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 次 更新时间:2020-08-24 2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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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  

   晚清时期,有八成的西学书籍是在上海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出版的,而全国有95家翻译出版西学的机构,其中有56家设在上海。一些传统无法通过审查的书籍,却得以由位于租界的新出版机构来刊行,与新式机器印刷相呼应,清末民初的上海出现了既不属于教会,亦非官方出版机构的民营出版机构,这些独立自主创办的民营出版机构,或由民营集资,如商务印书馆;或从传统书业转变而来,如金粟斋;或由新式知识人创办,如小说林社等;或完全运用新的管理理念,或部分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品牌意识。与传统出版不同,民营出版机构不仅像江南坊刻一样非常重视经济效益,更非常重视书局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20世纪初采用股份制的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集编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组织系统,至1930年代已形成了一处(总务处)、四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研究所)的庞大而完整的新出版网络体系。其中,在上海设有五个印刷厂,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支馆36处,附属机构有东方图书馆和尚公小学,堪与同时代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企业相媲美。由此而形成了出版界大生产和编辑印刷高度分工的企业管理形式,具有高度的“现代性”,成为各种不同知识交流和思想交换的枢纽。

   上述这些现代出版机构,可谓给文化人提供了未曾有过的文化舞台,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报人、编辑和自由作家的知识群体生存平台,他们能够依靠书局、报社提供的薪酬、版税和稿酬等保障自己属于个体主义的创作及翻译等文化工作。可以说,没有这么一批具有共同文化认知并有着类似价值观念的出版编辑者群体,也就无法形成上海出版业历史进程中的强大合力和动力。清末民初上海出版业所出现的新技术、新内容、新载体形式和新管理模式四大因素,是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出版革命”发生地的标志。新出版在上海发展的若干年间,上海书业形成了“现代出版”高地,同时引发了急剧的书业变革,也为近代中国新思想的传播和新知识普及开辟了新的天地。

  

   五、江南书业的东移与上海“现代出版”重心之形成

   有学者较早注意到上海新式出版业兴起与传统江南书业的关系,并认为不能把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兴起描述为仅仅是一个西法机器印刷在中国从无到有的过程,考察上海近代印刷文化需要考察新式印刷文化是如何开端的,同时亦须考察旧文化、旧刻书要地之衰落。19世纪中叶前期,全国出版文化的重心集中在苏州、南京、杭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南文化名城明显衰落,而各种文化思潮、书籍、报刊及国内外重要信息反转过来从上海呈辐射状向江南各城流布。上海印刷文化之兴起,与其说是西式文化中心取代了苏州、杭州等旧的文化中心,不如说是刻书文化重镇由江南城市向上海迁移的结果。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上海是南半个中国特别是江南之财富、精英、流民以及难民的转移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上海的出版机构、书籍市场、读者群和文化消费口味与苏州、杭州、常州等原有的江南印刷文化中心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确实,近代上海成为新出版中心,除了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输入新技术以及文本新内容的输入之外,还与两个地理空间因素的转移有关:一是上文所叙述的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新式译书机构的北上转移;二是作为上海腹地的江南书业向上海的东向转移。可以说,中国“出版革命”以及上海成为“现代出版”重心的出现,是与1860年代开始的书业文化重镇由江南城市向上海转移,紧密相联。

   1843年开埠之前,上海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小渔村,但也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港市,处于江南地区边缘位置。1843年11月17日开埠后,在通商等一系列“突发事变”的推动下,上海快速地走向繁荣,渐渐取代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以上海为枢纽,从江浙南北两线展开的扇形地带,又伴随着上海的节奏起舞而面貌为之巨变。作为近代上海港直接经济腹地的长江三角洲,从地貌地形考察,由里下河平原南缘、河口沙洲区和太湖平原三部分组成,与上海港之间由蛛网般的内河水道直接沟通,是江浙两省经济重心所在,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亦很相近。近代上海港的崛起,即得力于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导言》,P1—2)。正如周武在《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一文中所指出的,上海在江南城市群中的边缘地位,随着1843年开埠后中外贸易体制的变更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和最重要的通商口岸。至1860年代后期,如《北华捷报》所言:“对外贸易的心脏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上海已开始在边缘缔造中心,以往上海“城中慕苏、扬余风”,在开埠之后一变而为苏、扬来沐海上之“洋气”。显然“洋气”取代“苏、扬余风”,也意味着杭州、嘉、湖、甬、绍、苏、松、常、镇、宁十府的“江南”,逐渐变成了“上海之江南”。从“江南之上海”到“上海之江南”,上海城市地位的变迁及其所牵动的江南区域版图之重构,可以说是中国区域近现代历程中最抢眼的历史事件。

   开埠前的上海,虽享有“小苏州”、“小杭州”之称,昭示着苏杭之繁华,但始终处于江南的边缘,表明上海是这些地区的附属。换言之,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来看,此时上海的书业可以称为“江南之上海”。中国刻书有几大系统:官刻、坊刻、私刻(家刻)和院刻(书院、寺院刻书)。明清时期的上海,未见官方刻书机构,似乎也找不到坊刻,或有提及的明中叶在上海大东门外创办的“黄文正书店”,也是属于云里雾里的那种。据江澄波《江苏刻书》的统计,明代上海地区私刻仅有53家,而清代一家也没有。许静波指出,上海开埠之前,无足够的藏书资源,仅有书籍销售业,实难以支撑严格意义上的书业。沪上的部分书店从苏杭等地的雕版书局购书前来贩卖,是一个承售地,尚无本土书籍生产,甚至名局大号少有在上海设店分销,所谓书店寥寥三四家而已,如四牌楼、大东门等地的淞韵堂、文政堂。所销售者为私塾用四书、五经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描红簿》,以及医卜星相等书。

