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0-07-06 17:07:51

进入专题: 晚清公羊学  

陈其泰  
陈立(1809-1869),字卓人,著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中讲“据乱—升平—太平”,而这些公羊学说的核心问题,在凌曙的书中根本找不到,更不用说加以阐发了。通观凌曙所撰《春秋公羊礼疏》、《公羊问答》诸书,能略略涉及公羊义法者实在很难觅得。舍其本而求其末,舍其大而求其小,是凌氏学术的特点。他说自己治学是“穷其枝叶,而未及宗原”,算是有承认自己致命弱点的勇气。如,《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休注:“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何休注中称“据鲁”“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是讲孔子含有深意地变周历的春季为夏历的冬季,预示着朝代要改变,新局面将出现。凌氏却一引《大戴礼》冬猎为狩之旧说,了无新义;二引毫不相干的伪书《孔丛子》“三统之义,夏得其正”的无根之说,与公羊义法风马牛不相及;最后引宋帝诏书称“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把何休解释孔子修《春秋》不但具有预示政治局面要发生巨大变化,进而说明历史必变的思想,降低为在礼制上采集众说以实行之。像这样的疏解,根本不得公羊学的要领,相反地只能把读者引向歧路。

   《清儒学案》卷一三一曾评价凌曙、陈立著作云:“晓楼盖亦好刘氏之学者,而溯其源于董氏,既为《繁露》撰注,又别为《公羊礼疏》《礼说》《问答》等书,实为何、徐功臣。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清儒学案》编撰者对于学术源流实在隔膜,对于公羊学说更是暗昧无知,凌曙学术风格与刘逢禄迥然不同,诚如杨向奎教授指出的,刘氏是“贤者识其大”,凌氏是“不贤识其小”。“陈立的《公羊义疏》用力勤而取材丰富,在清人的义疏中,论材料之丰富可称上选,但缺乏断制工夫,以致獭祭而无所适从,更谈不到‘集《公羊》之大成。’”(20)凌曙舍义理的大端宏绪,选择从礼制作疏解,所走的是一条狭窄的小径,所言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陈立与凌曙有师承关系,陈立治公羊学的路数与凌曙基本相同,而成就高于凌曙。陈立《公羊义疏》可取之处是,他对孔广森混淆公羊家法的某些说法有所驳正。关于公羊学家之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说法,陈立也重申了何休的解释,而不赞成孔广森的别解。陈立此书虽以“义疏”名,然则疏解公羊学的义理实非其所长,他的兴趣乃在礼制训诂方面,仍然是“舍其本而逐其末”,故当代学者评价此书不足以称“义疏”,而应该称“集解”。陈立舍弃了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的大义,根本不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把自已疏解的目标集中在“错综”异例和异辞上。陈立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何休“受命改制”的意思,又去掉了刘逢禄“变”的观点,只剩下卑不足道的文字训诂。陈立不明白公羊学的精髓在于“变”,用变易的观点看待社会、制度等等的演变,故此他对“升平”“太平”诸义,均停留在字面的理解,拘泥刻板之甚。何休提出“三世说”显然是受到《春秋繁露》的启示,并加以发展。陈立不能深刻领会公羊家法,更不善于发挥。像据乱—升平—太平这样对公羊学极其关键而且本该能够有所发挥的地方,陈立的表现实在使人失望,他只作了这样的疏解:“旧疏云:‘升,进也。’稍稍上进至于太平矣。”他的确讲不出什么义理。陈立生活在嘉庆、道光时代,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已日益暴露,时代的要求,是在哲学思想上实现变革,用新的学说批判专制制度、揭露其罪恶。但是陈立却做不到。此一时期若仅有陈立的《公羊义疏》,则公羊学将因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枯萎。陈立著成此书时,中国与外国关系更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变局,新的哲学家需要探求世界的眼光,这更是陈立所未梦见。批判专制和认识世界,这两项艰巨任务便需要龚自珍、魏源这样出色的人物来完成。

   (二)戊戌维新前后双轨演进的新特点

   至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1858-1927)(21)为代表,更将公羊历史变易观与西方政治学说、近代进化论相糅合,发动了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变法运动,公羊学说因之风靡天下。

   在政治上,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跟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他在戊戌前后的多种著作中,都借用公羊学说,论证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论语注》云:“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22)可见康有为“三世说”的要义有二:1、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运行的普遍规律。所以,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2、既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已经包含这些重要的“进化之理”,那么现在实行变法也就完全正当了。可见,康有为推演公羊三世说的实质,是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变法救国的时代要求。康有为对公羊历史哲学的发挥比龚、魏大大前进了,龚、魏引申公羊学说鼓吹变革时,还停留在议论阶段,至康有为则将公羊学说与资产阶级的要求相结合,直接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他的新“三世说”便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获得初步发展,使维新运动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然而,这个阶级特别是维新派上层是极其软弱的,所以康有为的实质要求又只限于对封建制度实行改良。

