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向桐: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与科学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0-09-11 22: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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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向桐  
([2],p.15)理论与伦理政治实践至少存在趋近关系,而创制活动则通过了基础作用,创制与操作渗透到了理论与实践,换言之,近代意义的实践观念开始形成。

   二、“自然与技艺”二分的消解

   实践观念的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转变就是创制向理论与实践活动的靠拢。由于理论沉思在根本上就是其自身活动的目的,所以,“在最高意义上,只有那种活动于思想领域,并且仅仅为活动所决定的人,才可以被称之为行动者。在这里,理论本身也就是一种实践”。[15]而创制与宽泛意义上的实践的相互趋近的直接结果带来的是“自然-技艺”(nature-art)二分被逐渐消解,于是,自然物与人工物、静观与创制不再是严格的对立关系。一方面,“自然物能够自我决定”的亚里士多德传统自然观念日益失去市场,“在中世纪,自然物逐渐失去了这种自主性,它们都成为独立的存在”,([3],p.185)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理学研究对象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建立在技艺基础上的自然观则认为,自然过程可以被人工制造和原因所颠覆,因为技艺用人的目的性取代了自然的目的性”。([5],p.155)由此,自然物与人工物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消失了,而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实验的排斥也缺少了坚实理论基础,由于“避免人工介入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科学概念的必然结果,因为亚里士多德将‘自然’对象界定为规则属性的总和”,所以,“任何试图把事物从其正常环境中分离的努力只能是干预其本性”,但“实验恰恰依赖于这种干预”,([6],p.239)人工物-自然物之间的界限模糊化预示着创制活动介入自然具有的合法性,技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模仿,也就是肯定了实验干预自然的合法性。这是实践观念泛化在认识论方面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

   近代现实生活与生产的发展从社会实践层面更坚定了这种信念——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例如“培根认为,技艺只是为自然产生所要结果而建造环境的东西,因此技艺是人类对自然的探索,而非外在于自然的活动。这样,设计环境就不再与自然环境有根本的不同。”([6],p.155)此外,自然物与人工物的界限模糊还获得了炼金术传统的有力支持,“炼金术对技艺-自然之争有重要作用,炼金术在中世纪学者手里变成了一门研究科学,通过在实验室中的操作发现自然特性的工具”。([6],p.238)技术实践操作与实验手段、技巧在炼金术中有着重要意义,严格的动手操作能力对炼金术士至关重要,而实验或操作成果具有自然物的属性关系着整个炼金术领域的成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自然物与人工物的统一性。

   在这种观念以及相关社会实践的影响之下,实践观念的泛化使得理论科学与实践、创制与理论的对象界限也相对模糊起来,理论静观不再是,也不可能在是自然哲学(科学)的独有模式,创制与干涉的实践观念盛行起来。这样,自然界具有了古希腊自然观不一样的内涵,“自然界不再是学生仅仅需要找好角度观看的舞台,培根要求自然的学生们去主动参与,为了看清楚它们的情况而迫使事物进入以前不存在的状态,‘自然秘密的揭示更需要在技艺侵扰之下,而不是放任自流’”[16]。新实践观念支配下的理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自然物,抑或人工物,因为二者没有了泾渭分明的差异性,而静观和技艺同样都可以成为新实践活动的基本方式,“只有建基于知识之上的生产,即为政治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制作’才是实践的对立者。这种‘制作’可以不是‘低等奴隶’的技艺,而是一位自由人在不失身份的前提下从事的工作”。([15],p.80)

   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对三种人类活动的划分不再严格,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的鸿沟出现了交汇的可能性,以前创制活动的社会阶层中不少“新兴团体对科学革命产生了很重要影响”,特别是艺术家逐渐成为新学者和科学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库恩由此写道:“艺术家-工程师(artistengineers)对这些古典领域的关心,已经成为对它们(传统科学)重建的重要因素。”[17]在自然与技艺的界限消除之后,培根典型性地把自然界分为了三种基本状态:它们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存在条件”,一是自由状态(natura in cursu),自然“遵循着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处于自由的、完全自然的状态之下;其二是非正常状态(natura errans),“自然出离了正常发展方向”,这是受到“妨碍性暴力”等影响的状况;最后是处于偶然状态(accidental condition),这是在“技艺和人工条件下受到约束”的状态。[18]在这种划分中,“培根明显是在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和范畴来扩展和重新解释他新技艺的意义,以达到自己自然自身状态的一致性”。([18],p.77)但无论是哪一种自然状态,其实在培根这里都已经具有了合法性的意义,这悄然改变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和“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学者传统,“自然就像是工匠制造的产品,它表现了制作者的能力和技巧而不是他的设想。利用这些方法,培根(和伽利略、笛卡儿等人)努力减轻那种科学研究自然会动摇信仰基础的恐惧”,特别是自然的约束状态,“机械技艺的实验是研究压迫和管束下的自然,也就是说,通过技艺和人的手,她被压迫,被挤压和模铸出她的本性状态”[19]。

   更关键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技艺与自然二分的区分依赖于把人类目标和自然目的相分离的基础上,而相反,培根则把人类的目标视为最高的:其自然哲学意在创造如何实现人目标的知识,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然目的领域在严格意义上就变成无关范畴了”。([5],p.155)在自然-技艺相融合的视角下,传统创制的强制性和变动性的活动意义被逐渐消解,于是,强制性活动所要避免或回避的属性也就随之消失或较弱,这种活动没有内在价值和目的的传统观念被人们所摒弃。因为新实践观念不再认为只有活动的内在目标才为其本身提供真正意义,自然哲学对目的因的探索开始让位于对自然现象的因果性问题的认知,这为创制活动与理论活动的相一致奠定了基础,只有在这种理解中,实验不再是对自然状态的干扰,它具有了积极的价值和意义。②([18],pp.78-79)不只如此,按照新的实践观念,物理学的研究内容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原来“非自然”状态的运动学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是受迫运动而非自然运动,应该是自然哲学探索的对象”[20]。

