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20-08-20 17: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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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  
“遣使求除授,诏许”,⑥“以百济王余庆为镇东大将军”。⑦

   文周王( 475—477年在位) 、三斤王( 477—479年在位) 处于汉城百济覆灭之后,人名、时间史料记载可辨析之处甚多。上引《册府元龟》记年为南齐高帝建元二年( 480年) ,牟都授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但《三国史记》对应该年为东城王三年。李基东拟定牟都即文周王。⑧

   按《南齐书·东夷传》,东城王( 牟大,479—501年在位) ,“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使兼谒者仆射孙副策命大袭亡祖父牟都为百济王。曰: “‘惟尔世袭忠懃,诚着遐表,沧路肃澄,要贡无替。式循彝典,用纂显命。往钦哉! 其敬膺休业,可不慎欤! 制诏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牟大今以大袭祖父牟都为百济王,即位章绶等玉铜虎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 ”⑨按《梁书》,应该是在永明中。⑩

   武宁王( 501—523年在位) 二十一年,梁武帝普通二年( 521年) ,“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而百济更为强国。其年,高祖诏曰: ‘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 守藩海外,远脩贡职,廼诚款到,朕有嘉焉。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瑏瑡

   圣王( 523—554年在位) 元年,梁武帝普通五年( 523年) ,“隆死,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①

   威德王( 554年—598年在位) 九年,陈文帝天嘉三年( 562年) ,“以百济王余明为抚东大将军”。②

   从《百济武宁王志石》“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的自述来看,百济方面是认同南朝对百济王的官职除授与王爵封册的。从上述南朝所授官号来看,百济在东晋南朝天下秩序中的位置是稳定的。

   据《宋书》卷九七《东夷倭国传》,刘宋时,倭王珍“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倭王武“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试图通过刘宋朝廷的授命,将百济纳入其都督范围。但是对倭王珍,仅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只是在元嘉二十八年,加倭王济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仍然不将百济置于倭国的都督之下。对于倭王武试图都督七国,刘宋朝廷仍然只同意都督六国,将百济排除在外。此时已经是顺帝升明二年( 477年) ,此年为萧道成执政的头一年。可见,宋齐统治者都将百济视为其天下秩序中的重要一环,绝不可能由倭国来都督百济诸军事。

   而且从所除将军号来看,倭国所受将军号为“安东将军”,为三品,直到顺帝时代萧道成执政、寓意 “宝命惟新”才升为二品的“安东大将军”。而百济自建宋以来,一直是二品“镇东大将军”。而且在二品的序列中,“安”低于“镇”。可见百济在东晋南朝天下秩序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三百济“内属”与南朝对百济内部权力建构的参与

  

   从毗有王( 427—455年在位) 开始,百济与南朝的关系具有新的特征。盖卤王( 455—475年在位) 时代,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458年) ,“余庆遣使上表曰: ‘臣国累叶,偏受殊恩,文武良辅,世蒙朝爵。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一人,忠勤宜在显进,伏愿垂愍,并听赐除。’仍以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为冠军将军。以行征虏将军左贤王余昆、行征虏将军余晕并为征虏将军。以行辅国将军余都、余乂并为辅国将军。以行龙骧将军沐衿、余爵并为龙骧将军。以行宁朔将军余流、麋贵并为宁朔将军。以行建武将军于西、余娄并为建武将军。”③

   在宋官品中,冠军将军、征虏将军、辅国将军、龙骧将军均为三品,宁朔将军、建武将军均为四品。 余庆本人为镇东大将军,第二品。上述诸人以余姓为多,这种赐除,显然是以刘宋职官体制来构建百济内部的权力秩序。其结果无疑进一步提高刘宋朝廷在百济国内的威望,进一步强化其“天下意识”。

   这一做法在汉城百济崩溃后,熊津百济重建的过程中,再一次使用。《南齐书》卷五八《东夷传》:

   报功劳勤,实存名烈。假行宁朔将军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国难,志勇果毅,等威名将,可谓扞城,固蕃社稷,论功料勤,宜在甄显。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宁朔将军、面中王姐瑾,历赞时务,武功并列,今假行冠军将军、都将军、都汉王。建威将军、八中侯余古, 弱冠辅佐,忠効夙着,今假行宁朔将军、阿错王。建威将军余历,忠款有素,文武列显,今假行龙骧将军、迈卢王。广武将军余固,忠効时务,光宣国政,今假行建威将军、弗斯侯……

   牟大又表曰: “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行建威将军、朝鲜太守、兼司马臣杨茂,行宣威将军、兼参军臣会迈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着。往泰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寻其至効,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且玄泽灵休,万里所企,况亲趾天庭,乃不蒙赖。伏愿天监特愍除正。达边効夙着,勤劳公务,今假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务不废,今假行建威将军、广陵太守。( 万) [迈]执志周密,屡致勤効,今假行广武将军、清河太守。”

   诏可,并赐军号,除太守。①

   前一段有脱文,从后一段“牟大又表曰”看,应该也是牟大向南齐朝廷的奏表。这两次奏表都在于请求为百济国内臣僚寻求除授。而且文中多次提到“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可见在东城王( 479—501年在位) 时代,任命百济官僚,先有百济王假行职, 再由南朝朝廷除正,已经是惯例了。

