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军:论莫言小说的结构形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20-08-04 05: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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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军  
常常谈论构思、叙述过程,或者在作品中对文本进行评价,消除了小说写作的神秘性,提醒人们注意小说的虚构性质。在《酒国》的第四章莫言给李一斗的信中谈到写《酒国》的困难。在第七章给李一斗的信中,莫言说:“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那个鬼头鬼脑的高级侦察员处处跟我作对,我不知是让他开枪自杀好还是索性醉死好,在上一章里,我又让他喝醉了。因为创作的痛苦无法排解,我自己也喝醉了,没有飘飘欲仙之愉悦,却饱览了地狱里的风景。”[10]莫言在给李一斗的信中把自己写作的困难、对小说中人物的处理都写了出来。

   这种把写作过程暴露出来的写法就是元叙事,也称为元小说。元小说就是“在一篇叙事之内谈论这篇叙事”[11],“它采用叙述者和想象的读者间对话的形式”[12]。作者把自己在创作小说时的构思、创作过程等告诉读者,具有消解叙事真实性的作用。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真实被当作创作的最终目的,虚构只是再现真实的手段,它的叙述是隐蔽的。因为一旦暴露叙述,就会使人对小说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千方百计地掩藏叙事行为,以求获得真实性的赞誉。而元小说则有一种反叙述化倾向,故意暴露叙述,有意地把叙事行为作为叙述对象,在小说中公开讨论如何构思、叙述、人物安排、叙述进程等,就是为了消解所谓的真实性。莫言在给李一斗的信中,大谈自己写作《酒国》的困难、人物的处理等,就是在提醒读者小说叙事的被虚构的性质,使读者不要把小说的内容当作真实的社会现实和真人真事,以免小说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受到批判。在第二章莫言给李一斗的信中谈到《肉孩》时说:“多亏这是一篇小说,要是您作了一篇这样内容的报告文学,那事情就麻烦透了。”[13]在莫言看来,虚构与写实具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运用元叙事技法也是莫言有意选用的一种创作手法。

   在第四章莫言给李一斗的信中说到自己曾因写《欢乐》《红蝗》后的遭遇。以此来说明,回避真实、强调虚构的目的就在于规避被误读。这也契合了莫言“结构就是政治”的观点。这反而促成了新颖独特写作方式的产生:

   至于小说中写的所谓“吃小孩儿”的故事,应该当成一个寓言故事来理解。为了表现这个故事,我用了很巧妙的表达方式:整个“吃小孩儿”的情节,都是由一个和作者通信的人来写的。《酒国》中有一个人物叫李一斗,是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他写的小说也就是我小说中的小说,我们可以断言这个“小说中的小说”是虚构的。但同时,它和我所写的小说又是浑然一体的。而李一斗这个人物——小说中小说的作者,又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而我自己呢,最后也成了这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融合在一起……没想到这种本来是用于自我保护、为了免受批判而选择的结构方式,结果却促成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写作方式的产生。[14]

   《蛙》中的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谈到他的创作设想、准备工作等,也具有元叙事的性质。从蝌蚪的信中,可以看到蝌蚪既谈论了写作剧本的设想、准备、进度,也说到书信体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并对之进行了评价。这就使叙事的人为的虚构性质显露出来,从而构成了元叙事的陌生化效果。尽管蝌蚪反复说明姑姑的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元叙事的行为本身,却暴露出其虚构的本质。计划生育是过去的文艺创作中从未正面涉及的题材,任何对此敏感问题品头论足,都将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采用元叙事的方式,是莫言为规避写作风险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也形成了新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

   《生死疲劳》中的叙事者,除了蓝解放和蓝千岁之外,还有一个叙述者——莫言。这个莫言既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一个叙述者。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中莫言说:“亲爱的读者诸君,小说写到此处,本该见好就收,但书中的许多人物,尚无最终结局,而希望看到最终结局,又是大多数读者的愿望。那么,就让我们的叙事主人公——蓝解放和大头儿——休息休息,由我——他们的朋友莫言,接着他们的话茬儿,在这个堪称漫长的故事上,再续上一个尾巴。”[15]这时,莫言从幕后直接走向前台,充当了叙述者,讨论小说的结局,同时又将叙述过程裸露出来。这不仅是元小说的手法,还形成了叙述视角的自然转换。小说中的莫言是蓝解放的朋友,作为乡民,他目睹了蓝家、西门家等家族的兴盛与毁灭,但由于只是围观的角色,他的叙述更多的是起到一种补充说明的作用,一些蓝解放与大头儿的叙述中遗漏的且对故事有不可替代性作用的情节,全部由人物莫言的叙述来填充。在第五部讲述蓝解放一家最后的故事时,叙述者莫言就直接将叙述的思路暴露了出来,让读者看到作家的叙述过程。这种“暴露的遮蔽”的写法,使读者在作者故意露出的破绽面前,为作者再一次的“真实”包装所迷惑,从而在对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沉迷不已。从接收效果上来看,莫言插科打诨般地频频出入于小说的叙事之中,“一位叫莫言的作家”“一个叫莫言的人说过”“听说莫言这个作家又……”等类似的语句,不停地将读者从作品的语境拉回到现实境遇中,阻碍了读者流畅连贯的阅读[16]。这种阅读体验与评论家的解读和作者的叙事意图就构成了冲突。莫言说:“书中的‘莫言’不纯粹是一个作家,他的出现是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存在。马原小说中早已有过这样的表达,‘我是一个汉人’这是他的一个品牌。‘大头儿’‘蓝解放’‘莫言’这三者构成三重对话关系,再现了乡村五十年变化的历程。起码,在形式上,这比单一的全知视角要丰富,给读者提供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更广阔,更是对历史的确定性的消解。多角度的叙事对小说的多义性提供了可能。”[17]但是,普通读者却难以理解这种叙事意图,产生隔膜感甚至排拒态度,也只能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读者的接受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原的实验还能给人以新鲜感的话,那么,21世纪初的《生死疲劳》再进行此类探索,已不再新鲜,也就难以赢得读者的青睐而黯然失色了。

