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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虽然将美国的态度归咎于中共的宣传，认为“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受共党宣传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51，但是客观效果已然显现。在无法获得美国强力支持的情况下，蒋介石无力得罪苏联，因此不得不进一步对苏示好，以改善中苏关系。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致信斯大林，表示“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52。在此情势下，缓和中苏关系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因而成为蒋介石的必然选择。另外，此前苏联就对国民政府在国联会议讨论开除苏联会籍时弃权而深感不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表示:“苏联对华政策仍是一贯，但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时，如中国代表反对，决不致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41苏联甚至怀疑中方此举是西方国家指使的。“岂英法美等国以反对苏联，而允许援助中国抗战，向中国出席代表活动之结果?”42蒋介石如再不采取对苏友好措施，则中苏关系必将陷入更严重的僵局。
首先，亲自致信斯大林表达亲善之意。蒋介石希望通过元首外交改善双边关系。2月3日，他亲拟致斯大林的信函，请即将离华返国的原军事总顾问福尔根转达。在信中，蒋介石感谢苏联自抗战以来对中国的援助，希望中苏继续合作。他写道:“两国为革命国家，无论现在或将来，必为完成世界和平之共同使命而相携奋斗也。”他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国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表示要“努力加强我军队之实力，以期对日作战早日获得胜利”。此外，蒋介石还分析了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认为美国对日政策渐趋强硬，故日本的失败更可预期。53最后一点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可以从美国获得更多援助，对苏联的依赖程度不会如前之甚，故国民政府不会因为苏联的压力而对中共妥协。
应该说，蒋介石透过苏联所传递的关于淡化皖南事变影响的信息，在国共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将相关信息通报给毛泽东。电报指出:“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件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扬。他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491月29日，毛泽东回电表示，“新四军事件不影响国共合作”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其目的是“试图用欺骗手段从英美那里获取资金，而从苏联取得武器装备”，因此中共“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50。针对中共方面的强硬态度，2月4日，季米特洛夫再度致电毛泽东，要求避免内战爆发。电报称:“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51
其次，在外交礼仪中表示对苏联特别尊重。2月23日，即苏联红军创立23周年纪念日，为了对苏示好，蒋介石改变以往不主动到各国大使馆的惯例，亲自到苏联使馆祝贺，“以示隆情”，“亦所以补其往年特邀而谢绝之遗憾耳”52。蒋介石认为，这一举动有助于改善中苏关系。“俄国对我武器与飞机之接济，不以中共之背叛而改变其态度，余亲赴其使馆，祝贺其红军纪念日，未始无关。”41在美国相继通过《租借法案》和罗斯福发表援华声明后，为了防止苏联产生国民政府将疏远自己而彻底倒向美国的疑虑，3月22日，蒋介石特意约苏联驻华使馆人员到重庆黄山野餐，并向他们表示:“美虽对我声援，而我仍重视俄交。”54
再次，尊重苏联军事顾问，继续维持中苏秘密军事合作。蒋介石多次与崔可夫会谈，征询这位苏联军事总顾问的专业意见53。3月16日，他还特意致电顾祝同、胡宗南、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要求加强与苏联军事顾问的合作。电报指出:“应切实与之联络，并加以优待，对其工作须有详细规定。”“凡部队之训练、教育以及作战等事，皆应使其参加贡献意见，并希转饬所属各军师长与之合作，切勿冷淡或歧视为要!”(8)
最后，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隐而不发，忍而不语”。国民党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盛世才主政的新疆缺乏实质影响力，而盛世才本人当时又以亲苏自居，默许苏联在新疆扩张势力。比如，苏联在未经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迪化设立飞机制造厂，在哈密驻兵，“置我主权于不理”。然而，面对所谓“新疆已成为东北”的状况，蒋介石认为“当忍之”。47
蒋介石采取的上述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皖南事变后的中苏关系，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中苏关系再也没有回到抗战初期的状态。尤其是同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两国关系更趋恶化。
总之，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后采取的对苏策略，鲜明地反映出他“友苏而不亲苏”的心态。其对苏应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没有下定决心强硬处置前，针对苏方询问，采取搪塞与回避的策略;在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后，极力向苏方解释，将事变定性为整饬军纪，称其无关政治与党派;在事变结束后，采取若干措施对苏示好，试图缓和中苏关系。应该说，蒋介石的对苏策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苏联和共产国际都要求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要使之破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共关系趋向缓和。
注释
1参见张海鹏:《论皖南事变之善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石建国:《对皖南事变的另一种反应---〈大公报〉、〈申报〉的有关报道评析》，《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闻黎明:《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左双文、何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童自强:《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2(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4(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1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5(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月反省录”，1940年7月3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6(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7(6)《蒋介石日记(手稿)》(“上星期反省录”，1940年1月2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8(7)《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1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9(8)《蒋介石日记(手稿)》(“杂录”，1940年5月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0(9)《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2月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1(1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月反省录”，1940年12月3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2(1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月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永昌日记(手稿)》第6册，1991年印行，第11-12页。
14(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月1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5(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6(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0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7(5)《蒋中正接见崔可夫谈话纪录:探询皖南军队冲突事件》(1941年1月16日)，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300-00042-080。
18(6)参见《顾祝同电蒋中正新四军皖南部队不遵命北渡并袭击四十师据俘官兵供叶挺项英等早与延安定谋移赴苏南建立经济根据地以政工人员展开工作要挟开拔费及弹药等》(1941年1月14日)，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8-120;《顾祝同电蒋中正四十师由苏南调来新四军早已侦悉全军潜赴茂林期于歼灭四十师后急袭上官总部然后会同苏南部队再夹击冷欣部及郎溧一带抗战之国军等》(1941年1月14日)，台湾“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208-121。
19(7)[苏]崔可夫著，赖铭传译:《在中国的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1940-1942)》，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20(8)《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96页。
21(1)《1941年1月15日全权代表潘友新与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22(2)[苏]崔可夫著，赖铭传译:《在中国的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1940-1942)》，第67、66页。
23(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月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24(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25(5)《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通令》(1941年1月17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