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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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正是由于在材料上受到如此复杂的制约,较之其他研究方式,政治文化史需要更重视语境主义的意识,更倚重语境分析的方法。

   政治文化史同政治思想史一样,特别偏重文字史料。这类史料不仅直接表达或包含“信念”和“态度”,而且留存的数量一般也多于非文字史料。美国政治文化史家所使用的文字史料,主要不是个别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而是众多政治行动者留下的小册子、演说、公文、报刊文章、日记、书信、立法辩论和审案记录之类。这类史料“制造者”的生平事迹大多史不具载,无从稽考,而它们的产生又往往带有具体的意图,在目标和对象上也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加以语言和语义已发生巨大变化,因而其含义往往无法直接从字面获取。进而言之,其中包含的“信念”和“态度”,哪些是真实的表达,哪些又是刻意的宣传和掩饰,更是难以从字面来分辨。

   以往许多史家并不相信政治言辞包含真实的想法,认为它们往往是掩盖真实动机的烟幕或辩护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语境,也缺少历史语义学的解读技巧。如果对言说者的处境以及言说的方式、作用的对象、言说的意图作出细致考辨,史家就有可能把握政治言辞的真实含义及其作用。贝林和伍德等美国史家借助语境分析和历史语义学方法,竭尽所能地发掘政治言辞的“原意”,提供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启示。他们发现,发表在报纸上的言论和记载于日记里的想法,公开讲话时表达的观点和同密友交谈时流露的看法,用于公共宣传的辞令和同知情者交流的意见,相互之间的差别是不言自明的;因之必须深入了解其语境,并把出自不同语境的材料加以比对,方可约略窥见这些言辞的真实含义,并揭示它们与行动的实际关联。不过,“还原”真正的语境终非易事,因而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方法也有难以摆脱的限制。

   5.“个体性谬误”的陷阱

   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文化,一般通过纷繁多样的载体或媒介(言论、仪式、口号、象征物)得到体现。一个时代可能有某种政治文化的总体趋向,但不同群体、不同的政治行动者在政治价值、情感和态度方面,又往往表现出各色各样的特点。如果说研究政治思想可以依靠固定的文本,并明确地知晓其作者和写作动机,那么探讨政治文化则不得不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而且经常无从得知言说者的姓名、出身和背景。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政治文化研究者难以掌握所有的言论,也不可能均衡地对待每一个言说者,往往只能依据一人或数人所表达的观念来推测“时代精神”的大略。这样就无可避免地陷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个体性谬误”(individualistic fallacy ),即以通过观察较小单元获得的经验数据来对较高或较大系统作出不正确的推论。

   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可谓一部公认的美国政治文化史经典,可是,在美国学者爱德华·康特里曼看来,伍德写作的路数有点接近美国思想史前辈学者佩里·米勒,往往把所引材料的作者假想为同一个人。其实,这只是政治文化史研究无从避开的第一个困境。更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还不得不把这“同一个人”的观念视作共同体乃至时代的政治取向的表达。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说,这种方法涉及如何判定个体言论的代表性。另外,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发表的言论,是否可以被嵌入同一幅政治文化图景,也是大可存疑的。在这些地方,的确布满了“个体性谬误”的陷阱。

   在谈到研究美国辉格党政治文化的方法时,丹尼尔·豪称他自己特别重视不同个体的传记,即具体讨论辉格党内一系列人物的“政治观念”;尽管每一个体都不能完全体现其身处其中的文化,但都提供了自己的版本;把许多这类版本合在一起考察,即可对该人群的文化模式作出综合性表述。他还说,这种方法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就像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访谈一些“信息供给者”(informants)一样,他选取一些辉格党内的“信息供给者”来探究辉格党的政治观念。这种“集体传记法”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也面临“个体性谬误”的风险,因为用于归纳群体文化模式的个体,永远少于作为归纳对象的群体。这似乎是政治文化研究(无论是政治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无法跳出的方法论困境。

  

   三、美国政治文化史的发展趋向

   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综合当时已有的政治史研究文献,简略而条贯地梳理了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脉络。罗纳德·佛米萨诺也概要评述了截至20世纪末美国政治文化史起伏不定的历程。概括来说,美国史家对历史中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涉及的课题形形色色,采用的方法五花八门,解释方式和基本观点也各有千秋;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

   1. 精英政治文化研究

   在政治文化研究问世之初,美国政治学家并未意识到政治文化有精英和大众之别,他们把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取向都纳入某种共同的全国文化之中。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政治学理论关于“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才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区分。那些研究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学者往往侧重精英政治文化,因为这些国家大多存在领导危机,同时缺乏关于大众政治文化的可靠数据;而专门研究发达国家的学者则更关心民主的运转,自然而然地把眼光投向大众政治文化。两种研究路径在工具和方法上也出现分殊:研究精英政治文化通常采用“解读意识形态”、“刻画操作符码”、界定政治行为背后的“精神和算计”等技巧,而研究大众政治文化则倚重调查研究和测度公共舆论的方法。

   有政治学家把“精英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系统领导人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习惯”,或者更简洁地说,就是“精英的态度”。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精英政治文化不一定就是“官方政治文化”,但两者经常有重合的地方。在美国史家笔下,精英政治文化一般体现为政治领导人或其他精英的“意识形态”,因而同政治思想史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既研究单一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心理和思想,也讨论作为群体的精英的政治态度。一般来说,这类研究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以精英的政治言论作为题材和材料的来源;其二,主要依靠思想史的方法来解读文本和言论;其三,基于精英的政治“态度”来界定政治文化的主流和政治变迁的趋向。