   莫言在小说中故意暴露叙述,在小说中公开讨论如何构思、如何叙述,并对小说的叙述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声称小说就是虚构,就是造假,目的就是为了消解传统小说的真实性。中篇小说《红耳朵》在讲述了红耳朵王十千一生的经历之后最后一节,叙述者谈论起了这篇小说的局限,认为:“用这么短的篇幅,如此粗疏的笔墨打发了这么好的一个素材,确实有点可惜。本来还有好多文章好做呀!”[18]于是,谈论起应该浓笔重彩的描写王十千涂红耳朵时的心理过程,可以让王十千目睹王校长和姚老师就义的情景,可以加重王十千在县城三年的描写,还可以把王十千与王百万小妾的关系写得更复杂一些,等等。在小说中公开地讨论这篇小说创作的得失,这就将小说的虚构性质彻底暴露出来。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假装,而元小说就是一种假装的假装。华莱士·马丁说过:

   “小说”是一种假装。但是,如果它的作者们坚持让人注意这种假装,他们就不在假装了。这样他们就将他们的话语上升到我们自己的(严肃的、真实的)话语层次上来。对于伦理批评家来说,作者对他正在假装的承认未被当作严肃诚实的证据,却被当作轻浮、玩闹、文学高级游戏的证据。作者的责任是严肃地假装,而不是严肃地或儿戏地说这是一种假装。问题的关键在这里是整个传统的分类系统:一方面是现实与虚构的区分,另一方面——相应地——是真实与虚假的区分。[19]

   叙述者或小说中的人物在作品中对该小说进行评论,人为地暴露叙述,就是一种叙述的叙述,假装的假装。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把真实作为本质追求,使读者认为小说中的故事就是历史的真实。而元叙事就是要解构这种真实观,把虚构的本质裸露出来,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使读者认识到自己既可以作为主体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可以作为客体存在于他人的虚构中。这也正如卞之琳的《断章》中所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20]在互为主客体中,现实与虚构也在相互转化。

   在当代文学中,马原是第一个进行元叙事实践的作家。早在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中就讨论了小说的构思,关于结构、线索等,在后来的《虚构》《上下都平坦》等作品中也都有类似的做法。元叙事的技法在其他作家的小说创作中也出现过,如潘军的《秋色赋》《流动的沙滩》,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岛屿》等。这种给人以新鲜之感的元叙事,在马原这儿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故事的虚构性质。但这并不是马原的发明,而是借鉴了博尔赫斯的创作经验。博尔赫斯在《巴比伦彩票》《叛徒与英雄的故事》《另一个》《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曲径分岔的花园》等作品中,都谈论过如何写小说的话题。元叙事的创作并非始于博尔赫斯,美国作家霍桑、马克·吐温等在博尔赫斯之前都运用过这种方法。但是像博尔赫斯这样深刻地认识到元叙事对传统小说规范具有颠覆性意义、并努力去实践的作家并不多。中国的许多当代作家就是从博尔赫斯那里开始认识到元叙事的价值的。其实在《红楼梦》中,就具有了元叙事的成分。在第一回中空空道人与那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石头的对话,其实就是对《红楼梦》的评论,消解了真实与梦幻的界线,实现了“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创作目的。

   总之,莫言以诡奇的想象和多种不同的艺术手段出入于各种文本之间,将时空的转换、叙述角度的变化、文本的交叉重叠,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大统合,使各种不同的文体连接为血脉相通、有机统一的整体。在不同文体的反复叙述中,展现出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呈现出事件立体的风貌。莫言作品中的多重文本是由不同层次的叙述者来叙述的,在结构内就形成叙述分层,从而增强了小说结构的复合感。并运用元叙事的方式,暴露出叙述的虚构性质,消解真实,强调虚构,以此来进行自我保护。这种叙事结构的创新,颠覆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促使读者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为当代小说叙事学的发展注入了充沛的元气。

   注释:

   [1]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张学军:《反复叙事中的灵魂审判》,《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

   [3]慕容真点校:《道教三经合璧》,第2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5]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第158页,第1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8]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第63页,第7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7]张学军:《多重文本与意象叙事》,《东岳论丛》2016年第1期。

   [9]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第257页,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

   [10][13]莫言:《酒国》,第255页,第63页,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11][19]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第229页,第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2]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第230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4]杜特莱:《莫言谈中国当代文学边缘化》,《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5]莫言:《生死疲劳》,第547页,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16]温儒敏主编:《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第483页,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17]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见陈晓明主编:《莫言研究》,第178页,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

   [18]莫言:《红耳朵》,《怀抱鲜花的女人》,第177页,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20]卞之琳:《断章》,《卞之琳诗选》,周良沛编选,第5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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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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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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