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中美“关键十年” ——“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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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试图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来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可以说,这十年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关键十年,也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

   (二)“中美共治”的战略诱导

   在这“关键十年”中,虽然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将矛头对准中国,但还没有像后来特朗普政府那样采取直接对抗的“遏制”政策,而是采取一种“和平演变”的战略诱导政策。这个战略的形成固然有美国长期的和平演变思路的影响,但也和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相关。2008 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帮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资本也在逃离金融危机的西方,而希望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资本力量也不希望采取“遏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寄希望于多边主义来约束中国,将中国吸纳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新的贸易规则来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重建盟国体系,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围堵。如果说这些策略属于外部推动,那么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调整就是在设定中国国内“和平演变”议程的同时,也通过设定中美关系来诱导中国进入美国设定的世界帝国体系。

   因此,正是在这种时期,美国政策决策者提出种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构想。最著名的构想就包括伯格斯腾提出中美之间建立非正式特殊关系的“两国集团”(G-2),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国应当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构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这些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但另一方面是作为战略诱导,引导中国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利益高度捆绑,从而形成“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利益格局,以维持中国出口而美国进口、中国储蓄而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而美国金融的分工合作体系,从而将中国有效地纳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控制亚洲的“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语)。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形成一个“太平洋体系”,那也是参照“大西洋体系”。美国赋予中国的地位类似于英国或者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可以说,面对中国的崛起,推动中国在国内政治中走“和平演变”的民主化道路与在国际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诱导中美合作,是美国对华政策相互配合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一旦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必然产生一个高度依附美国的政权,从而有效地实现“中美共治”的战略安排。但另一方面,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的格局,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高度依附美国,就像日本那样处于“附庸国”的地位。但是,“中美共治”的提出对国内不少人无疑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他们看来,从 1840 年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锁排斥,现在中国既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出“历史三峡”,甚至能获得世界头号强国如此的礼遇,难道对美国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欢欣鼓舞拥抱吗?这实际上相当于恢复到国民党时期的美国东亚战略盟友的地位。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是与美国和英国作为平等盟国共同处理远东国际事务,可事实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区都被英国拒绝,至于决定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雅尔塔会议根本就没有民国政府什么事,中国事务依旧操持在美苏这些大国的手中。然而,在“历史终结”论的背景下,中国自由派无论对中国政治的构想,还是对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终处于政治不成熟的幼稚形态,甚至将曾经的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国际地位视为其最高政治理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享受“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无论是“和平演变”战略,还是“中美共治”战略诱导,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其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取得了总体上的成功。所谓“总体上成功”就是不断推动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进行接轨,从而建立起美国与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相互沟通、协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中美友好关系培养了一个相对熟悉美国、信任美国的精英阶层,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俄关系,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在国际战略上与俄罗斯建立了更为信任和稳定的政治盟友联系,但中俄之间至今缺乏有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纽带,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彼此都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相互理解和信任对方的精英阶层。而这种经济和文化联系从长远看必然有利于维持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这种经济和文化力量在中国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促进中美早日结束冲突、走向合作的积极、健康力量,但也可能演变成为配合美国“新冷战”的破坏力量,甚至有可能堕落为摧毁中国政权、促使中国走向分裂和内战的邪恶力量。

  

   三、“战略机遇期”:中国的战略抉择

   早在 2012 年,格雷厄姆 ? 艾利森就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来概括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不可避免陷入争夺霸权的现实困境。为此,他甚至在 2017 年出版专著讨论中美关系可能陷入战争的风险。④“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在美国激起巨大反响,它成功地凝聚了美国对华强硬的鹰派力量,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可以在这个概念中找到对中国发展经济战争、金融战争甚至军事战争的正当理由。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贸易战不过是美国鹰派力量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力量测试。与中美贸易战相配合的是,美国正在按照“新冷战”的思路在科技、金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乃至军事领域对中国发起系统的遏制战略。

   如果将中美关系看作“修昔底德陷阱”的个案,就在于提醒我们必须重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仅从 2007 年与 2008 年之交的中美关系的发展看,当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究竟救不救美国?若不救美国,美元体系可能破产,不仅中国外汇面临贬值,更重要的是也会拖累中国经济,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有可能发动战争来转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救美国”一方面是两国经济高度捆绑下的理性选择,但另一方面“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普遍舆论恰恰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友好立场。虽然,中国一方面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通过 4 万亿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而帮助西方度过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恰恰是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中国经济自身的脆弱性以及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要保持健康和发展,就必须调整发展战略;而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客观上会挑战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这尤其体现在三方面:

   (一)中国的产业升级政策打破中美之间既定的经济分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脆弱性,虽然中国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投资拉动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作为“世界工厂”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遇到了难题。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所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保护工人权利的劳动法的实施引发巨大争议,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以至于南方沿海一度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带来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已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省在 2008 年率先推出“腾笼换鸟”的经济战略,推动向落后地区转移依靠劳动力的低端制造业,广东沿海地区致力于发展中高端制造业。从此之后,用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来提升“中国制造”逐渐成为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政策。而中国“高铁”成功地取代了传统的服装鞋帽,成为“中国制造”的最新名片。如果说 3G 时代中国技术在跟随,4G 时代中国技术在参与,那么 5G 时代中国技术开始领先,中国技术追赶速度可见一斑:类似华为、大疆等中国高科技制造企业迅速成长,而互联网企业更是蓬勃发展,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最新的人工智能产业更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历史上,中国错过了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而这一次中国政府努力与西方国家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一条起跑线上。虽然中国比较落后,始终在追赶西方,但政府和公共舆论始终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因此,引领科技发展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目标和追求。这种努力最终凝聚在 2016 年的《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中。其中,中国提出实现制造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是到 2025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是到 2035 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高端制造领域的强劲崛起在不断蚕食美国高端技术的垄断利润。其中,苹果手机和华为手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此消彼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发展态势意味着稳定中美关系的“经济压舱石”本身出现了裂痕。

   (二)作为地缘经济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际,中国的钢铁、水泥、电力等领域积聚了巨大的能量。2008年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中国 4 万亿经济刺激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能量。然而,这些经济能量无法在国内消化,若无法释放出去,中国经济增长必然陷入停滞。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去产能”的改革措施,并调低经济发展速度,但都不足以消化过剩产能。而此时,美国、欧洲对中国的投资并购活动开始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限制,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西方之外寻找新的投资增长点。为此,中国政府将目光转向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快在非洲的投资和建设,以至于中非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

   2009 年,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提出中国利用过剩产能来援助亚非拉后发达国家的“共享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立刻被人们看作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⑤这样的倡议到后来发展为 2015 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显然针对“太平洋体系”而来,在美欧陷入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发展需要在美欧之外开辟新的空间,而中国产能过剩刚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不过,“一带一路”倡议将经济合作重点放在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而这恰恰是中国古代朝贡贸易体系展开的历史空间。这样的战略构想立刻让人联想到 1840 年之前处于世界经济巅峰的明清中国,这似乎预示着中国会脱离美国塑造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建构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由于“一带一路”地带上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它们亟需国际投资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为此,中国牵头组织成立了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区域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于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和建设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工程制造能力全球首屈一指,从而为中国在全球释放产能提供了金融力量的强力支撑。亚投行的设立虽然用美元来投资,但它作为第一个由中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机构,有助于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政府支持,因此“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不仅是经济合作,必然涉及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从而与“上合组织”形成相互支撑,有利于巩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良好政治关系。当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看作是构建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发展典范时,在美国看来,这个举措无疑是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以至于美国从一开始就采取消极抵制的立场和态度。

   (三)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霸权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不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来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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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0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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