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永久:作为知识与意向状态的童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20-08-22 1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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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永久  
但事情确实越来越变成这样:在孩子们人生开始起航的时候,我们还能陪他们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等他们考上重点大学,他们的导师经常也能陪他们一起探索这个世界;但就在这两段之间,对世界的共同探索让位于知识学习,大家不再一起读书,而是一起做题,一起受限于一个由考试圈定的世界,把具体的结论当宝贝,完全被功利世界的浅近目光所束缚。

   伯恩斯坦希望学生能掌握“学科的最终秘密”,打破知识边界,摒弃知识崇拜,确立在知识面前的主体地位,最终获得一种“创造新现实的潜力”。但他也发现,只有少数显示成功社会化迹象的学生,才有机会接触一个类似“毁三观”的后续过程。他说,“任何集合型编码都关涉知识的层级组织,因此,学科的最终秘密一直要等到教育生涯很晚的时候才会揭晓。所谓学科的最终秘密,就是指其创造新现实的潜力。事实上,而且很重要的是,学科的最终秘密不是一致性,而是不一致性;不是秩序,而是无序;不是已知之物,而是不知之物。在集合型编码下,这种秘密一直要到教育生涯很晚的时候才会被揭示出来——到那时,也只有对那些已显示成功社会化的迹象因而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这样——只有这些少数人才能真正体验到这种观念:知识是可渗透性的,它的分类是临时性的,知识的辩证法是封闭与开放。对大多数人而言,知识的社会化就是秩序的社会化,现有秩序的社会化,也就是借此体验到这个世界的教育知识是不可渗透的。在此我们难道还有另一种异化形式吗?”[32]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中小学教育都有一种强烈的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但最终造就的只是一种常规科学中的成长。这里盛行的是定论式教学与接受式学习,满足于既定知识的精耕细作,做题代替探索与对话成为核心学习活动,个人的感想与文采成了个体能动性的最高形式,整个的学习过程都只是一种同龄人之间的竞技。这种教学只是致力于将人引向那些确定的结局,帮助学生落实那样一些科学结论的学习,个人的意义建构与表达实践完全被放弃。由此造成的只能是伯恩斯坦所说的对特定社会等级的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知识作为私产而非社会变革力量、对学科的忠诚以及融入不可渗透的现存秩序等。[33]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Nietzsche,F.W.)不屑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悲剧的那样一种提前剧透式的开场白,认为那样会打消人们对剧情与结局的好奇,促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重大的修辞抒情场面”或“主角的激情和雄辩”,其只是苏格拉底(Socrates)“理解然后美”、“知识即美德”等个体化原理的一种体现。[34]但在笔者看来,学习的目的既不是屈从于眼前的功利,也不是臣服于一种不可渗透的学科或理性秩序。当然,也不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基于最内在天性、“浑然忘我”的醉境或生命勃发又精诚团结的状态,“以太一的极乐满足为鹄的”[35],而是展开一种开放式的对话。在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中,苏米也曾意识到,“从小听了很多大道理,可依旧过不好我的生活。”师生单纯忙学业,不再有一起直面鲜活的知识世界的机会,文化快餐完全取代了原汁原味的经典学问,学得再多也于事无补,还将导致知识学习与乐在其中的成长之间的严重对立。说到底,自我的呈现或关系的建立,优先于系统讲述或学习任何一套东西,教学的艺术、有组织的教学和我们的天性与学识,可以以微妙的方式共存。不搞一些不知不觉、没心没肺的活动,学科的最终秘密就不会向我们开启。唯有开放的心态,自我的呈现和敞开,才是童年岁月最好的庇护。而基于先验的善意立场的教育学,不但是一套童年的正确打开方式,还是一种开启智慧之门的生活艺术。

   但学科的最终秘密不仅与个人自身的意向状态相关联,还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笔者曾经做过的一个讲座:“村落中的‘公主’”,就涉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那些漂亮、可爱、乐观上进的农村女孩,被父母与伙伴视为“公主”,也曾深得老师恩宠,但最终没有走上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认为根子在早恋。她们的豆蔻年华,当然少不了种种情窦初开的悸动,就好像徐小凤的《心恋》中所唱,“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充满各种羞涩、想见又不敢相见、想说又说不出口的感觉与互动细节。但这其实是一种成长状态,没有明确的功利,没有不把对方追到手或据为己有誓不罢休的占有欲。只有伽达默尔(Gadamer,H.-G.)所说的那种“观看”,那种纯粹的“理论”生活。[36]不幸的是,“公主们”的身边除了那些读书或观看的优秀少年,总还有一些比较成熟或社会化的小青年,他们是“公主们”第一批公开的追逐者,类似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为了荣誉而竞赛的运动员。在被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地追逐的过程中,“公主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断恶化的道德处境,也逐渐接纳这些“帅哥”身上的那样一种“男子汉气概”。一旦学业上出现任何波动,她们就很可能与那些曾经与之志同道合的“书呆子”分道扬镳,从一种纯粹的相互观看的状态中退出。

   就这样,借助城乡二元体制对“公主们”的约束,那些很早就为名誉、利益或地位公开竞争的社会青年,也就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眼中的“运动员”,最终俘获了这些也曾沉迷于毕达哥拉斯所说的“热情而动人的沉思”的少女“哲学家”。[37]自此,不甘人后的骄傲的“公主们”将发家致富作为新的人生目标,将家庭真正变成了一种乡土中国中的“事业组织”[38]。夫妻之间的感情被牺牲,原初的天真以及对一种悠闲生活的向往被抛弃,因而经常又导致夫妻关系的变故。家庭内部的紧张在孩子们的成长中也再次得到体现,他们持续地再生产了家族内相爱相杀的情感结构。当然,“公主们”由于天生丽质,事业上总体而言还是成功的。但因为把眼前的地位、利益和面子看得太重,最好的结局,经常也只是成功与幸福相对立。

   学科的最终秘密究竟在哪里?要真正进入知识的领域,必须好奇、纯真、向世界敞开、刨根究底、乐在其中、专注、不忘初心。随着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那样一些知识与观念的出现,成人最终与儿童分开,但这并未将他们最终对立,而是更迫切地要求在彼此之间建构一种全新的关系结构,进入一种乐在其中的状态,确保一种交互主体的地位,全身心地投入这样一种探索过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要这样坚持不懈,绝非易事。由此也揭示出,学科的最终秘密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强烈依赖。没有这种强烈的公共意识,我们就只能深陷技巧、功利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的泥淖,我们的童年就只能是一种需要尽快逃离的人生阶段。童年的正确打开方式、教育的根基乃至学科的最终秘密,就这样共同深藏于先验的善意,以及这样一种充满形式善意的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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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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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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