主派主导的对华接触战略的失效,才使得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无论在国内政治中有多大分歧,都会在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遏制”,从“合作”转向“竞争”。这种战略其实是美国从应对苏联的“冷战”的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如果说过往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战略主要依靠“中国的内部力量”,那么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则必须亲自“赤膊上阵”了。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会对中国发起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以及对华为公司的打击,而且可能发展为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一种新型的基督教帝国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新冷战”的“新”就在于中美两国的分歧不再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全球秩序安排的不同理解。一句话,“新冷战”就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量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五、“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 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 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假如我们把这看作是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重大失误,那就有必要检讨为什么美国对华政策会重复发生如此巨大战略失误?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就本文关心的问题而言,我们会发现这两次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对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方面美国政府始终坚信经济市场化和文化自由化必然推动政治民主化,建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坚信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亲美政府。而这两个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不同主题之所以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就在于坚信一种独特的“历史终结论”,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政体的典范,美国就代表人类未来必然要实现的生活方式。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⑧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美国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政府,就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全盘西化或美国化;同样,中国自由派为了推进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政治民主化事业,就会毫不犹豫地亲美媚美。他们的政治目的不尽相同,但都遵循同样的意识形态逻辑。正因为如此,只有从理论上检讨这两个被美国和中国的自由派奉为圭臬的“历史终结论”,才能理解美国为什么会“误判中国”并最终“失去中国”。事实上,福山的导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反思,这无疑是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者的忠告。

   (一)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导师不在华盛顿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基于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反思,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即使在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英美往往被看作是成功的例子,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不稳定往往被看作是失败的例子。

   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亨廷顿在其著作中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主张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政体问题,而是权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权威,由此才能奠定政治秩序,避免政治衰败。而这个理论无疑是亨廷顿与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根本分歧,后者是一种规范理论,而且将政治的根本问题集中在政体问题上。直到后来福山才面对现实修正其理论,关注国家的治理能力。⑨

   因此,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经济,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理性化和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然而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民主程序所生产的权威,那政治民主化就会遭遇最大的危险: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正是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比如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中遭遇到政治衰败,最后是通过建立“军人政府”恢复了政治秩序。而在中国,是通过共产党政府有效地克服了政治民主化带来的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正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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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0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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