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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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后者在工业发展期间的“去内卷化”型式,并由农村过剩劳动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非正规劳动(以及凭借其劳动所得来支撑“劳动与现代投入双密集化”的“隐性农业革命”)。这些变化和迄今对全球化经济中所兴起的巨型“非正规经济”都是直接相关的。正由于此,如今不仅在中国,更在一系列其他的小农经济型的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国家——中大规模兴起的“非正规经济”已经吸纳各地的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城镇劳动力的都直接相关。(黄宗智,2009;黄宗智,2020c)

   与此相比,在成功地建设了类似于恰亚诺夫所提出的纵向一体化农业合作社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却在20世纪后期便已成功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并展示了相当高的社会公平度。它们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要远远低于中国大陆。这就再次说明,恰亚诺夫原先关于小农经济特别需要让小农们自身为其产品提供纵向一体化的加工和销售服务的建议是多么了不起的远见。他的提议虽然(除了在苏联强制进入集体化农业之前,曾经对苏联一半的农民起到可观的作用[Shanin, 2009])后来在苏联没有得到长期实施,却吊诡地在东亚的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

  

   七、中国的未来?

   目前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及其相关法律,显然乃是一种权宜措施,并因此未被纳入编纂新民法典的工程之中。中国的劳动法律在改革四十年间的总体趋势固然是“去正规化”——越来越以“非正规”的“劳务关系”和合同关系来取代之前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律。但是,国家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已经一再确定,中国的法律体系的主导和终极道德理念乃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短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劳务合同关系来取代之前的社会主义劳动法仅是响应国家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化的经济需要的暂时措施,不是政党国家的长远目标。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国家迟早会处理其所认定的“三农问题”的这个方面。(黄宗智,2020b:尤见第8章;亦见黄宗智,2020c)

   我们可以据此来探寻中国的未来发展途径。与以上论析的东亚地区的“发展型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中国如今虽然尚未达到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但无论在经济体制上还是国力上,其潜能实际上都居于“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之上。在经济体制和理论层面上,中国的自我定义乃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 “东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和地区政府而言(对日本的论析见Johnson, 1982;Johnson, 1999;对韩国的论析见Amsden, 1989;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论析见Wade, 1990),理论上要更加重视民众和社会公平;在运作实际上,由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约40%的国内非农生产总值仍然来自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而且国家基本控制了全国的土地所有权,国家的权力和能力无疑要远大于基本是高度私有资本主义的东亚模式政府。譬如,国家有权动用国企的利润来服务于社会公平,有权为扩大国内市场而大力推动底层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借此来维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已经在中国的一个直辖市(重庆)看到如此的成功试点实验(黄宗智,2011);又譬如,过去地方政府大规模借助来自土地增值的收益(即土地财政)来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应该可以借助同样的资源来支撑农村的公共服务,为的不仅是社会公平,而更是扩大国内市场和树立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如此的措施也可见于另一个重要城市(成都)的实验。如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样的提议:将部分国有企业所有权适当划归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保证其收益被用于民生和公共服务。(黄宗智,2019;黄宗智,2020c)

   也许,中国的“内卷化”小农经济仍然有可能为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传统和其连带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社建议提供恰亚诺夫本人所没有想像到的淋漓尽致的证明和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可能为之提供其所没有想到的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以外的至为具体可行的,更为公平和更具有崇高道德理念的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模式。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坚决承继并发扬恰亚诺夫小农经济理论所遗留下来的洞见,要坚决采用至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小农的英语用词“peasant”,并采纳“新型小农经济”(new peasant economy)的中英文表述来提出对中国的乡村和农民的未来的设想。那应该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框架之下的新型小农经济、综合性农业合作社和新型农产品物流体系,会是恰亚诺夫为小农经济在高度商品化的经济大环境中所提出的基本设想的实施、完善和推进。也许,合作化的新小农经济 + 新型的农村社区,能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成为一条迥异于现代西方的极其霸道的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 +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道路,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和其在城镇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开辟一条新型的,有民众尊严的工农业现代化模式和道路。

   *本文的经验论述依据的主要是笔者的小农经济研究四卷本——《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和《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以及即将出版的《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也来自笔者的正义体系研究四卷本——《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和《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实践与理论》。相当部分的内容可见于笔者近15年来发表的文章。为了方便读者,也在参考文献中连带注明。

  

   参考文献:

   [丹]埃斯特·博塞拉普,2015(1965):《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罗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20a,《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一卷):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20b,《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二卷):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实践与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20c,《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三卷):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19,《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载《探索与争鸣》第11期,第42—56、66页。

   黄宗智,2018,《怎样推进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发展?——美国、中国和“东亚模式”的比较》,载《开放时代》第1期,第151—165页。

   黄宗智,2017a,《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一)》,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126—147页。

   黄宗智,2017b,《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二)》,载《开放时代》第4期,第152—176页。

   黄宗智,2016a,《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载《开放时代》第1期,第155—183页。

   黄宗智,2016b,《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11—35页。

   黄宗智,2015,《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18—35页。

   黄宗智,2014a,《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第2卷:《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第3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b,《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2001);第2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2003);第3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c,《“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176—194页。

   黄宗智,2011,《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第9期,第6—32页。

   黄宗智,2010a,《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0b,《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第10期,第134—158页。

   黄宗智,2009,《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51—73页。

   黄宗智,2002,《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49—176页。

   黄宗智、高原,2014,《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载《开放时代》第1期,第176—188页。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10—30页。

   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143—159页。

   黄宗智、彭玉生,2007,《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74—88页。

   裴小林,2008,《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221—266页。

   裴小林,待刊,《用一个动态产权理论检验英格兰和中国的农业和工业革命》。

   Allen, Robert C., Jean-Pascal Bassino, Debin Ma, Christine Moll-Murata, and Jan-Luiten van Zanden, 2011,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38-1925: 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Indi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4, pp. 8-38.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sden, Alice H., 1979,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e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Modern China, Vol. 5, No. 3 (July), pp. 341-379.

Ban, Sung Hwan, 1979 “Agricultural growth in Korea, 1918-1971,” in Yujiro Hayami, Vernon W.(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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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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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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