   而且,这种新的实践观念与机械论思想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关系,并且将培根式的经验主义解释置于了机械论的阐述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各种形式机械论哲学的普遍接受总伴随着对哲学上技艺-自然二分的削弱”,([5],p.151)近代机械论将自然世界视为一部精密运转的机器装置,这部机器本身便是某种技艺或技术的产物,但其运行原理最终与微粒主义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在微粒论世界观(corpuscularian world-view)看来,所有自然现象都是相对较少几个原则作用的结果,如果一种力或者定律的作用因为其它因素的干扰而不能被观察到(例如物体的自由落体运动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那么创造条件将其孤立出来就有了意义”,因此,“真空不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或笛卡儿主义那样的逻辑不可能性,这是推动实验方法的重要因素”而且,这还“不得不通过介入创造人工条件”来实现。([16],p.467)这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此,自然哲学从沉思到实验操作的转变便有了客观基础和坚强后盾。

   三、从沉思哲学到实验科学

   “自然-技艺”二分观念的逐渐消解意味着近代自然观的初步形成,而新的自然哲学也要随之而出现。这种新科学的出现过程就是从传统沉思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向近代实验自然哲学(experimental natural philosophy)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安斯特(J.Anstey)等人这样比较这一跃迁过程:沉思自然哲学“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但并不诉诸于系统的观察与实验”,这是由自然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而“实验自然哲学则强调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收集与整理观察与实验报告对自然现象说明的意义”。[21]实验对自然-技艺的沟通也是由人们理解的新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而且,人类活动的伦理与功利实践属性也保证了二者互通的必要性。其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代表性的物质变化是在自然环境中成功实现的,因此为了更好观察而将物体置于人工条件下是没有意义的,人工条件更可能是妨碍典性运动,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实验)其实得不到什么结果”,([6],p.239)这是哲学家静观和沉思自然的根本预设。但在培根等人看来,“当科学的目标变为操作性知识而非自然的目的论知识之后,实验设计就是允许的了”,([5],p.158)即沉思当中可以有干涉性的实验介入,而新科学的目的也为新实践观念所改变,这是沉思哲学转向实验科学的内在动力,“按照传统柏拉图主义的理解,真理需要揭示的是另一个领域——现象背后的实在——培根转变了整个真理问题,从沉思到实际的践行,因此需要的结果是对自然的统治。实践的目的不再是发现作为沉思结果的真理,而是发现相关的、信息性的真理。”([20],p.228)

   简言之,实验的本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某种新的实践理解,“实验首先是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其次这些相互作用具有一种启示性的结构(heuristic structure)”[22]。从这种新的实践要求来看,“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的问题不是说它不是真的,而是说它寻找的东西(目标)是错误的”。([20],p.168)在以功利主义作为新实践目标的前提下,理论研究的目的论转变为因果论,静观转变为操作性研究,创制活动成为实践活动和科学理论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技术性实验对自然哲学的介入并非突然之间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渡过程,换句话说,在从沉思哲学向实验自然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验方法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的。例如,“笛卡尔提倡应用实验方法,但实验在笛卡尔系统中的作用似乎更多的说明而非证据,正是这一点培根和笛卡儿之间的差别变得很明显,培根比笛卡儿在目标上保留了更多的定性解释,而回避了形而上学基础以及源自于理论限制的第一原则”[23]。库恩对这一问题做了细致研究后指出,科学革命以来,“人们可能已经开始相信需要观察和实验,而且他们较之17世纪之前更频繁用到了实验等方法”,但这种实验我们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这忽略了新旧实验之间操作的本质差别”,特别是许多实验其实是“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也就是人们在心里建构了实验的潜在条件而又可以从先前日常经验中可靠预见到的结果”。([17],pp.10-11)泰尔斯(Tiles)也进一步指出,“实验在前伽利略科学中也起作用,但这不同于我们赋予实验的作用。一些实验明显是做过的,但一些仅仅是‘思想实验’,其结果可以从已有经验可靠推断,这种实验是在头脑中对潜在实验条件的构造”,所以,“实验只能证明事前通过其它途径已知的结论,或者扩展已有理论所需要的细节”。([16],pp.464-465)

其实,在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理论哲学的静观传统仍占据重要地位,实验的证明依附或者说附属于理论沉思与思辨,而实验科学的真正确立还有待时日。而且,按照库恩的理解,“思想实验与实际实验的划分不是能够简单划定的,例如帕斯卡的一些实验似乎不是当时人力能够完成的,其它一些他明确说用过的工艺与工程技术的提炼也难以实现”,以至于“试图重复这些帕斯卡生动描述的实验也面临着困难”。([16],pp.464-465)这都验证着以下判断:实验方法地位的确立过程是逐渐渐进的过程,但人们在经历了这场革命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发现而非检验,真正的实验包含对自然过程的一些主动介入,而不是纯粹的被动观察”。([6],p.239)换言之,自然与非自然、静观与干涉在新实践中只具有相对意义,实验介入自然与沉思并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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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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