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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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另一方面,普通人的政治“信念”和“态度”往往不是说出来的,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通过行动、仪式、歌谣和其他象征符号而折射出来的;这类材料不仅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和技艺方能处理,而且其间接和隐晦的特点也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尽管难度颇大,但仍有不少美国史家迎难而上,而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美国左翼史家加里·纳什,乃是民众主义史学和多元文化史学的一员主将。他的《城市熔炉》一书讨论18世纪中期北美滨海城镇的社会变迁,其中论及普通劳动阶层对于社会变迁的感受和认知,以及他们“政治意识的成长”,并试图从民众的视角解释美国革命的起源。纳什对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忽视阶级形成和普通人政治意识的状况感到不满,认为滨海城镇的普通劳动者对于社会经济分化有自己的认知,并在围绕这些冲突性利益的斗争中发展出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显然,他意在借用E. P. 汤普森的方法来研究18世纪北美的阶级问题,采取文化分析的路径,把阶级意识作为“劳动阶级”政治文化的核心。他还特别强调普通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称他们并非上层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教堂、酒馆、工作场所和家庭,来交流和分享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境况的理解。

   大众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部名著是肖恩·威伦茨的《吟唱民主》。该书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纽约劳工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取向,以及他们同雇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冲突,以揭示美国工人阶级兴起的复杂性。威伦茨把法庭记录、庆典演说、印刷品、绘画、游行和仪式作为文本,调动文化研究的技艺加以解读,揭示其中包含的民众价值、信念和意识形态。他强调,若要理解纽约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必须把问题置于广阔的“意识形态语境”中,着力了解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动中,普通人如何诠释共同体(commonwealth)、美德、独立、公民身份和平等的理念,以及如何围绕这些理念的意义而进行斗争。换言之,必须透过政治文化的棱镜,才能清楚地看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威伦茨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说美国革命留下的意识形态遗产是共和主义,那么纽约劳工则拥有不同版本的共和主义,而且这些版本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发生了转化。

   前文提及,研究大众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困难在于缺乏文字史料;于是,一些美国史家便力图透过行动、仪式和象征符号来提取关于政治价值、信念和态度的信息,以拼接出大众政治文化的画面。有学者撰文讨论18世纪后期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弗赖斯叛乱”,揭示“普通公民关于他们在共和政治中的角色的态度”。叛乱的主体是德意志裔居民,他们虽然没有同英裔居民混合,但同样熟悉并接受美国革命所高扬的价值和理想,只不过他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达他们对于自由、宪法和权利的看法,表达他们对于政府权力和政策的态度。另有学者研究革命时期费城民众的仪式和活动,以揭示民众对于奢靡、特权、平等和爱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权贵精英的不满,由此把美国革命界定为一场“文化战争”,即“一场关于社会特权、禁止奢靡、性别角色和公共道德的战争”。

   就思想倾向而言,大众政治文化研究往往带有“去精英化”乃至反精英主义的特点,致力于发掘普通人的历史事迹,纠正精英主义历史书写的偏颇。据《党派事务》一书的作者说,她所采取的研究路径旨在“离开民主党总部和杰克逊、道格拉斯、卡尔霍恩这些有系统观念的大人物,去描绘那一代民主党人如何学会像这一信念的一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以此为政治史上的这一幕提供一个平衡的画面”。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普通人的政治价值、态度和情感不同于精英,而且也独立于精英,在政治世界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再则,政治文化领域始终存在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民众和精英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众内部的不同群体中间。

   诚然,强调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乃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强调过头以致抹杀精英政治文化的地位,就会导致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偏误。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统治者通常把自己的价值和情感灌输给或强加于被统治者。罗德明也谈到,根据符号学化的“通信理论”,精英操纵象征符号,而大众则对象征符号进行解释并或多或少地作出回应。这就是说,以统治者为主体的精英政治文化实际上经常居于主流或主导地位,对大众政治文化产生影响,以致两者产生诸多“交叉重叠的共识”。因此,在大众政治文化的研究中,须力避刻意抬升大众政治文化的地位,更不能把它置于同精英政治文化截然对立的状态。

   3. 政治亚文化研究

   除了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区域、种族、族裔、性别和宗教的分歧同样投射到美国政治文化中,由此产生多种亚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而且它们之间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或犬牙交错。美国政治史家就不同的地区(如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区域(南部、北部、大平原)、群体(族裔、移民、女性)和宗教(天主教、新教)的政治文化进行探讨,形成了政治文化史领域的亚文化研究。

   在《从杰斐逊到尼克松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一文中,罗伯特·凯利把区域、族裔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亚文化类型加以区分,就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演变作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在他看来,反英和独立战争时期不同政治立场的形成,在政治文化维度上带有显著的亚文化分歧的特征:在安立甘派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人们对帝国的认同更为坚定;在新英格兰这种主要由“外人”(即在母国受到排斥的人)居住的地区,人们对帝国怀有不满和疏离的情绪;南部种植园主因其自由情结和对帝国事务的不满,也形成了某种“外人”心态;苏格兰、爱尔兰人天然带有反英情绪,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控制了中部各殖民地,推动这些殖民地脱离帝国。可见,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外人”心态,对于独立运动的进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基于地域、族裔和宗教的政治文化分野,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长久的韧性和连续性,后来又与政党政治交织在一起,对美国政治变迁产生了“界定性”和“塑造性”作用,在某些历史关头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凯利关于政治文化亚文化类型的看法,触及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地理、人口、族裔、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复杂性,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造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

