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久雨:美好社会: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展开与演化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08: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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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久雨  

  

   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美好社会奠基何以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一致的,特别是小康社会条件下人们基于实践基础上生成的价值观念,并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对社会变迁与发展进行价值引领。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美好社会的价值旨归。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塑造并决定了未来社会(在下一阶段表现为美好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其在深层意义上指明了美好社会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与实践旨归。对于力图在本世纪中叶完成现代化任务的中国而言,现代化了的国家、现代化了的社会以及现代化了的人,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化指向,同时也是美好社会之现代化价值取向的深层彰显。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人们对美好国家、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共识。纵观大历史,社会变迁的过程往往是价值冲突频发的历史时刻,引领一个社会的未来走向,必然要求化解价值冲突、解决价值分歧。“价值多元化的必然结果是价值冲突,价值冲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最显著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及其深化,改变了价值场域上多元纷争的局面,从价值上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价值根脉,为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价值遵循,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准绳。不论是个体、社会、还是国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都必须依照已然确立的价值观念来行动,才能最大程度实现个体幸福与共同体发展的同频共振。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一整套美好社会的价值实现方式。在社会变迁进程中,价值理念的深层意义在于“改变世界”,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实践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要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观念意义上的社会,并通过人的实践将其转变为现实,这一现实正是要实现美好社会。概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意义及其不可分割的实践指向,为美好社会的生成铸造了坚实的价值根基,使这一社会图景自提出与生成之始便高扬着价值理性的旗帜。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与发展:美好社会生成的制度根基。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展开,其内在机理具有同构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美好社会建立的前提与基础在于物质要素的变动,现实根源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奠基与文化沉淀,而根本保障在于制度的完善与变迁。

  

   美好社会的生成有赖于制度对“公意”的根本回应与渐进实现。卢梭认为,“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投票的数目,倒不如说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因为在这一制度中,每个人都必然地要服从他所加之于别人的条件。”诚然,卢梭的公意学说有其学理上的深刻性,但其根本局限在于其无法开掘公意的真正实现进路。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要想达成公意的理想状态是非常困难的,但一项社会制度是否合乎公意、是否能实现公意,需要从动机、过程与效果三方面加以评价。经过小康社会阶段的不断推进,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制度安排愈发注重公意,即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人民主体”等理念贯穿到小康社会各领域实践的全过程,贯穿到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与国家治理始终,并着眼于现实的治理成效是否合乎公意。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真正具备实现公意条件与能力的制度便得到不断完善,这正是从制度的层面为美好社会的生成奠基,一个有力呼应并最大可能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实现公意的制度,正是美好社会所希冀的制度。

  

   美好社会的创制过程,既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生动塑造的过程,又是一个制度反过来决定治理、影响治理的过程。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提出,“在社会制度刚刚产生出来时,共和国的首脑们就缔造了共和国的制度,而后来则是共和国的制度造成了共和国的首脑”。这深刻点明了领导力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结与互动关系。在小康社会实现后,我国“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已经获得公认,美好社会的制度图景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两个阶段性目标进一步相互承接。制度完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也是美好社会的实现进程。中国的领导力、主观创制能力将不断为美好社会奠定制度根基(制度设计),即通过建章立制、完善制度来确保有“制”可依、有“规”可循。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加巩固的制度也将为美好社会的运行提供根本保障(制度运行)。

  

   总而言之,美好社会及其实现是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演进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内在逻辑,实现了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制度的根本超越。

  

   三、现代性的扬弃与超越:美好社会的图景沉思

  

   美好社会在当代中国的生成,真正实现了对社会历史主体——“人”的关注。其与“小康社会”一样,有着共同的对人之精神与价值的高扬。美好社会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图景,其实现既为了人,又依托人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唯有真正依托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并凝结起社会整体意义上人的力量,更高层次的美好社会图景才能转变为现实。但美好社会比小康社会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将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实现更大的跨越。

  