   从边缘到中心,上海城市地位之变迁,既得益于开埠,也与江南地区的战乱有关。首先,太平天国战事是导致江南大量书坊和私人刻书业向上海东移的重要契机。其次,太平军战争平息后,江苏学政鲍源深在给清廷的上疏中说,“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如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浙江巡抚马新贻奏称,“浙省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澜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由于深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江浙地区大批的读书人纷纷涌入上海。因之,南京、苏州、湖州、杭州刻书业在晚清开始向开埠后的上海转移。最典型的是苏州刻书业,如太平军攻陷苏州,大批桃花坞画店和印刷工匠为避战乱纷纷逃往上海,落脚在上海老城区邑庙旁的小校场(今旧校场路)一带。今店名可考者,有飞影阁、三兴斋、久和斋、筠香斋、彩云阁、爱莲堂、孙文雅、吴文艺、赵一大、吴太元、老文仪、孙茂记、周兴、源兴、泰兴、新昌等,形成了所谓的“年画街”。而且在题材上也有了很大转变,从《闹新房》、《新刻虎丘灯船胜景》到《海上名园张园》、《新刻铁路火轮车》等。

   书业史上的典型例子是扫叶山房主人席元章之子席威在其父失踪后,选择到上海重新开张,于同治初年在上海城内彩衣街设立分部,称为“扫叶山房南号”;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在租界内棋盘街再设支店,称为“扫叶山房北号”。后来,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棋盘街扫叶山房北号最后发展成为总店。不久,浙江嘉兴的朱记荣校经山房和江左书林还一度曾与扫叶山房联号,表明迁至上海后扫叶山房事业蒸蒸日上。至清光绪八年(1882年),扫叶山房刊印书籍达上千种。同时,该社还采用了当时在上海出版界流行的石印技术,自清光绪、宣统至民国初年,发行石印书籍多达490余种,重要的有《四史合刻》、《百子全书》、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历代诗文集、词集、诗话、传奇、小说、书目、法帖及医书等。这些转移到上海的江南书坊,一方面仍刻印和石印古籍,另一方面开始大量刊印新学西书,如扫叶山房刊印过《陆操新义》、《黑蛮风土记》、《英话注解》、《万国舆地图》等。或有直接将上海作为原总书局的分支,如蒯光典南京金粟斋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在上海正式成立“金粟斋译书处”;1902年成立于宁波的新学会社,1903年就将总发行所迁到上海,之后也将出版重心移至上海。这些转移到上海的出版社都是以出版新学西书而闻名遐迩。

   19世纪中叶以来,大批江南书业商人迁沪,加之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新式出版机构,上海一举成为西法印刷中心、全国出版业中心和最大的图书市场。清末在沪开设的印刷所、书店如雨后春笋,石印有点石斋等56家,铅印有墨海书馆等21家,并率先采用西法印书,而当时在上海流行的铅字印刷有拼合字、香港字、美华字、美查字、商务字等多种。凸版、平版、凹版等先进的印刷方法,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印刷业中普遍地推广和使用。在上海这一都市工业中心的产业结构中,印刷造纸业占有相当的比重。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内共有工厂3421家,工人170704名。其中,造纸和印刷厂有663家,工人17730,工厂数占20%弱,工人数占10%强。据1937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统计,1936年,全国新图书6185种,上海占5721种,达90%以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泰东图书局等无疑是出版业主力。据陆费逵1932年的估计,这一时期书业的营业额约3000万元,商务印书馆约占6/20,中华书局约占3/20,世界书局约占1/20,上海三家大书局的营业约占全国图书销售的一半。不少小书局,如亚东图书馆、神州国光社、辛垦书店、光华书局、南强书局等,也一度成为上海新出版业界的主角。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之后,很快从一个中等县城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重要贸易港口,跃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尽管在近代中国的许多口岸城市中,也有各种出版中文书刊的书局、书庄和书社,但没有一个口岸城市像上海一样出现如此发达的出版群体,形成类如上海一样兴旺的图书市场,上海出版者创办的报刊、出版机构,其数量之多,为其他口岸城市所远远不及。据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从1815—1911年,海内外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上海出版的达460种,占总数的26%。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上海发行的报刊数量,名列全国之首,报纸有《申报》、《时务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苏报》等较为严肃的报纸,以及大量具有浓厚商业市井气息的消闲性小报,如《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笑报》、《笑林报》、《消闲报》、《春江花月报》、《及时行乐报》、《花世界》、《娱闲日报》等。据相关统计,1899—1911年,全国共有中文期刊224种,除去日文出版的59种,以及法文和英文出版的报刊各一种外,由国内出版的共计163种(含香港),其中在上海出版的达69种,占总数的42.3%。连一些属于其他地方性的刊物,如《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也在上海出版。1860年代以后,随着美华书馆迁沪,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西学出版机构的创办,上海很快成为西学出版中心。1900年前出版的567种西书中,434种由上海出版,占总数的77%。1902—1904年出版的529种西书中,有360种在上海出版,占总数的68%。19世纪八九十年代,点石斋石印局、同文书局、拜石山房等出版机构在古籍石印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康熙字典》、《聊斋志异》、《二十四史》、《全唐诗》等,印数动辄10万册。

20世纪初以来,上海成为中国无可争辩的新出版中心。当时出版业特别流行的一句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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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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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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