   美国辽阔版图上纷繁的地理差异,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联。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地域(section)和地区(region)有着自己的政治文化,它们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异同互见,而且联系密切。有学者基于地理差别区分了三种“政治亚文化”,分别以个人主义、道德主义和传统主义为突出特征;正是这种以地理分布为特点、受到地方条件改造的政治文化,为美国的区域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且,正如同国与国的边界一样,美国内部州与州之间的法律边界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边界,使得各州在政治文化上呈现鲜明或隐晦的差别。另有学者以税收为切入点,揭示18世纪中后期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政治文化的差异:虽然其政治文化均以共和主义为特征,但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偏重共同体”和“自由至上”的区别。还有学者基于地方政治来讨论内战前30年间密西西比州的政治文化,发现当地政治领导人和普通选民都习惯于把政治视作个人的事情,因而其政治文化并未建立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反政党”特征。这种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把密西西比同上南部和北部区别开来。还有一些学者把考察的视点下放到县一级政治文化。有一篇文章论及,弗吉尼亚殖民地时期不同县的居民对待政府、政策和官员的态度与期望,往往因具体的情势而出现差别。另有一本书讨论殖民地时期至内战前马萨诸塞内地的伍斯特县居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发现其中既有共和主义的内涵,也有自由主义的特征,而且两者交融无间,只是在1780年以前,哈林顿式的共和主义居于主导地位,而此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则成为主流。

   族裔、性别和宗教与政治文化的相关性,同样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据有的政治学者研究,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族裔对于政治态度发挥很大作用,进而影响到公共参与;而且,对于各个层次的参与者来说,族裔的影响甚至大于社会经济地位。这种观点同李·本森等人早先提出的“种族—宗教模式”可谓桴鼓相应。以女性为主角的政治史家还提出了“性别化政治文化”(gendered political culture)概念,以标示妇女政治取向的特点。琳达·克尔伯、凯瑟琳·斯科拉等一大批妇女史家,都对妇女政治文化的研究有所推动。另有文章探讨宗教信仰在林肯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性,论述了林肯本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表态,以及共和党关于林肯宗教信仰的宣传和道德形象的打造,以此证明福音新教对于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作者进而断言,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宗教和政治之间并没有一道“高高的篱笆墙”。

   亚文化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否认美国存在某种更大的政治文化,而只是颠覆了美国拥有某种纯一而同质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神话,勾画出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和冲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类论著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互补或纠偏的作用。不过,研究者如果缺乏比较的眼光,忽略联系和影响,孤立地看待各种政治亚文化,就难免招致“碎片化”的批评。

   4. 新文化史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政治文化研究,都受到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滋养,都关注文化对于政治的说明和阐释的功能。美国史学界最早采取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学者,即从阐释人类学取法,把一个政治社会在特定时代盛行的价值、情感和态度视作意识形态,而且不再单纯把人视作观念的制造者和操纵者,同时也看成是观念的受制者。换言之,人既生产和利用观念,同时也受到观念的制约乃至塑造。因此,政治文化史研究需要从观念入手来理解和阐释行动的意义。显然,这种理念相当接近“新文化史”的旨趣。

   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苗头。有学者借鉴阐释人类学的理论,不仅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自主的面相或维度,而且从象征主义视角将它界定为“政治生活的意义”。罗德明也对以往的政治文化研究提出尖锐批评,力主重新界定政治文化,视之为一个“符号学系统”(semiological system)或“政治象征符号系统”,并采取“象征主义”路径,借助符号学方法以解析这个系统的意义。另有学者提议借鉴人类学中的“隐喻”和“表征”的概念,采用“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 )的方法来对待政治文化。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把政治文化视作政治生活的“意义”或政治的意义方面,倡导借助“深描”方法来揭示政治文化的意义结构,可以说属于“阐释主义”的研究范式。它所质疑和挑战的对象,乃是基于调查数据和量化分析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研究范式。“阐释主义”范式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定之上,即人类活动的特点本身就是阐释性的,因为由人际交往构成的世界乃是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政治学界出现的这一套理念和方法,同新文化史可谓不谋而合;而此时美国政治史家也卷入了新文化史的潮流,依循“阐释主义”路径来拓展政治文化史的领地。

   政治世界的语言、仪式、符号、图像、物品等作为象征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从中可以探查到那些“习焉不察”而又具有基础性的“信念”和“态度”。而且,这些“信念”和“态度”对于政治行动和政治变迁的作用,也通常采取隐秘不宣的方式。对于政治社会的普通成员来说,他们对权力和秩序的态度,关于自身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的想象,尤其常见于行动、仪式和其他象征符号之中。只有借助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处理这类题材。

“自由”无疑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最具塑造力的“信念”。美国史学名家戴维·费希尔认为,以往关于“自由”的历史研究,采用“文本—语境法”等方法,著述甚多,但据此讨论的“自由”却同千千万万普通人没有什么关联,因为普通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一系列的文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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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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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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