   毋庸讳言,沉思美好社会的图景、理解美好社会生存状态的变革,乃是关乎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大论题,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母题”。这一图景本身既要实现对以往一切世代社会发展状况的超越,又要延续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脉络,更要承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美好社会的图景是一幅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想图景,既是对“现代性”固有弊端的扬弃与超越,又着眼于新时代条件下人的现实幸福、现实生活体验、现实社会交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开掘人在美好社会中实现全面发展的可能。基于此,美好社会应当呈现出一幅扬弃“现代性”、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在现有条件下追求“自由个性”的社会发展图景。

  

   第一,超越“现代性”的美好社会图景。在马克思看来,“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物的依赖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之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虽然在这一社会中“人的独立性”也得到了历史性的提升,但这种提升无疑是伴随着沉重代价的。可见,“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两副面孔,一面代表着现代性的进步性,一面代表着现代性的破坏性与矛盾性。我们都知道,现代性意味着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社会所不可剥离的核心,其构成了现代世界之所以成为现代世界的基本内容。但是,必须明确,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现代性,只是众多现代性版本的初始版本或发展得较为充分的版本之一,而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即“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流变和发展”。思考合乎“价值理性”以及“人的解放”发展方向的现代性中国版本,是美好社会所承载的现实任务与重大使命。

  

   首先,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彻底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反思”,美好社会要克服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现代性固有缺陷。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激进哲学注重从文化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这一视角固然有其意义与价值,但也有显著的缺陷,即没有上升到马克思所开创的市民社会批判视角,较少或没有真正从物质根源中找寻真正可以“改变世界”的现实进路。将美好社会置于现代性批判的整体视角下进行图景沉思,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进路出发,进行彻底的、基于中国本土化视角的现代性反思。从美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着手,从美好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着手,现实地对现代性进行思想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否定之否定”。在这里,必须明确,美好社会要反思现代性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异化现实,找准现代性的弊端对症下药,才能根本医治现代性的精神危机与内在矛盾,找寻美好社会图景的方向。

  

   其次,对现代性的“扬弃”,美好社会要在扬弃的基础上进一步继承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对现代性进行扬弃,就意味着不全盘否定与抛弃现代性的文明结晶。马克思早已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不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早已站在现代性框定的历史维度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时空尺度之下的美好社会建设。现代性下的科技成果、生产发展、制度创造、思想智慧有其历史进步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现代性下的社会图景确实给人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需要满足,但这种满足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既表现在主体上,也表现在需要的内容上。美好社会的理想图景正是要在主体与内容上实现对现代性的扬弃,让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或多数人成为美好社会的拥有者,在需要的满足上也同样实现历史性的提升。

  

   再次,对现代性的“超越”,美好社会要为现代性提供社会主义方案与智慧。现代性肇始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所有权与话语权在西方。中国在新时代所要致力于实现的美好社会,在其终极图景上必然要表现出迥然不同于西方的全新图景。这样的图景主要从三方面体现:一是在美好社会中,劳动不断朝向人之“生活的第一需要”发展。在美好社会中,属于现代性的人之劳动异化的状态将得到根本缓解,劳动不再成为压迫人的存在,而是成为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二是在美好社会中,对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也实现多维度的扩展、多样态的提升,这还包括对小康社会条件下人的需要满足进一步跃升。三是以社会主义的整体优势来推进技术变革,创造出超越现代性科技发展的全新社会图景,使美好社会从根本上成为一个人所期待、所向往的社会。

  

   最为根本的是,美好社会要着眼于超越现代性条件下制度的根本缺陷。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处在上层建筑的各项制度安排无法真正做到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而只能是满足资本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美好社会的制度图景,正是要实现对现代性制度缺陷的根本超越:使政治制度更好地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经济制度更好地契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社会制度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权益;文化制度更好地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生态制度更好地建构合乎人类理想的居住环境。进一步看,从“反思”“扬弃”再到“超越”,美好社会的理想图景既有合理吸纳,又有批判超越,它站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实现文明新类型的建构。

  

第二,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的美好社会图景。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马克思认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即将“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用现实的方式、现实的手段来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在实现人的“政治解放”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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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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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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