   与盖卤王时代多“余”姓相比,此次异姓为多,当是熊津百济重建过程中需寻求多方支持而出现的现象。从官职上看,除了宁朔将军、冠军将军、建威将军、龙骧将军、广武将军、宣威将军等将军号外,广阳太守、朝鲜太守、带方太守、广陵太守、清河太守等地方职官也出现,这些地方官职并非是百济国的地方官府,而是朝廷的地方官府。

   《三国史记》卷二六《百济本纪第四》:

   东城王六年( 484年) 春二月,王闻南齐祖道成册高句丽巨琏为骠骑大将军,遣使上表请内属, 许之。

   上引《南齐书·东夷传》所载,当是这次“内属”的结果。而且出任太守的高达、杨茂、会迈三人,都曾出使刘宋与南齐,“谨依先例,各假行职”,可见使臣因与朝廷交往,为朝廷所了解,故出任朝廷所任命的官职,这些是宋齐以来的传统。《南齐书·东夷传》还记载建武二年( 495年) 前百济打败北魏事。牟大两次上表要求南齐朝廷对有功将领及文官除正:

   臣自昔受封,世被朝荣,忝荷节钺,克攘列辟。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梨张皇,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 由是摧其锐气,鲸暴韬凶。今邦宇谧静,实名等之略,寻其功勋,宜在褒显。今假沙法名行征虏将军、迈罗王,赞首流为行安国将军、辟中王,解礼昆为行武威将军、弗中侯,木干那前有军功,又拔台舫,为行广威将军、面中侯。伏愿天恩特愍听除。

   又表曰:

   臣所遣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兼长史臣慕遗,行建武将军、城阳太守兼司马臣王茂,兼参军、行振武将军、朝鲜太守臣张塞,行扬武将军陈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务,见危授命,蹈难弗顾。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尽其至诚。实宜进爵,各假行署。伏愿圣朝特赐除正。

   第一份表文中“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是表明上一次对姐瑾等人授官的效果,南齐朝廷获得他们的拥护。第二份表文中“在官忘私,唯公是务”,则表明百济对官位的“公”的性质的理解。可见,至少在熊津百济东城王牟大统治时代,由南齐朝廷除授百济官僚不仅是常例,而且其合法性还建立在对职官职事“公”的性质理解基础上。正是这一理解,使得百济与南朝在政治世界中有了共通的可能性。

   再如圣王( 523—554年在位) 时代,“又于大通元年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②大通为梁武帝的年号,百济圣王为梁武帝创立佛寺,这也是“内属”的表现。据Jonathan W. Best研究,圣王十八年( 538年) 迁都泗沘,便是为了选择与中国外交、商业、文化往来更加便利的都城地点,反而将军事防御因素的权重降低。③

  

   四百济与南朝共享同一文化世界

  

   百济在东晋南朝天下中的特殊地位不仅仅表现在官品序列中,更重要的是分享东晋南朝的文化世界。

   ( 元嘉) 二十七年,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①

   《易林》、《式占》均为卜式类书。《隋书》卷三四《经籍三》子部五行类,有《易林》十六卷,焦赣撰; 《易林》二卷,费直撰; 《易林》三卷,鲁洪度撰。腰弩则为当日先进的军事装备,为南朝皇帝侍卫的装备,梁武帝时值宫门的四十九队中便有“腰弩”一队。② 余毗所求皆为应用性的知识与技术,此时为汉城百济后期。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 百济) 累遣使献方物; 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③

   这是在泗沘时期。南朝与百济在物质文化即技术上的分享,以为越来越多的出土实物所证实,④武宁王墓即其显证。⑤ 与今人的想象完全不同,南朝对于文化传播是持保守态度的。

   清光绪末年山东省景州出土《李璧墓志》言及: “昔晋人失驭,群书南迁。魏因沙乡,文风北缺。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观书亡落,恨阅不周,与为连和,规借完典。而齐主昏迷,孤违天意。”⑥此事又见于《南齐书》: “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 ……事竟不行。”⑦南齐朝廷拒绝了北魏孝文帝借书的请求。

   再如永明六年,以行宕昌王梁弥承为使持节、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军仪及伎杂书,诏报曰: “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祕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⑧

   百济在元嘉二十七年所获得的《易林》、《式占》、腰弩,正是宕昌王所求的军仪及伎杂书,齐明帝诏书严禁向宕昌流传的军器、内伎,却早已被宋文帝大方地送给了百济。

   吐谷浑拾寅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⑨

   宕昌王、河南王的官衔多于百济王,其官品也与百济略微对等,然而,无论是出身于羌人的宕昌王, 还是出身于鲜卑的河南王,都无法获得其想要的文化、技术。牟发松先生认为,不予借书,是南朝制度上的硬性要求。?瑏瑠可见,宕昌王、河南王并非受到南朝朝廷的歧视,而是百济受到了非同寻常的优待。 在历史记录上,没有出现过百济所请被南朝拒绝的情况。

   因此,百济与东晋南朝之间,应该已经超越单纯政治、经济利益的交往层面,而深入到文化共同体, 乃至情感共同体之上。《梁书》卷五四《东夷百济传》记载侯景之乱中百济使者的表现:

太清三年,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 既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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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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