   但是,研究精英政治文化的史学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罗伯特·凯利谈到,研究精英政治思想的“旧”政治史,在同研究大众投票行为的“新政治史”结合以后,可以产生新的成果。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的确可以看到这种结合的痕迹,即把精英言论置于大众政治行动的语境中解读,以此越出政治思想史的藩篱。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精英的政治信念更加复杂和微妙,最好的研究方式是通过面对面地与政治领导人做系统的交谈,认真倾听和解析他们所说的话。但是,历史学家却没有采纳这种研究方法的便利,其替代的途径是全面而细致地研究精英领导人留下的日记、书信、演讲、谈话以及相关活动,也就是按照历史学的规范来运用前面提到的“解读意识形态”、“刻画操作符码”、界定政治行为背后的“精神和算计”等技巧,从言论和修辞中探知精英的“信念”和“态度”。

   前文提到的美国政治文化史的两位开路先锋,都以研究精英政治文化而闻名。霍夫斯塔特的《改革的时代》一书,对“象征性表达和象征性行动的功能”作了出色的探讨。他把改革运动视作对急剧社会变动的一种心理调适方式,运用“地位革命”的命题来诠释中间阶层对待社会变动和发动改革运动的心理机制。该书的副标题“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毫不含糊地标明,它所关注的是政治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风格,因此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诸如威廉·布莱恩、路易斯·布兰代斯、罗伯特·拉福莱特、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全都是具有全国性声望的精英领导人。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侧重从革命者的内心世界来探究革命的由来。他笔下的革命者其实仅限于革命领导人,多数人的职业身份乃是律师或牧师。他们关于自由、权力、腐败、奴役的认知,对英国政治和帝国体制的态度,对殖民地未来的期望和担忧,特别是母国的殖民地政策调整带给他们的“真实的恐惧”、“真实的焦虑”和“对真实危险的感觉”,最终凝结为关于“英语世界剥夺自由的阴谋”的想象。正是这种强烈的焦虑和恐惧促使他们起来反抗母国的统治。概而言之,在殖民地精英的政治“信念”和“态度”中,蕴含着美国革命起源的“奥秘”。

   另外还有几种研究精英政治文化的论著值得一提。丹尼尔·豪着重研究12 个辉格党领导人的政治思想,以此呈现美国辉格党的政治心态。他说,自己所选取的这些人物均符合两条标准:第一,他们是“对界定辉格党的活动和范围有影响力的人”;第二,他们是“最能为辉格文化提供洞见的人”。根据第一条标准,他选择的是男性;而根据第二条标准,他挑选的则是那些“能言善写的自觉的代言人”。虽然他尽可能留意这些人在背景、职业和地域上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但并未超出辉格党党内精英的范围。埃里克·方纳的成名作《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人》,讨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即共和党对于当时美国(北部和南部)社会的认知,以及关于国家未来的看法。在他的笔下,上述“认知”和“看法”的表达者并不是共和党的普通成员,而是其领导人和代言人;他们的演讲、书信以及其他作品,构成了该书的基本史料。乔安妮·弗里曼则从“荣誉文化”入手,讨论“荣誉符码”如何规范和引导精英的政治行为,如何影响全国政治和政府的运行,以及如何为政治辩论和权力竞争提供逻辑,于是把荣誉和民主、共和主义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有特色的政治文化研究方式。作者自称,她的研究旨趣在于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着眼,重新讲述若干广为人知的故事,通过解读政治精英的“心灵景象”(mental landscape ),为理解他们的政治选择和决定提供自出新意的文化路径。此外,以某个政治代言人的思想和信念来“管窥”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也是精英政治文化研究常见的方式。有一篇文章讨论所谓“杰克逊民主”代言人威廉·赖格特(William Leggett )的政治思想,以此辨析杰克逊时代政治文化的特点究竟是个人主义还是包容性的平等至上主义。

   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的变动以及美国史学风气的转换,对精英政治文化的研究难免受到批评,甚至被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据有的美国学者所说,“文化”概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平等”,即不同的人对于文化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到政治文化,精英领导人的政治“取向”通常具有更大的政治分量和影响力。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世界的实际,但是这种实际往往使许多民众主义史家深为不快,甚或难以接受。研究过往的精英政治文化,对于理解具体历史时期的政治变迁,无疑具有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轻视或贬低精英政治文化,排斥或歧视对精英政治文化的研究,同忽视或轻视民众政治文化及其研究一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成见,而且必然导致学术上的偏误。不过,美国史家的精英政治文化研究也的确存在一些欠缺。如何基于“事实关联”揭示精英观念与大众态度或公共舆论的关系,如何避免片面关注或过于强调精英的作用而落入精英主义的窠臼,诸如此类的问题曾让一些美国政治史家进退失据,饱受诟病。

   2. 大众政治文化研究

关于大众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美国政治文化史的精华,而且一度反映了美国政治史乃至整个美国史学的新进展。把大众政治文化纳入史学的考察范围,不仅涉及政治和史学观念的转变,而且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加精湛的治史技艺。其最大的制约来自史料。涉及大众政治文化的史料不仅相对稀少和零散,而且不同于史家长期所熟悉的形态。一方面,普通人不善于写作,其观点和想法很少直接形诸文字,因之多数文字史料出自统治者和精英的笔下;对于这类史料,必须深究文本和语境的复杂关系,方可从中解读出可靠的信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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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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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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