   康有为在其32岁以前尊古文经,但他不屑于考据帖括之学,他从早年起,就逐步形成了强烈的经世意识和救亡图强的精神。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使他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生活在广东沿海地区,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触西方文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有所认识。1888年5月,他赴京参加乡试。在京城期间,他感受到中法战争失败后时局的危险,认为中国应及时发愤变法。同时发愿要创立同世局巨大变化相适应的、不“拘常守旧”的新异学说,以能够对民众产生大的影响力。此后,康有为在广州两次与廖平见面,接受其影响,确立了今文公羊学观点。康有为接受今文经学,正是他抱定救世、变革和吸收西方新鲜学说的逻辑发展。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刊行了他所著《新学伪经考》(23)。这部著作以其与长期居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完全相对立的观点震动一时,形成“思想界之大飓风”(24),康有为树立起反对自东汉至清代学者们所尊奉的古文经传的旗帜,力辨刘歆所争请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均系伪造,故称“伪经”。《新学伪经考》的产生是正在酝酿的维新变法运动将要发生的一个信号。《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撰成,次年刊行。康有为谈到两部书的关系时说:“既著《伪经考》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25)一部是立意于破,通过攻击长期高踞于庙堂之上的古文经学,而否定恪守古训、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一是立意于立,通过阐释孔子“改制”学说宣传变法的合法性、迫切性,两部书共同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康有为以其宏大气魄和爱国激情,将议政派的理论创造推向高峰,把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观,以及资产阶级君主、民主学说都糅合起来,以阐释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途径,把公羊三世说改造、发展成为由封建专制进为君主立宪、再进为民主共和的新学说,成为维新时期向封建专制政体和顽固势力进攻的思想武器。

   戊戌时期前后以不同路数研治公羊学的学者,我们可以举出王闿运、廖平两人。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室名湘绮楼。他是同治至光绪初年宗今文经学的学者,著有《春秋公羊何氏笺》十一卷。此书撰著的意图是不满意徐彦为《公羊传》何休注所作的疏,故重新作笺。王闿运并未能掌握公羊学说变易进化的哲理和紧密联系政治的特点,所以其书未能摆脱经注家的旧轨。如,《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王氏笺:“二王之后得改元,故不曰公之始年。”按,王氏《笺》所言“二王之后得改元”,“成王绌杞、广鲁”云云,从公羊学来说都是无根之论。鲁隐公元年是传、注、笺的开篇,一开始就表明与公羊家法相乖违。

   又如,《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又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王氏笺:“大,谓推之大也。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按,比较何休注与王氏笺,两者路数完全不同。何休是强调“受命改制”之极其重大、甚至是神圣的意义,新王即位刷新政教、制度有所变革乃是符合天理、天意的事。王氏则从训诂角度言,解释“大”是推之大之,由王正月可以推广到王二月、王三月。而受命改制的“微言大义”,却在他的眼前溜掉了。

   廖平对晚清公羊学的作用有二重性,前期有独到的理论建树,后期却矜奇多变,最后归于荒诞不伦。廖平(1852-1932),字季平,晚号六译。廖平一生著书多至百种,而于清代今文经学关系最大、最有价值者,即在他42岁以前所著成和刊刻的《今古学考》《古学考》二书,其先主张古文为周公、今文是孔子,以后主张今文是孔子之真,古文是刘歆伪作,即是他对清代今文经学所作的贡献。梁启超对此曾有评论:“早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慨。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26)廖平“尊今抑古”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康有为,使他完全转向今文学,随之又著书立说。至1894年以后,两人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康有为以自已紧扣时代脉搏的著作,把今文学推向高潮,并以经过改造的公羊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廖平却不顾自相矛盾,改变自已的学说,并且越变越离奇荒唐。其主要原因是,廖平对公羊学说只是作纯学术的研究,没有继承清中叶以来进步今文学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清代今文学复振的生命力,乃在于它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与挽救国家危亡的时代需要密切结合,廖平的学术观点中没有这种积极的推动力,他对于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特点非常隔膜,故被学者称为“游离于时代主流以外”。廖平专以“制度”作为分别今古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却没有把握住今文学说的核心。即使在其经学思想“二变期”,当他把今文学抬得很高,斥古文经都是伪造之时,也无法把其经学思想与时代要求联系起来。廖平力主以“素王”说代替公羊家法的“王鲁”说,其实质也害怕从“王鲁”引申出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结论。他强调“以经例推之”,拘守于“《春秋》仍君天王而臣鲁侯”,若“王鲁”,则“《春秋》有二王”。如此立论,公羊学说必然失去其活力,陷于偏枯贫乏的境地。

  

   三、双轨并进景观在哲理上的宝贵启示

   拓展“晚清公羊学说双轨演进”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化公羊学说史和清代学术的独特内涵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公羊学的生成史是以《春秋公羊传》为其标志,其后经过董仲舒和何休的发展,已经充分展示出其哲理的深度、创造的精神和独特的风格。而其后千余年殆于澌灭,它到晚清竟奇迹般地“复兴”,并且形成几代学者治学路数迥异、双轨并进的景观,不啻为清代学坛大大增色。今天,我们以“创造性阐释、创新性发展”为指导思想,对于这些丰富的内涵深入探索和总结,无疑在理论上会大有收获。至少在以下三项,我们在哲理上能获得极为宝贵的启示。

其一,深刻认识公羊历史阐释学何以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其根源在于所阐释的经典具有宝贵价值和精深的内涵,其基本命题与民族的历史走向关系极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晚清公羊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990.html
文章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