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恭忠: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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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  
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88随着革命潮流的涌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传入89,“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术语也频繁见于中文媒体。针对这种态势,官方严加防范,禁止学生“私设社会”“摇惑人心”。90也有人配合官方做法,在《申报》撰文宣称“演说、社会之事……适足坏民心而蹙国脉”。91清廷后来发布上谕,严禁学堂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聚会演说”92,并要求各级管学衙门、各学堂将此上谕抄录一通悬挂堂上,各学堂的毕业文凭内亦须刊印此上谕中的禁令内容。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一时间“中外庶僚从政之余,多有合群讲习之事”。这种情况引起高层统治者的担忧,后经宪政编查馆奏准,规定现任官吏在本职之外“亲莅各社会研究政治、学术”,必须报请自己的长官批准,否则予以惩处。93

   新兴“社会”概念的暧昧特征或者说内在紧张关系,在清末《结社集会律》的制订过程及相关条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鉴于立宪运动中各地结社集会之活跃,清廷“深恐谬说蜂起,淆乱黑白,下陵上替,纲纪荡然”,遂于1907年冬明发上谕,要求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倘有好事之徒,纠集煽惑,构酿巨患,国法俱在,断难姑容,必宜从严禁办”。94显然,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对“社会”,特别是实体性的政治类“社会”的活跃,心怀戒备和不满。可是几天以后,监察御史赵炳麟上奏说:“开会结社,未可一概禁止,请分别办理。”95于是,宪政编查馆最终会同民政部拟订了《结社集会律》,奏请朝廷审议,其思路和要旨为:“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论其功用,实足以增进文化,裨益治理。然使漫无限制,则又不能无言庞事杂之虞……《结社集会律》三十五条,除各省会党显干例禁,均属秘密结社,仍照刑律严行惩办外,其余各种结社集会,凡与政治及公事无关者,皆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其关系政治者,非呈报有案,不得设立。关系公事者,虽不必一一呈报,而官吏谕令呈报者,亦当遵照办理。如果恪守本律,办理合法,即不在禁止之列。若其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或有滋生事端、妨害风俗之虞者,均责成该管衙门认真稽察,轻则解散,重则罚惩。庶于提倡舆论之中,不失纳民轨物之意。”96由此可见,统治集团一方面认识到并且承认“社会”的正面意义,另一方面仍然延续了传统时代对于“社会”,特别是政治类结社集会之潜在威胁的担忧、防范和管制。这种担忧、防范和管制,并且上升到全局高度,以近代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下来。

   进入民国以后,政府对于“社会”,特别是实体社团的防范基调依然延续下来。1912年9月,袁世凯领导的北京政府内务部基于“结合原听自由、而保护属在官吏”的指导思想,制定了结社集会专项调查表,其中包括名称、宗旨、会所、发起人及首事人姓名职业、在会人数、成立日期、批准立案日期等栏目,要求各省据此开展详细调查,汇总之后呈报内政部备案,并且要求以后每3个月呈报一次有关新设、解散或者更改名称的情况。971914年3月,袁世凯当局又公布实施《治安警察条例》,明确赋予各级行政机关对当地“社会”的治安警察权,举凡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的各种结社集会、屋外集合,以及公众运动游戏,均需向所在地之警方呈报,行政机关如果认为其“有扰乱安宁秩序或妨害善良风俗之虞”,以及对于秘密结社,均可命令其解散;举行活动时,警方可以派出穿着制服的警察官吏“监临”现场。98这样的“社会”管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依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直至1931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李烈钧等11名中央执行委员还要联名郑重提出“切实保障人民实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自由权”。99这条提案虽然得到大会通过,但实施起来仍然道阻且长。

   回头再来看赫美玲《英华官话辞典》,其中society一词的处理就变得意味深长。具体的释义和用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部定词“社会”,这是经过清朝末年的官方机构——隶属于学部的编订名词馆——审核并且确定下来的译法;而主持这项审核工作的,恰恰就是曾经力主用“群”对译society的严复。100其次,主要是清末最后十余年里流行开来的一些新词用例,比如“association会社”“society in general一般社会”“上流社会”“下流社会”“天足会”“教育会”“保畜会”“爱护牲畜会”“红十字会”。再次,是马礼逊以来的双语辞典中早已使用过、稍显陈旧的一些用例,比如“交友”“交接”“同伴”“人群”“会”“社”“Benevolent Society行仁会”“Christian Endeavor Society勉励会”“会友”“会长”“社长”“会首”“会正”。最后,是带有异端色彩的少数用例,即“会党”“secret society私会、密会”。101这些举例释义,可谓新旧杂糅、雅俗兼收,汇集了19世纪初以来西方人以及20世纪初中国人对于何为中国式society的经验认知和观感,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概念的暧昧特征在清末民初双语辞典里留下的痕迹。

