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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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术语的问题,而牵涉研究对象、材料、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方面的许多差别。政治思想史讨论的主要是少数思想家在书斋里阐发的观念(通常是成体系的理论),或者是少数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主张;而政治文化史则关注历史中众多的政治行动者(主要是政治共同体的普通成员)的观念(通常是“想法”和“态度”)。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史重视理论的原创性,主要探究理论的内涵及其形成、演变和传承;而政治文化史则把观念当作意识形态,阐释其塑造、规范、限制、强化或说明行动的功能。在政治思想史的框架中,观念是言说的结晶,与行动分属不同的层面;而在政治文化史的视野里,观念和行动往往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言说本身既是行动,又为行动提供辩护或说明,即便没有言说的行动背后也有特定的观念。而且,政治思想史强调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指引和启迪,往往把政治行动视作可以预期的理性逻辑的展开;而政治文化史则重视信念、情绪和态度对群体行动的塑造或限制,这样就使行动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政治思想史所处理的是为数有限的理论文本,是线索清晰而条贯的精英思想,而政治文化史所面对的则是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说,以及蕴藏于非政治、非文字性文本中的政治取向。佛米萨诺说,政治文化由那些“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东西”所构成,因之在研究中就必须依赖“大量关于共同体生活的地方资料”。这样的资料大多不是思想理论作品,而是多样而驳杂的史料,其中包括仪式、节庆和其他象征符号。

   一言以蔽之,政治文化史至少是一个大于政治思想史的领域,只是两者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有些取法于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或许可以纳入政治文化史的范畴;有些政治文化史研究者也喜欢把自己归入“思想史”的阵营;有些贴着“政治文化”标签的历史著述,其实际内容与一般思想史大同小异。但是,政治文化史毕竟包含政治思想史未曾涉猎或无法处理的题材,尤其是政治社会普通成员的政治价值、情绪、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有学者论及心态史与思想史的差异,称前者关注普通人,既研究普通人创造的东西,也研究普通人对高级文化的接受。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描述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区别。

  

   二、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

   以政治文化研究闻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豪指出,研究“思想史”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通常面临三组问题的困扰,即“思想”和“行动”的关系,“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以及“理性”诉求和“情绪化”诉求的关系。他宣称,在他自己研究的课题中,这三组二元对立的问题都是不成立的。其意思是,他的课题属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范畴,因而避开了思想史的难题。其实,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中,这三组问题并非不存在,而只是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中牵涉的方法论问题或许更为复杂。

   1. 政治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就存在形态和被感知的方式而言,政治系统可以区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维度。前者包括政治结构(政府、法制、政党、官职)、政治制度(宪法、法律、政治习惯、行为方式)和政治事件(选举、立法、执行、协商、抗争、改革、革命),后者则指针对政治或与政治相关的价值、信念、情感、态度和思维方式,也即政治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前者是相对可见的,类似于文化史家所说的“硬问题”;后者的形成、变化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均离不开心理机制,因而属于“软问题”的范畴。

   政治文化研究名家西德尼·维巴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政治学家长期关注的是“正式的政治制度”,当讨论何以有的政治制度成功而有的失败时,他们也采取制度分析的路径,考察其制度的构成和运行方式,或者探讨政府结构以外的制度(如政党和利益集团)所发挥的作用,而文化因素的意义完全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的眼光就是要超乎政治结构之外,探究“信念”(beliefs)如何“影响人们在这些政治制度之内行动的方式”。按照政治学研究的经典方式,政治文化在政治系统中既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 ),也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 ),而且前者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多数研究聚焦于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或政治发展的影响。

   这种方法论取向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作为“自变量”,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制度、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产生影响,甚至具有因果效应,因而只有充分重视政治文化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或说明制度、行动、事件的由来和方式。不少美国史家倾向于强调政治文化在政治世界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戈登·伍德研究美国革命的政治文化,旨在阐释美国共和政体创建的思想逻辑和历史意义。他开篇即引用乔尔·巴洛在1792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其大意是,人们有什么样的“思想习惯”(habit of thinking ),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生存状况;正是由于美国人具有相信“所有人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习惯”,才有美国革命,其自由才得到维护。伍德称这正是他要探讨的主题。他进而指出,以往史家在美国革命和制宪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不足,均源于未能理解革命一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性。艾德蒙·摩根则认为,任何统治体制都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服之上,为了达到让被统治者认同和服从其统治的目的,统治者总是致力于制造一种“使人相信”(make believe )的信念,并努力使之接近于政治世界的实际以增强其可信度;无论是君主的“神授权利”还是“人民主权”,都不过是这样一种“使人相信”的“虚构”,其目的均在于使人数居多的被统治者服从人数甚少的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休谟所说的“意见”(opinions)为主要形态的政治文化,对于统治秩序的形成和巩固来说,就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自变量”。