  

   结语

   德国概念史专家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曾经提出关于欧洲概念史的“四化”指标,即从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四个维度,去观察分析特定概念何以成为一个近代基本概念。孙江结合近代东亚特别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对科塞勒克的“四化”稍加改造,提出了“新四化”指标,即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102总的来看,“社会”这一近代概念在中国的确立过程,在形式特征上也大体符合孙江所说的“新四化”特征。从日语传入中国的“社会”经由新式大众媒体广泛传播,是为通俗化。改革派、革命派和政府当局对“社会”寄予不同的政治功能,“社会”进入相互冲突的政治场域,是为政治化。由“社会”而派生出“上流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社会问题”“社会改良”“社会革命”等概念,是为衍生化。政治化和衍生化,又与通俗化互为推动。从“会”“社”“群”到部定新名词“社会”,则是标准化过程的见证。

   形式上的特征而外,内容上的特征尤其值得注意。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过程,体现了西方外来近代性与中国传统本土经验的结合。古汉语中的“社会”作为单一名词,主要不是指近代以来那种一般性的人群结合形态,而是指脱离官府支配,乃至不无异端色彩的民间酬神赛会,并且往往与官方或者精英阶层居高临下的管控立场和轻蔑贬抑态度相联。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结合传统,包括不无异端色彩的结社现象,为society概念在中文语境里的最初落地提供了经验基础,这在19世纪前期来华传教士编纂的英汉双语辞典中得到了具体反映。19世纪中后期,近代“社会”概念在日本的生成过程体现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可是,日语中新近生成的近代“社会”(Shakai)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却与中文里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体验相互混杂。中国传统的本土经验,最终对中国近代“社会”概念的生成,以及中国人对于近代“社会”的设想和体验产生了实质影响。新传入的“社会”概念,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其内涵所指跟“国运”升降、新型“国家”的建构这一宏大追求紧密相连;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旧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令人不屑、不满的特征,而且仍被视为对政治秩序的潜在威胁。这种“社会”认知,也隐约提示着后来“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社会”关系的构建方向。

   作者:李恭忠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注释

   1陈力卫:《词源(二则)·社会》,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94、198页。

   2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李博(Wolfgang Lippert)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7页;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214页;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与章炳麟的译作为例》,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第3—45页;冯凯:《中国“社会”:一个扰人概念的历史》,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9—137页。

   4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黄兴涛:《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黄兴涛主编:《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0—132页。

   5K.Hemeling,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Including Scientific,Technical,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6),p.1352.

   6《论近日学者喜用新名词之谬》,《申报》,1903年9月9日,第3版。

   7《三续新订学务章程》,《申报》,1904年4月15日,第1版。

   8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1962年发表专题文章,初步梳理了中文古籍里“社会”一词的出现情况,德国学者李博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105—111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性讨论。

   9《康熙字典》午集下,康熙五十五年内府刊本,第29—30页。

   10《礼记注疏》第46卷,“祭法第二十三”,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隆庆二年重修刊本,第16页。

   11《旧唐书》第8卷,“本纪·玄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页。

   12《明道先生行状》,程颢、程颐撰:《二程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9页。这段文字收入《宋史·程颢传》时,被删改为“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

13陈旭麓先生早已指出过,“乡民为社会,别立科条”这句话中的“社会”一词,“显然不是后来所称的社会”(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63页)。不过随后的学者仍旧对此有所误解。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111页),将程颐此处所言的“社会”误解为“一种教育团体”。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181页)也征引了程颐这几句话,并结合1982年修订版《辞源》第三册中“社会”辞条的相关释义,得出论断:古汉语“社会”一词已经具有“志趣相同者结合的团体之义”,因而“日本明治时代使用的‘社会’,正是中文的本来含义”。这个解读同样有点牵强。《辞源》(修订版,第2263页)征引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几句话“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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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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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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