   政治文化作为“因变量”,则不仅受到政治结构或政治行动的影响,而且同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系统发生密切关系。一种政治文化必然嵌入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同时又属于特定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而政治也同样处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中,于是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就变得错综复杂、缠绕扭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或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对此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信念绝非只同政治有关,而且也弥散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例如,美国人对于“平等”的崇奉,不仅对他们的政治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而且也直接作用于一般的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家庭生活、性别关系和族裔关系。反过来,许多作用于政治的价值或情感本身可能并不具有政治性。例如,荣誉观和地方情感本身并不属于政治领域,但是政治领导人的荣誉观会影响其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者的地方情感也会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政治选择中。因此,不可孤立地研究政治文化,而必须把它同制度和事件放在一起探究,并且还要充分考虑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例如,佛米萨诺对革命后半个多世纪马萨诸塞政治文化变迁的讨论,即结合政党组织结构、党派斗争、选举、政府政策、工人运动乃至社会发展而展开。

   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实践来看,仅仅关注政治文化的“因变量”一面,难免忽视其自主性;而过于强调其“自变量”的一面,又容易落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阿尔蒙德早年的研究暗示,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后来他也悄悄修改了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解,称他和维巴并不认为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因为“信念、情感和价值对政治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这些信念、情感和价值又是社会化经验的产物”。换言之,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是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特定的政治结构需要与之匹配的政治文化才能维持和运转,而特定的政治文化也是与之协调的政治结构培育和维持的结果。

   归根结底,这种“自变量—因变量”或“作用—反作用”的考察模式,其出发点乃在于通过政治文化来说明、解释或理解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这无异于默认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具有某种依附性,而政治文化研究也主要是一种解释工具,必须有补于说明、理解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才有意义。不过,阿尔蒙德早年也曾说过,政治文化乃是“与文化有区分的部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家更是大力强调政治文化的独立性,把它视作一个自主的过程,既不是文化的附属物,也不是政治的文化侧面,而是政治世界中自成一体的一个领域。换言之,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解释性变量”,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史也应当而且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拥有自己的题材、方法和问题意识,也能产生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突出政治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要把它同政治结构或社会变迁割裂开来,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史研究可以撇开政治结构或社会变迁。

   实际上,无论在美国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政治文化研究通常都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考察政治文化本身,即特定政治社会或群体的政治价值、认知、情感的内涵和特征;其二,说明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或政治文化在政治变动中的作用和意义;其三,探讨政治文化的习得、养成和传承,如政治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政治社会成员中的代际传承,个体政治信念的获得和政治态度的形成,以及不同政治社会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联系和影响。不过,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政治文化都不是一个均衡的体系,其中有一些“信念”和“态度”居于主导乃至支配地位,而且即便这些具有主导性或支配性的“信念”和“态度”, 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精英领导人那里,也不是一种同质而纯一的状态。因此,政治史家在讨论政治文化在“政治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时,不得不审慎对待其中包含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2. 非理性因素的意义

   在政治系统中,连接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的纽带,无疑是作为“政治角色”的人,也就是政治社会成员。历代史家并不否认人的观念和心理对历史运动的影响,只是他们通常相信这些起作用的观念或心理,理所当然地属于理性的范畴,有着清晰而合理的逻辑。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揭示了非理性因素的机制和意义,这对于历史学家关注和考察历史运动中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因素,具有启发和指引的意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诸多领域和题材上都显示出惊人的开拓性和预见性,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明确指出,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社会广泛存在的“绝望、暴怒、冲动行为以及情感突变,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过去。但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只有虚假的廉耻心才允许人们悄然放过它对封建欧洲各种政治事件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做研究”。他的这段话里有三点值得特别留意:其一,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其二,研究非理性因素并不是传统历史学的强项;其三,不考虑非理性因素就无从真正理解历史运动。

普通人(尤其是以群体聚集的普通人)的政治态度中确实充满非理性情绪,诸如焦虑、恐惧、冲动、偏见、爱恨、恩怨乃至疯狂等;在理性主义者眼里,这些都属于“激情”(passions)的范畴,在现实政治中乃是需要防范的破坏性因素。只有在“政治文化”概念出现后,它们才被提到研究日程的适当位置上。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曾感叹,在他个人所处的时代,历史学家看待美国政治的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以往史家认为人的政治行为(投票)和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基于对经济利益的合乎逻辑的考量,而现在人们发现,在公共生活中释放并发挥作用的力量,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情绪性的;不仅是经济的和实用的,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凯利的老师霍夫斯塔特的学术经历,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霍夫斯塔特最初依循“进步主义史学”的路径,相信人的政治行为都是理性的,其背后存在的力量主要是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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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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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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